柏杨全集-第4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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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学
星期日那天下午，柏杨先生暨夫人，携小孙女柏玛丽女士，亲临野柳郊游。
──请读者老爷注意「亲临」二字，此乃「亲临学」最最主要的精华，不可不知。夫「亲临学」者，亲临学也，读者老爷不必缴学费上立正大学堂，只要翻翻报纸，就可恍然大明白矣。君不见，遇到典礼，准有人「亲临剪彩」；遇到会议，准有人「亲临主持」；遇到热闹，也准有人「亲临参加」。大家伙亲临学，已够誉满天下，芝麻绿豆动不动也亲临学，就更使人感激涕零，不知所云。于是乎，见贤思齐，我老人家也就如法炮制，虽然没啥场面可供施展，但有没有场面在他，过瘾不过瘾在我。我老人家平常的节目是「亲临吃饭」、「亲临撒尿」。上个星期，跟巷口那个西瓜小贩吵架，结果被三作牌叫到派出所，我就「亲临挨骂」。不特「亲临学」也，还有「亲自学」，若「亲自睡觉」，若「亲自写稿」，若「亲自屙屎」，若「亲自挨揍」等等，套句广告传单上的话，种类繁多，不及备载，详细目录，函索即寄。
柏杨先生亲临野柳郊游，据说乃中国历史上一大盛典，虽没有衮衮官崽，前呼后拥，也没有顺调份子，在一侧歪着尊脖亲热，更没有摄影记者左左右右，踉跄奔跑。但安步当车，我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我，也颇怡然自得。然而就在怡然自得之际，碰上了惨剧，一对母女跟一个学生老爷，落海溺死，另一位外国朋友也几乎溺死，使得心头郁结成一团，咦，人生真是何处无终点也。
关于三条命案，报上已有详细报导，首先是七岁的钱慈宁小女儿从仙女鞋岩石上落水，接着是做母亲的赖贵兰女士跳下去，一位外国朋友柯林斯（Mike Collins）先生见状，立刻也跳下去，可是风大浪急，他不能支持，这时候岸上的人把救生圈向该外国朋友抛去，才免一命归阴。最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堂附属中学堂的学生廖季衡先生，再跳下去，游向那对母女，几阵狂风，几堆巨浪，三人均葬身海底。悲夫。
经过情形，以台北《征信新闻报》最为详尽，当时虽然只有《自立晚报》记者老爷梁饶宗先生一人在场，但事情发生在下午，晚报便无法与日报竞争。母女二人的姓名迟到星期二才知道，但廖季衡先生的姓名，当时就知道啦，柯林斯先生的姓名则是星期一知道的。我老人家从野柳归来时，天已黄昏，赖贵兰女士的尸首仍在海上漂荡，除了不舒服外，还一肚子困惑，因困惑而又生出来一肚子意见，老毛病就又发作，要嚷嚷出来。从前有人喊曰：「救救下一代！」我看不必想得那么远，能「救救这一代」已不错啦，盖救救下一代，工程浩大，而在野柳鬼地方救救这一代，固比较容易，问题只在观念，只在做不做也。
野柳是一个好地方，论风景之佳，已是第一流，而怪石嶙峋，更是台湾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仅只那些石头，就够人惊叹大自然的神工，说句老实话，如果请雕塑家前去雕塑，恐怕也难雕塑出那些花样。不过，可能太美的都是危险的吧，野柳也同时是个危险地方。第一个危险是石头本身，像「仙女鞋」，状如鹅卵，海浪激搏，一半儿湿，一半儿干，湿的那一边天长地久没有人迹，苍苔遍布，虽然人在干的那一边走，但一不小心，踩到湿的那一边，那比高跟鞋踩到香蕉皮还要灵光，当时就会仰面朝天，一滑到底。第二个危险就是海啦，野柳的海岸，均为悬崖礁石，诚如苏东坡先生的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船只根本无法施展，如果硬不服气，非施展不可，当然不是说其必沉，但它恐怕逃不了撞到礁石上撞得稀烂的命运。
很早之前，就有小民呼吁建立栏杆。但这年头，必须大人物用手拨一拨，算盘子才肯动一动。小民即令把嗓子喊哑，也只不过被当作马叫。但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惨剧，官老爷也有儿有女，至少家里总有活人，应该理一理啦。尤其是，小民前往野柳参观，要买门票，大人二元，小孩一元。风景区收门票，没有人不赞成，但既收了门票，就应有收了门票的责任，不能像绿林豪杰一样，「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绿林豪杰可以搜了银子，拍拍屁股走他娘。收门票的朋友却不应把银子往荷包一塞，去喝其老酒。呜呼，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有收银子的权利，就有保护游客安全，防范危险发生的义务。有出银子的义务，就有要求安全设备的权利。
现在的岩石上，画有一条红线，以示警戒。这当然也算尽了心，但那效果恐怕不大，游客一多，红线被踩在人群的脚底下，就看不见啦。必须有个栏杆才行，而且这栏杆还必须是铁的、铝的、不锈钢的，或其他金属的，结结实实，不但阻挡游客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供游客凭栏远眺。因为除非上面绑着开花炸弹，游客一定会靠上一靠，所以绝不能像公路边的护栏一样，象征性的也。结实是第一要件，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最大特征是不彻底，不精确。谁要是求彻底，求精确，谁就是不近人情，存心挑剔。野柳缺口下坡处倒是有铁栏杆的，可是那铁栏杆已有二分之一的铁柱连根拔起，比没有栏杆还要坑人。要做就请做个万无一失，每根铁柱如果能深入岩石一公尺，就不至于弱不禁风矣。在岩石上纵需要钻一千个三公尺深的洞，又能花几个钱哉，即令要花上一笔，比起三条人命，又该如何。
野柳救人
除了结结实实的栏杆，野柳还需要其他若干救生设备，像救生圈之类，柏杨先生老腿如飞，跑上跑下的找，只找到了两个，一个挂在崖头，一个却深藏内陆。深藏内陆固然紧急时派不上用场，就是崖头悬挂高杆的那一只，距海还有一段距离，也只能往下滑，不能往外抛也。滑顶多滑到海边，抛却可以抛到海中。夫大海广阔，波涛汹涌，有时候一分之差抓不住，就永远抓不住。我们建议收门票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好比说买二十只吧，三分之二用绳系着，就让它像港口里的水鼓一样，长期的浮在沿岸海上，另三分之一则可挂在崖头，以备临时增援。听说洋大人船上有一种专门投掷救生圈的洋机器，不知道价钱贵不贵，如果负担得起，似乎应买它一个，遇到紧急情况，一按弹簧，飞腾而出，则至少廖季衡先生可以不死矣。
有人提议聘请救生员，柏杨先生也有此一念。但野柳风浪险恶，恐救生员也无能为力，不过至少可设立一个纠察员，对越栏而过的游客，驱逐回境──这当然是有了栏杆之后的事，但目前可先做到不准游客超过警戒红线的工作。这位纠察员最好受过救生训练，届时套上救生圈，站在海滨，抛出救生圈给落海的倒楣朋友，也未尝不多出一缕生机。如果可能的话，那些该死的乱礁，用炸药炸它一炸，也是上天好生之德。这建议听起来伟大，实际上所费无几。如果乱礁减少，船只就可停泊，如果再有救生员设备，则救生员在船上，闻声急驶，那要比从崖上往下跳，要快而安全得多。
我们这些呼吁，到底有多少效果，只有天知地知。盖任何一桩事都是这样的，刚发生的时候，你叫要改进呀，他也叫要改善呀，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可是五天热度一过，就没人再提啦，偶尔有人再提，就成了不识相兼不懂国情。呜呼，「后劲不足乱放屁，常使小民泪满襟」！恐怕要等到再有惨事发生时，大家才再吐热气矣。所以我们也并不苛求，如果实在这些建议一无是处的话，应起码先做到一点，派个人巡逻巡逻吧，像「仙女鞋」那种鬼魂密布的地方，千万不准任何人再往上爬。既收游客的钱，就要服游客的务，大务不能服，也应服点小务，即令天理国法无可奈何，但这也是积德之事，尚飨。
在野柳为救人而殉难的已有二人，一位是林添祯先生，一位就是廖季衡先生。林添祯先生的死，固可感可佩，而廖季衡先生的死，更全是基于纯粹的侠义情操，不为什么，只为了拯救那可怜的女人和可怜的孩子。如果社会人士对林添祯先生的表扬是一百分的话，对廖季衡先生的表扬应二百分。开风气之先的固然震撼世界，坚毅实践的人，更不能把他淡淡忘之，这位为一念之仁捐躯的年轻人，如果时间凑巧，他会在林添祯先生之前牺牲的也。
廖季衡先生的死，已引起许多敬慕。而柯林斯先生的话，我们的感谢更多更厚，试想一想，风急浪高，雨紧人号，有多少中国同胞站在那里，而只有洋朋友奋不顾身。他的动机同样纯洁，他冒的险跟廖季衡先生同样程度。唯一不同的是，他在筋疲力尽时抓住了救生圈，而廖季衡先生在筋疲力尽时被巨浪打向礁石，我们对柯林斯先生的敬慕，不少于对廖季衡先生的一分一毫。台北《中华日报》上有一则消息，也是美国两位兵老爷，柯德罗先生和罗勃兹先生（可惜不知道他们的原文），五月八日那天，经过中山桥，发现桥下有位中国妇人在基隆河中游泳，忽然抽了筋，二位兵老爷立刻赶到桥下，可是那位老奶已经沉入水底矣，柯德罗先生一跃入水，由罗勃兹先生在岸上指示位置，终于救起，施行人工呼吸，一直到她苏醒。这种精神，我们不仅感激，也有说不尽的感慨。
再上个星期日，三月七日那天，柏杨先生在新北投曾亲自看见一幕，该天下午四时左右，我老人家正在溜冰场喝茶，一面看着小孙女溜冰（其实只是四个轮子溜水泥），忽然听见天崩地裂一声，马路旁一棵大树下面，冒出像原子弹爆炸般的烟雾，弥漫空际。等烟雾散后，遥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踉跄站起，又踉跄倒下，众人立刻围成一团。我本来是个老天真，遇到这种事情，一向是也要往上挤的，但小孙女已吓得两目发呆，唏唏要哭，只好驼到肩上，努力安慰。原来该男孩不知道怎么搞的，手中拿着一颗废弹（大概是废弹，也有人说是一包炸药），左晃右晃，轰然爆炸，一只手臂当场炸断，两脚也炸得稀烂。中国同胞围得水泄不透，却只是在看热闹，眼睁睁看着那孩子在血泊中辗转呻吟，好像参观一个断了腿的蟑螂，口瞪目呆，面无表情，没有人扶他一扶，也没有人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或医院来救他一救，可怜那孩子，痛得只能发出哑哑的声音。最后一位外国朋友挺身而出，把他抱起，抱到附近旅馆，再用车子载往求医。
非人也
这桩惨事的以后发展如何，我不知道，但对那位苦不知名的洋朋友，却有无涯的钦敬。他满可以也像那些蜂拥而上的人群一样，看看热闹，然后叹息两声，掉头而去，恁凭那可怜孩子在血泊中辗转翻腾，哀号至死──我真有点疑心，如果不是那位洋朋友，该男孩会有什么遭遇？恐怕准在血泊中辗转翻腾，哀号至死也。所以我们更感觉到廖季衡先生侠义情操的珍贵。盖中国五千年来铸成的大酱缸，把侠义情操和同情心都酱死啦，酱成了冷漠、忌猜、残忍无情，嗟夫。
第二天，我老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朋友，扼腕不止，他的那位正在读台湾大学堂的儿子，正色问我曰：「老头，当时你老人家如果不是有小孙女牵挂，一定也会挺身救他的，对吧。」一面说一面在眼中闪动着肯定而信赖的光芒，我老人家急忙拍胸脯曰：「那还用说，我早卷起袖子上啦。」该学生一听，嫩胡子脸上，立刻露出敬佩之情。而我老人家在回家途中，也战志高昂，身轻如燕。可是睡到半夜，仔细一想，恐怕不见得不见得。夫撒手不管，有百利而无一弊，如果一时鬼迷了心，把孩子抱起，将抱往何处乎？恐怕雇计程车都雇不到，鲜血如雨，谁肯触这个楣头？即令雇到啦，送到医院──好比说，送到台大医院吧，第一件事就是要缴费，我用啥缴之哉？第二件事就是要保，我有资格保乎？我又有胆量保乎？一切平安，还倒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恐怕舆论就出来啦：「那老头，他以为他是干啥的，啥闲事都管。」亲戚朋友，安慰之余，也会劝曰：「老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也不是年轻小孩子，以后少管闲事为宜。」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矣，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也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殷监。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乎？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啦。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两年之前，有这么一件事，不知道介绍过没有，一直印在我老人家尊脑之中，拂也拂不去，忘也忘不掉。那时四国篮球赛正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中华体育馆举行，正赛得紧张时，播音器忽然传出声音曰：「某某先生注意，某某先生注意，你的母亲在医院病故，请马上前往。」还没有广播完，已掀起了哄堂大笑。我身边一个朋友蓦然曰：「可惜我不是专制魔王，我要是专制魔王，我就教御林军围住场子，不分男女老幼，杀个血流成河。」我大惊曰：「你吃了啥药啦，这般火性。他们可能只是笑那个家伙是球迷，妈妈病危还来看球赛，不笑做母亲的寿终正寝呀。」朋友曰：「不然，如果那样，他们应该大怒，不应该大笑。」呜呼，我虽口若悬河，不过故作温柔敦厚，以便受人称赞罢啦，而心中也实在憋不住。这批听了别人母亲死亡竟然大笑的人，真不知道跟一群畜生有啥分别？吾友孟轲先生曰：「无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