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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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弹劾其北洋官费私消事。他深恐上谕发下后被辱，即由张怀芝保驾，微服逃往天津依杨士骧。后来，奕匡力、世续等力保无其事，乃于当晚又回北京锡拉胡同寓所。奉诏时，他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次日，晋见摄政王“谢恩”辞行。１月６日仓皇出京，没有隆重的送行，也同有尊荣的护送，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大有世态炎凉之感，他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3＇
对于袁世凯下台，北洋将领虽然普遍不满，但毫无公开表示。只有严修曾抗疏请收回成命，但无结果。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映也不完全一致。由于袁在主持外务部期间有明显地亲英美倾向，日本人认为袁罪有应得，而英国则表示同情袁，并对清廷强烈不满。１月４日，英国《泰晤士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社论，赞扬袁的不寻常的才能、进步的观点以及对朝行之有效的忠诚。最后，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4＇
袁世凯不愿回交通闭塞的项城，先在河南卫辉住了几个月，６月间就迁到彰德北门外洹上村。这里原有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袁“爱其朗敞宏静”，即购此别墅，加以改建扩允，题名“养寿园”。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池水碧绿。袁曾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垂纶而坐，并召见天津某照像馆为他摄此景像，美其名曰：“蓑笠垂钓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以表示自己寄情山水，鱼樵足乐，不再闻问政治。实际上，这是他的韬晦术。他暗中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园内设“电报房”，与各地心腹爪牙常通消息，时刻预备东山再起。他曾写道：“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5＇这首以咏山水为名的歪诗，把他不甘寂寞、妄图窃国弄权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载沣放逐袁世凯后，立即另编了两协（一万二千人）禁卫军，派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管理海军；而自为各军统率，紧紧地抓住中央军权。同时，又进一步剪除袁党，以巩固自己对军政的控制。１９０９年２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6＇３月２３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６月２８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１月唐绍仪被迫乞休。２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馀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特别是北洋各镇，上下各层军官都是袁一手培植起来的，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载沣等曾引用非北洋系的日本留学生替换北洋高级军官。这种尝试，也未能打乱北洋系统，而终归失败。如１９１０年１２月，调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以湖北留日陆军学生吴禄贞（１８８０—１９１１）年接任第六镇统制。但吴禄贞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于１９１１年终被袁派人刺杀（见第八章第二节）。所以，帝国主义者一直把袁视为“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仍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7＇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帝国主义分子“群口相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8＇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9＇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重心的迅速变动，上层的危机更趋严重。袁被赶下台不到三年，伟大的辛革命就爆发了，清王朝从此灭亡，这都不是偶然的。历史的规律客观地向前发展着，把反动派一个一个地送进坟墓。
注释：
①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８。
②清政府新官制是：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如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太常、学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并入，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名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邮传部。各部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
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２，页１。
⑤袁世凯：《陆各镇请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日，故宫军务档。
⑥《莫理逊致奇罗尔》１９０６年１２年９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ｋ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１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６版，页３９７至３９８。
⑦１９０５年河间秋操，有人密折附片，奏劾袁世凯阅操用龙旗。１９０６年９月２７日，给事中陈田劾庆王收受山东巡抚杨士骧贿银十万两，由袁世凯过付，词连徐世昌，折留中。１９０７年５月，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缘无耻，以歌妓献载振。７月１２日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１６日，陈田奏劾袁世揽权营私。８月，御史成昌参劾杨士琦，词连袁世凯。１０月２６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袁世凯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因缘比附。
⑧《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５３０，页５０。
⑨《杨士骧行状》，《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⑩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８。
＇1＇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１０，页２２８。
＇2＇同①。
＇3＇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１１。
＇4＇《泰晤士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４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Ｓｈｉｈ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９９。
＇5＇袁克文：《圭塘歌合集》。
＇6＇《锡良遗稿》，奏稿第２册，页９４３、１０、３０。
＇7＇《莫理逊致蔡廷斡函》，１９１１年４月５日。同⑥，页５９２。
＇8＇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9＇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８１。
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
孙中山（１８６６一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清末，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当工人，后来，开垦荒地，经营畜牧业，渐渐发展成一个华侨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读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由于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便经常和爱国青年一起，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民族危机加深，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毅然走上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道路。１８９４年秋，他在檀香山华侨中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不仅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且要“创立合众政府”，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封建君主制。不久，孙中山回国宣传革命，联络会党，扩大组织，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义和团运动后，全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民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１９０４年２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会员有黄兴（１８７４—１９１６）、谭人凤、陈天华、宋教仁等，共推黄兴为会长。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组成，负责人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等。这两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在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大都逃往日本东京避难。当时，在日本有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不少人也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后，于１９０５年７月到达日本，在各革命团体积革命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倡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受到热烈欢迎。同年８月２０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并组成了总部机关。
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后，孙中山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在同盟会的宣言中大胆地设计了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庄严宣告：为肃清中国千年专制之流毒，“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同盟会的纲领尽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②这个纲领对殷切希望从封建专制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对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广大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对民主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发行多种报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历史，热情地讴歌人民起义的英雄事迹，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无情地揭露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丑行和所谓“新政”及“预备立宪”的骗局，指出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官僚都是清廷的“豪奴”，并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推翻清政府。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堕落为保皇党。他们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保皇，诋毁革命，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帮腔。同盟会以其机关刊物《民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对保皇党进行反击；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耍不要实行民主，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与康、梁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剥掉了康、梁身上披着的迷人的外衣，使许多受改良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站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③
孙中山不仅直接领导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也积极地组织国内武装起义。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在同盟会员刘道一等领导下，江西省萍乡、湖南省浏阳和醴陵爆发了会党矿工起义。他们发布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提出“破除千年之专制政权”，“建立共和民国”。各路起义军三万余人，在几天内占领了许多重要村镇，屡败清军，形成很大声势。清政府从长沙、武汉、南昌调集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军因力量分散，寡不敢众，终归失败。但这次起义扩大了同盟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谅。
袁世凯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贯采取仇视态度。在他被摄政王载沣赶下台以前，除极力推行“新政”，强化统治工具外，还想方设法直接镇压革命。早在１９０４年，他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了自己的坐探。同盟会一成立，他立即密奏西太后。西太后密谕各省督抚“严防乱党”。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袁于１９０６年把天津侦探队改组为探访局，扩大特务机构，到处布满“包探”，缉捕革命党人，并规定“拿获革命党首领赏银千两，一般党徒五百两”。④尽管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还是放心不下，“夙夜焦思”。清政府镇压萍、浏、醴起义不久，即１９０７年２月８日，他给西太后上密折说：民主革命的学说“中于人心”，海外留学生“靡然从之”，开演说会、纪念会，“听者数千人”’“履霜坚冰，渐难收拾”。并建议采取以下“拔本塞源”四策：
一、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他说：“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为不轨实迹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力、”’“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使逆酋无托足之区”。
二、派人到国外华侨中作欺骗宣传，使其拥护清政府。他说：“应饬外务部招选明白事理、长于口辩之员，优给费用，派赴各国使馆，酌改装束，作游历绅商，分赴著名巨埠，招集华侨演说国家变法自强之理，与国民同舟共济之义，以解散逆党、抵为浮言，并联络各报馆，使海外商民回面向内。”
三、限制出国留学生，于留学生中“安插眼线”。他说：“应请饬下各行省转行海关，严查出国学生，不论前往何国，如无咨送文凭，概不准听其自往，并请旨施下驻日使臣兼留学生监督。重赏购钱，密查学生之附合该党者，分咨各该省原籍，责成该生家属招回管束”，“苟逆党孤立无助，其势自衰”。
四、取缔革命书报。他说：“近来逆书逆报甚多，其尤者如《民报》，如《回天手段》……”“内地总行严禁”’“若按户严搜，必多骚扰；听其滋漫，则隐患无涯”。“应请旨饬下学部编定教科书，将忠君爱国之义，进化合群之理，反复申明，俾家经而户诵之，庶淫辞邪说不得行其蛊惑之方”。⑤
西太后对四策全部采纳，当天批令“外务部学部认真办理”。⑥
经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要求，日本政府令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于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７日开除与同盟会有关系的的中国留学生３９人。３月４日又迫令孙中山离境。８月２１日，清政府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前往东南亚各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