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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袁世凯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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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陈一:《新语林》,卷1,页20。

  '1'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2'同'1'。

  '3'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4'《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1913年4月26日。

  '5'《洪述祖江电》,1913年5月3日。

  '6'《新闻报》,1913年5月7日。

  '7'《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20册,页11。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1912年至1913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1913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1912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4月23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3月20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26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买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会通过的,于是便不经国会审批,径行签字。这是袁氏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因此激起国民党人激烈的抗议。国民党议员纷纷向袁政府提出质问。就是一些号称稳健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惟政府不俟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张、王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求袁世凯取消借款合同。

  5月2日,袁世凯给国会咨文,硬说借款早在上年经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上年12月27日,参议院仅听取了周学熙关于借款会议经过的口头报告,并没有通过。袁在咨文末尾这样写道:“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谢,以明责任。”③“引咎自谢”是袁世凯用以威胁国会的惯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辞职。就在这时他已经公开地布置反革命武力了。

  5月1日,赵秉钧因宋案不得不引嫌辞职,袁世凯认为愈避嫌愈会暴露,因此只准他请假,而派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上台后,立即备战。5月6日、15日,接连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南方用兵的计划:由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两路分兵南下。津浦路方面,早在4月上旬袁世凯已密令驻扎兖州的张勋所部“辫子兵”和驻济南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整军备战,候命待发。京汉路方面,5月9日袁命令第六师(师长李纯)由信阳开往武汉,向鄂、赣边挺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由保定开往信阳接防。同时,以海军大演习为名,命令长江及沿海各军舰一律北上,集中烟台停泊,以防海军起义,附和国民党。袁世凯对南方海军一直抱怀疑态度。

  袁世凯并没有把全副精力用于调兵遣将,为使军事行动迅速奏效,他还搞了许多政治阴谋活动。

  他十分注意争取和利用同盟军。在他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于5月29日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现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从五点声明可以看出,进步党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几乎全是重复北洋派的滥调。进步党理事张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与袁氏暗通声气,他希望助袁统一,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5月底,当赵凤昌等催他到上海调停南北冲突时,他认为“统一与调和抵触”,拒绝离开南通,“假装生病,不加理采”。直到6月中旬他才改变态度,将汪精卫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张謇认为汪拟条件“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并建议袁氏电请汪到北京,“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回电假惺惺地表示考虑张謇的意见,同时指使梁士诒电邀汪北上。

  袁世凯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黎元洪的态度至关紧要。5月初,他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这是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发来效忠电,他说:“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这个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赌咒发誓:“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④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谋叛乱”,将其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国民党内各派系,袁世凯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反革命策略。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主张“法律解决”。袁氏于4月8日按时召开了国会开幕大会,并派梁士诒为代表,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就使国民党议员更增加了进行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当然,袁还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并命令北京警备地区司令官传讯国民党干事说:“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自行宣布,并将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⑤为了换取“保护”,国民党北京支部长吴景濂便腆着脸“遵命”把黄兴、李烈钧等除名。

  当时,在上海进行“调解”活动的人很多,除张謇以外,另有国民党人谭人凤、王芝祥、汪精卫、蔡元培以及老官僚岑春煊等人。5月4日,岑春煊、谭人凤、王芝祥等十人致电袁世凯,提出以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及政府不得干涉制定宪法等,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9日,袁回电一口拒绝,并就岑电所提各条逐一狡辩,说赵秉钧于宋案“尚无嫌疑可说”,借款上年已由参议院通过,政府干涉制宪“纯是猜疑”。当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煊的代表先后抵京,袁世凯一一接见,态度始终不变。他对自己的老政敌岑春煊尤为反感,在接见其代表蓝建枢时极不耐烦地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⑥对于6月初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则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说,“鄙人以国事为重,激则召争,平则息事,一以淡字诀处之。”最后说:“执事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俯视尘垢,如肯惠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⑦但是,汪精卫因忙于在南方奔走,没有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

  对于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心怀杀机,口出狂言。5月21日,他命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又强调说:“我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⑧完全是一付凶神恶煞的面孔!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狡猾地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欺骗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恶毒地污蔑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⑨袁世凯明明是发动内战的祸首,却把自己说成是“为民请命”的代表。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5月13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7月13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⑩袁世凯是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专家。他装作关心商民的命运,目的是为争取资产阶级一般群众离开革命。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氏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1'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袁世凯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太炎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2'章太炎遂认为他无“帝国思想”,只有“终身总统之念”。'3'同时,袁世凯又特意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4'

  袁世凯一边搞政治阴谋,施放和平烟幕;一边已把军队集结完毕。6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6月3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合”。在京江西籍官吏,也以“人民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要求制裁李烈钧。袁氏便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于9日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并提拔李烈钧的部下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14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30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陈炯明、欧阳武都是国民党员,袁暂时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化自己的敌人。

  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本来,张謇“调解”的条件之一是暂不撤换国民党的都督。袁世凯断然宣布这种任免令,表明他已将战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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