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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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逼孙中山交出大总统之后，做出邀请的姿态，请孙中山到北京面谈。孙中山先生感到对政治局面无能为力，想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10年之中，筑20万里之线”，以经济建设推动民主政治。于是，在1912年8月到北京，计划在与袁世凯会谈后顺便对北方各省进行一番实地考察。这样，就提出了到山西考察铁路、调查矿产的计划。善于利用时机的阎锡山，立即大作文章，组织隆重接待，造成他与孙中山先生关系非同一般的声势。因为他看到，能与袁世凯相抗衡的，当时的中国只有孙中山一人。隆重接待孙中山，能使他在袁世凯的眼里分量加重，使袁世凯更不敢轻易动他。对于这一得意策略，阎锡山曾私下对心腹赵戴文说：“这叫借助钟馗打鬼。”
1913年，革命党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坚持民主共和思想，宣称要组织国民党责任内阁，并声言将选举黎元洪为总统，真正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因此引起袁世凯的忌恨，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暗杀。之后，袁世凯又同俄、英、日、德、法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向帝国主义借巨款，作为镇压南方革命力量的军费，并令北洋军阀迅速对南方用兵。 这些倒行逆施，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孙中山于是发动了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阎锡山看出反袁的革命力量弱小；难以成事；但同时又不想落个与孙中山唱对台戏的名声；于是就标榜“中立”。所谓两不得罪，实际上是站在了袁世凯一边。果然，因军事力量对比不利和国民党内部涣散，讨袁军节节失利。南京被北洋军攻占，“二次革命”完全失败。阎锡山这次的算盘打对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各省的都督大多被撤换，全国仅有山西的阎锡山和云南的唐继尧成为“不倒翁”。不仅不倒，而且受到了袁世凯的奖赏。1914年，袁世凯授予阎锡山“同武将军”的名号。阎锡山以之为荣，在老家河边村修建门楼，题名为“同武将军府”，以示夸耀。到1915年袁世凯改元称帝时，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银币二万元作经费，接着又连电劝进，声称“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天与人归，各当其时”，“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祝，早日决议，有以符舆情而巩固国基也。”这一番话，在讨好袁世凯的同时，确实也道出了阎锡山心目中的所谓革命，就是取得权力和利益。反满清并不意味着反皇帝，反封建。他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地登基称帝。袁世凯看到阎锡山的劝进电，“龙心”大悦，喜不自禁，立即朱笔批曰“颇有见地”。称帝后，很快封阎锡山为一等侯爵。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对。蔡锷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讨袁檄文，向袁世凯发动进攻，孙中山也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各省纷纷响应和支持。而阎锡山这时仍然站在袁的一边，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的行为，表示反对，并指斥他们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直到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被迫取销帝制后，阎锡山还煞有介事地通电要求蔡锷等人“痛加悛悔”，对自己反袁的行为进行反省。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在台面上表演出来的对袁世凯的忠心和媚态，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阎锡山不会有那么多忠诚，他的“反骨”深藏不露，显示他的政治算盘已越打越精。只要有机会可以利用，他总是不肯放过。他一面奉承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达忠心；一面却又与蔡锷暗中通气，更隐蔽熟练地玩弄“左右逢源”的游戏。形势的发展，不断给阎锡山桌面上的表演以沉重的打击，却又使心怀叵测的阎锡山窃喜不已。反袁气势日益高涨，宣布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北方省份也纷纷宣布独立，到陕西也宣告独立之时，袁世凯大势崩溃，手中已经没有了可用之兵。帝制被迫取消，但袁世凯仍想霸占总统的位子，又指使段琪瑞在南京召开各省督军联席会议，以寻找苟延残喘的办法。阎锡山指使他的代表，赞同以袁世凯退居总统的办法，由袁继续把持国政。众叛亲离的形势之下，阎锡山的这种态度，深得袁世凯的赞赏。于是，在走投无路、捉襟见肘之际，他要阎锡山派兵到郑州，防备陕西的军队向河南进攻，还想用这个部下的忠诚抵挡一时。阎锡山接到出师郑州的电令，立即表示服从。但又说山西贫瘠，筹措军费困难，求袁世凯接济。袁信以为真，一口承诺，并随即拨发军费80万元，作为开拨所需。阎锡山也迅速行动，在娘子关集结兵力，派员领到粮饷之后，就以兵力一部进驻石家庄。袁世凯越发相信阎锡山此时是真心真意在拥戴自己，因而对拨付军资军械的要求满口答应。阎锡山的部队得到堆积如山的物资，从容装备，并不急于南下郑州。频频以军资尚缺请求拨付为由，继续拖延时日。军资军品堆积如山，又缺车装载，就请京津拨车备用。直到无法再拖延了，装载重兵的列车于深夜开行，但车并未开往郑州，却是向着北边背道而驰。车离郑州越来越远之时，阎锡山给袁世凯发电报称：“我军北驶，已抵保定。”袁世凯接到这封电报，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这个“脑后没有反骨”的部下戏弄了一场。措手不及而悔恨已晚，从此病沉难起。有人说阎锡山的这场戏和这封电报是袁世凯的催命符，也许并不夸张。阎锡山自己，在对袁世凯作了这一番嘲弄式的报复后，心满意足地微微而笑。这个曾让他坐立不安的袁世凯，终于也有被他玩弄的一天。最后这一着，不仅吐了一口多年来沉重郁闷的恶气，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大批军资物资。
对于阎锡山媚袁的这一段经历，国民党内始终有一部分人耿耿于怀，斥之为“叛变革命”。阎锡山本人恐怕也感到不甚光彩。在他的回忆录中，极力予以粉饰辩解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示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攻之者认为事实铁定，辩之者苦心编织言词。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自然会有不同的说法。但历史的事实是：阎锡山确实是对袁世凯一身媚相；阎锡山的地盘和力量也确实是保存下来了。不过，从中倒是可以看出，能够在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眼前瞒天过海，显示阎锡山善于韬光养晦的手段此时已经相当成熟，而他那“存在第一”的哲学想必也经历了一次成功的喜悦。
拥段倒黎，反对护法，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阎锡山以他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才能，早在竭力奉迎袁世凯的同时，就已经将投靠段琪瑞作为通向袁世凯的一条捷径。段琪瑞好为人师，阎锡山就投其所好，在1912年，到北京谒见袁世凯的时候，首先具了门生帖子，拜见段琪瑞，三跪九叩行了拜师大礼，从此自称为段的学生。在段的面前，表现得谦逊稳重，颇得段的好感。段琪瑞确实也在袁世凯的面前为他说了不少好话。现在段琪瑞在中央政府掌了大权，阎锡山自然更是趋炎附势，同时，自己的腰杆子也就硬了起来。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他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对于山西的军政大事，不闻不问，以示没有野心。袁世凯一死，他就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处境了。他先是赶走了袁世凯派到山西的巡按使（即省长）金永；接着就准备收回先前放弃的军权，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时任山西军政司司长、督军府参谋长、混成旅旅长的黄国梁。
这时，也有人想要利用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这个变化来对付他。这就是投靠山西的吴禄贞的部下孔庚。孔庚投靠山西后，也曾为阎锡山出过大力，长期坐镇包头，治理地方有方，名震塞北。袁世凯曾当面嘉奖过他，而他与副总统黎元洪又是老乡，来往密切，并将不少同乡旧部，安插在部队中，因此引起阎锡山的莫大疑忌。阎曾暗中操纵孔的部下发动“兵变”，企图将孔杀害，但孔因此时不在自己办公室而侥幸躲过。后来，在袁世凯称帝时，孔庚秘密进行过反袁活动，更为阎锡山所不容。阎曾一度撤掉孔的职务，将其软禁在太原。孔庚这时就和黄国梁勾结起来，密谋将阎锡山取而代之。由于袁世凯时代强行压缩山西军队的编制，只剩下黄国梁所部的一个旅。袁死后，黄国梁就着手扩军。他大批训练军队的基层干部，又挪用军费修建营盘。他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一个旅扩充为一个师。计划拟得非常周密详尽，只剩下将师长的名字填上黄国梁三个字。在黄国梁看来，与阎锡山的关系非同寻常。既是早年的拜把子弟兄，又从太原起义以来一直亲密共事，还在袁世凯的监视下替阎锡山担惊受怕地顶了几年门户。艰险过去，现在得到发展的机会了，军队扩编，自己顺理成章地当个师长还有什么过分之处吗？却不料，计划送到阎锡山处，阎看过后勃然大怒，将计划扔在地上，拍着桌子大骂：“绍斋也太不把蒙放在眼里了，这样，干脆这个督军就由他当好了，何必还用蒙作傀儡？一点小事，他都不听蒙的，难道蒙就那么听话！”素日积累的矛盾找着了爆发的导火索，早已成竹在胸的图谋得到了实现的时机。阎锡山逮着了好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他既不看拜把子弟兄的面子，也不理采长期共事的交情，表现出一副震怒的模样，立刻把秘书长召来，拟了一份电报，拍发给北京黎元洪总统和段琪瑞国务总理。电文声称“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徒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请北京政府撤销黄的职务。当然，不用等北京政府的批复，他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狠下毒手的行动。他怒气冲冲地把宪兵司令找来，亲手写了一道手谕：“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当面命令宪兵司令派兵包围黄的住所，禁止黄与外界任何人见面，监视黄于次日早晨离开太原。宪兵司令虽然曾是黄的好友，此时也不得不绝情相逼。黄国梁被迫郁郁寡欢地离去，临行感慨良多：因为原来的山西军政司长、阎锡山的另一位好同学，太原起义后曾任副都督的温寿泉，是黄国梁在阎锡山的授意下逼走的。性格爽直的黄国梁，虽然是阎锡山患难与共的把兄弟，却难与阎锡山同行一路。
对于时任晋北镇守使的孔庚，阎锡山也毫不客气，让亲信张树帜趁孔进京不在大同期间，带兵闯入镇守使署监印室，将镇守使关防抢走。孔庚知道是阎指使所为，只得忍气吞声，乖乖地将镇守使职务交与张树帜，离开了山西。
这年7月，阎锡山应邀进京面见黎元洪，回到住处，哈哈大笑着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他看不起黎元洪，这一次却差点遭了黎元洪暗算。次日晚，段琪瑞派一个亲信，把阎锡山请去密谈了很久。原来，孔庚、黄国梁被迫离开太原后，并不死心，再三鼓动黎元洪采取“调虎离山计”，把阎锡山调到北京，而后孔庚、黄国梁秘密回到太原，由黎元洪出面明令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北京，措手不及，鞭长莫及，到时候也只能认命，他的这个老窝就给端掉了。段琪瑞得到了这个消息，为拉拢地方实力派，以念师生之谊为由，迅速把消息透露给了阎锡山，并面授机宜：即日化装离开北京，间道转回太原。只要能先他们一步回到太原，控制局势，黎元洪就不敢动手。老谋深算的段琪瑞替阎锡山筹划一番，想得十分周到：叫他次日一早乘京汉路车离开北京，为避开耳目，不要在石家庄转车。南下直到河南新乡，换坐车到清化，翻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回太原。
这消息，对阎锡山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轻而易举地挤走了黄国梁和孔庚，却又差点被他俩暗算。看不起黎元洪，却险入黎的陷阱。在对段琪瑞感激涕零的同时，也对黎元洪他们恼恨不已。阎锡山经历过几次突如其来的风险了，这一次就老练得多。经过考虑，他不肯照段琪瑞的计划，绕个大弯子，那样既费时间又多变数，决定还是坐京汉线的车到石家庄转太原。为了保密，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对部下交代说：“蒙想还是坐京汉车从石家庄转太原，比较迅速可靠。不过，蒙不能从车站上车，免得引起他们注意。”他吩咐部下用400块大洋买通火车司机和扬旗手，将火车开离站台到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