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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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不作美，可是成千上万的民众冒着细雨，早就从四面八方向会场集合拢来。雨越下越大，群众依然精神抖擞，百般踊跃。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正要宣布大会开始，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奇怪，下雨天哪来的敌机？台上、台下自然不免惊愕、纳闷，但见康泽带来的宪兵团长已经急不可待地抢过话筒，声嘶力竭地嗥叫“解散！解散！”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就如此这般地被破坏掉了。
三厅成立以来还不到一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报上去的经费预算始终得不到解决，其次是政治部居心叵测地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规定一切对外文件须经该委员会审核后始得印发，紧接着的就是康泽以假警报解散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这一切等于捆绑三厅手脚的绳索，是可忍孰不可忍！沫若憋着一肚子气，实在不想再当厅长了，然而又难于向周恩来启齿。恩来对他一直有点放心不下，曾对阳翰笙说：“沫若老是清高，他不想当厅长，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去斗争。我们不是去做官，我们是去干革命嘛！你不干，我不干，那么谁来干？你和他关系深，要做做他的工作。”①这些话传到了沫若的耳里，不能不引起他深入的思考。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五月的昙华林，满坡榴花红似火，弦歌之声响遏行云，三厅附属的团队为上街头和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正在紧张地排练。沫若坐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放下刚为广州《救亡日报·“诗歌节”纪念特辑》写好的题词，激动地站了起来，望着院子里活跃的人群，觉得他们的行动和歌声好象是为他的题词谱写的曲子。他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他领导下的三厅也不想辜负这个诗歌月，这是开展群众性抗日宣传的大好时节，无奈康泽等人时时干预、事事争夺，他们把五月份各纪念日的宣传活动全都抢归二厅主持，说三厅只需从旁协助。可是他们包而不办，结果从“五一”、“五三”、“五九”直至“五卅”，除了一些官样文章的应景活动，简直无声无息。
这段时间，三厅的成员仍在猛干，沫若更是忙碌不堪。新组成的抗敌剧团已派往台儿庄、徐州等鲁南前线慰问演出，冼星海（1905—1945）、张曙等音乐家正在为指导群众歌咏团而奔忙，洪深、应云卫（1904—1967）等编导则为繁荣抗战戏剧而煞费苦心，连孩子剧团也在日夜忙着演出、开会和座谈。战友们都与沫若同心同德，当阳翰笙对洪深说：“洪先生，郭先生的意思让您到前线去，您觉得怎样？”洪深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问题。只要抗战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战了，我第二天就滚蛋。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你放心好了。你跟郭先生说，我一定尽全力干。”①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好的队伍！沫若感到欣慰，是他们的行动督促、鞭策了他，还有什么理由再离开自己的岗位？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
周恩来早就提请大家注意，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里工作，必须时刻提高警惕：限制、破坏只是他们的一手，拉拢、腐蚀又是一手。果然，张季鸾（1888—1941）、王芸生充当国民党的说客来了，他俩在郭沫若面前唱了一曲双簧：一个闪烁其词地劝他多找张群谈谈，另一个则明目张胆地鼓动他放手倒向国民党怀抱。这一对不速之客的游说恰如一阵耳边风吹过，沫若又读到中央社一则通讯稿，其中有一条国民党恢复包括他在内的三十余人党籍的“最高决议”，联想国民党当局正在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滥调，这不是妄图“融化”共产党吗？对于这一切，他根本不予理睬。
沫若已于四月底偕同立群，从太和街搬到珞珈山原武汉大学的一幢教授宿舍居住。这儿，上一个坡就到达山顶，下一个坡便面临东湖。当此抗战时期，尽管工作很繁重，生活很艰苦，沫若却感到异常的满足。自从有了立群作贤内助：撰写文章或草拟文件时，查找资料常由她代劳；客人来了，又少不了她这位“财政部长”热情款待；工作累了，她还常常陪他去东湖边上散步，或者登临珞珈山巅，极目纵览武汉三镇的全景。更使沫若满心欢喜的是，不久周恩来也偕同邓颖超来到这里的另一幢教授宿舍居住。两幢房屋紧相毗邻，两家人家亲如一家。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贤妻，又有这样的好邻舍，沫若生平寄迹过的地方很多，当以这儿为最理想了。
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有利于开创斗争的新局面，沫若决不辜负亲人的关怀、组织的嘱托、同志们的期望，他要和战友们一同把第三厅建成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郭沫若传第十一章 从武汉到重庆
第十一章 从武汉到重庆
三十一
“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沉寂的珞珈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沫若还在伏案埋首阅读《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译稿。原书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所编，沫若应译者杨明之请，准备为他题签书名并作序。田伯烈说得对，人类是决不会“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全世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抗战也决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今年年初，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不是派来白求恩大夫上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吗？前不久，苏联政府不是贷款五千万美元资助我们抗战吗？田伯烈编写这本书，以及那么多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为他提供珍贵资料，其本身也是个有力的明证。沫若对同情我们的国际友人肃然起敬，同时越发意识到自己必须倍加奋勉。
自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以来，六月十二日安庆又沦陷，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寇正兵分三路，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妄图一口吞掉三镇。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已迫在眉睫。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机会，再搞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活动。他负责拟订的纪念“七·七”的具体办法，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为此又一次被召见，但是他们想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蒋介石的目的无非想借此宣传他个人，抖抖他这个所谓“抗战领袖”的威风。不过这倒给沫若提供了不少方便，“奉旨出朝”，管他陈诚、康泽，谁敢不放行！
纪念活动从七月六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昌、汉口和汉阳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夜晚则有火炬游行，其间还有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和化妆表演车上街、下厂、去伤兵医院进行宣传，抗战画展、木刻画展也按时展出，献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涌。说起献金，沫若与陈诚曾发生过一场争辩，陈诚原先竭力反对，他怕“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的人没有钱”，会有损他这个部长的面子。没想到这几天在献金台前，各阶层的人都自愿跑来了：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每拉一次客就登台献款一次；由小孙儿搀扶着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七个铜板；抱着三弦为人算命的瞎子，特地从乡下赶来奉上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五元钱；乞丐教养所的乞丐竟全体相率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捐献，……一个个面带菜色的劳苦民众，在他们跑上献金台时，脸上都泛着激动的红晕。沫若望着那装满现钞和金银器物的几十只大口袋，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中华啊，中华！你绝不可能沦为异国的奴隶，因为你的子民对祖国的深情，就象滔滔的长江水永远不会枯竭，他们不仅为你献出自己珍贵的一切，还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来保卫你！
武汉民众掀起的献金热潮，使沫若联想起五月间，广州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曾自动组织了儿童救国募金队，他们将募得的钱随信汇给郭沫若，委托他“转献给为民族而抗战的斗士们”。如今募得这么大一笔款子，当然应该用来慰劳艰苦战斗在前方的抗日将士。鉴于前线最缺乏医药和医疗器材，沫若便建议动用一部分献金向外国购买紧俏药品。后来派阳翰笙等人奔赴香港，几经周折，才了却这一番心愿。
国难当头，亿万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国民党达官贵人却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他的同僚每周至少要举行一次舞会，他们在豪华的公馆里，邀来名媛淑女尽情行乐，有时也邀请沫若，目的无非要把立群也拖入他们的舞池。他们抗战不懂得求外援，寻欢作乐倒知道“走国际路线”，每每借苏联顾问的公馆做舞厅，沫若觉得真是奇事一件。
中国抗日的烽火，确实连接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十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①。这与有人散布的奇怪论调恰恰针锋相对，最高当局不是说什么武汉在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守与不守都无关大局吗？沫若明察对方的用心，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①见1938年7月24日《新华日报》。
当时，敌机轰炸武汉更加频繁，武昌城已被炸得千疮百孔，机关、团体和家庭都在纷纷疏散，三厅也派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由杜国庠（笔名杜守素，1889—1961）率领随政治部先遣队撤往衡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居然接二连三地解散抗日民众团体，而将大批流氓地痞和鸦片烟鬼拉来充当“保卫”大武汉的骨干，并提升张厉生为政治部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本来自尊心就相当强的郭沫若，怎么能委屈他向贺衷寒之流称“职”呢？于是辞职的念头由此复萌，整整三天都躲在寓所里不去办公。他与立群一同吟诗作画，以此消气。他爱画兰草，范寿康的女儿求他题画扇面，他不愿使孩子失望，即援笔为她画上兰草。他太喜欢兰草了，“叶似茅草花似竿”，每逢春天朵朵香，兰艾岂能同焚？晚饭后，他常常拗不过范寿康女儿的好意，携她一起去东湖之滨散步。月明风清，心情却不平静，他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边走一边在低吟李白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的意境使他分外感到孤寂。是啊，周围为什么如此寂寥？他转身问身边的小朋友：“青蛙在叫吗？”孩子觉得郭伯伯真有意思，怎么在这一片蛙噪声中，居然还问有没有蛙叫。她笑呵呵地答道：“哇哇哇叫得正欢哩！”
“可惜我一点也听不到，真遗憾。”沫若真有点扫兴，大概心境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听觉，何况他患有重听症。①
①据范令棣：《回忆郭沫若伯伯和于立群同志》，《艺丛》1982年第1期。
沫若真的“独酌无相亲”吗？不，相亲就在眼前。当周恩来知道了他不去办公，便在第三天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三厅的另外几位负责人亦应邀作陪。席间，恩来循循诱导，与大家一起回顾了三厅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谈到部里的人事更动时，沫若憋不住再次表示不愿在贺衷寒下边受气。恩来浓眉紧锁，如炬的目光盯着他，略带怒色地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看他低头不语，便又补充道：“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沫若感到了恩来这番话的份量，他第一次看见恩来在自己面前发火，知道确实是自己错了，从此打消了怠工、辞职的念头。
对于党组织的关怀、同志们的信赖和群众的拥戴，沫若既感激又不安，特别是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①从郭沫若自身来说，他实在愧不敢当，但又不能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三厅的工作义不容辞，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更有责任为“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②贡献力量。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②郭沫若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题词，见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暑期，郭沫若与田寿昌主办“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吸收了楚剧、汉剧、京剧、评剧、绍剧和杂耍等各种艺人七百余名参加学习，向他们宣讲时事问题和抗战意义，灌输新的戏剧艺术知识，改造他们的旧习惯。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后经寿昌整理，成为讲习班班歌的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并教唱。两个多月以后在结业典礼上，当沫若听着学员们感情充沛地齐声唱着这支歌：
同志们，别忘了！
我们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第二是戏剧界的同行。
抗战使我们打成了一片，
抗战使我们团聚在一堂。
要救亡必先自救，
要强国必先自强，
戏剧的盛衰，关系着民族的兴亡！
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
要把剧场当作战场。
听着听着，他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