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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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
四害必须肃清飞雪迎春到
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
一九七八年岁首，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郭沫若书写的这副春联，都以为他的健康状况一定有了好转，许多老朋友无不为他高兴。哪里知道，二月九日他又住院了，从此再没出院回家。自一九七四年二月遭受江青、张春桥直接迫害和摧残以来，这已经是第十六次住院。
据医生诊断，这次发病是呼吸道感染，肺炎复发。由于持续低烧，白血球高达一万六千，连进食都要用鼻饲，打针、查血的次数也特别多，沫若痛苦得很，但只要医生说需要，他马上同意照办。对于治疗方案，他从来不提任何意见，更不用说提什么要求了。医生、护士都尊敬、爱戴这位身染重病却依然温顺、幽默、勤奋的老人。他脸上经常洋溢着和蔼的微笑，有时精神好一些，就下床到沙发上坐坐，他诙谐地把这称作“飘洋过海”。虽然病情重到如此地步，他仍不忘读书、看报、写日记，手腕过于颤抖时，他就口述，请秘书代笔。他尽可能地不麻烦医护人员，身上的那件对襟蓝丝棉袄因为穿著时间长，扣绊已经磨断了，他也一声不响，直到女儿平英来医院探望，才叫她给缝好，没有深色细线，就用白线涂上了蓝墨水，他看着笑了，点点头说了声：“好。”
他常抱憾不能亲自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住院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本来他也应当参加的，可是由于日前摔了一跤，医生一定要他卧床休息。他感到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四人帮”把十七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今天再不彻底清算，就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无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话就得说，这是自己的责任，于是请秘书一句一句记下，作为给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他鼓励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错误。有勇气坚持真理，也有勇气改正错误”。他再三强调：“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①
①《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见《东风第一枝》。
这一年沫若已经八十七岁了，作为科学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心中自然明白年龄不饶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一天，华罗庚来看望他，问道：“您现在八十七八了吧，是不是该庆贺您的米寿了？”沫若含笑回答说：“还不到。”于是就这个话题，他与华罗庚闲聊起来，说：“你也熟悉日本人的习惯吗？他们把七十七岁称为喜寿，因为七十七三个字连起来近似一个草写的‘喜’字；把八十八岁称为米寿，因为‘米’字是由八十八三个字组成的；把九十九岁称为白寿，因为‘百’字缺‘一’即为‘白’。”华罗庚听罢立即祝愿道：“但愿郭老能活到白寿之年。”沫若若有所思地说：“白寿之年恐怕是不可能的，力争活到米寿吧。”①在他看来，活到米寿就得战斗到米寿，他要象鲁迅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①华罗庚：《挥泪悼郭老》，1978年6月19日《光明日报》。
二、三月间，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相继开幕，沫若均为常务主席，他很希望参加会议，可是终因病势趋向不好而作罢。他，人躺在医院里，心却一直惦念着大会的进程，只要能挣扎着坐起来，就一定要秘书把大会的文件拿给他。他用颤抖的手捧起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捧起新修改的宪法，默读着，思考着，他的生命在炽烈地燃烧……。早就想写一首贺词表达自己的心情，请秘书记下他口述的初稿后，又反复琢磨，在不断发烧的状态下还几次把秘书叫到床边，让他按改动的字句定稿。
高举旗，
齐步伐，
再长征。
九亿大鹏展翅，
飞散满天云！
……
二十三年后，
煮酒论群英。①
①《水调歌头·贺五届人大，五届政协胜利召开》，见《东风第一枝》。
这些沸腾的诗句，为向四化进发的大军鸣乐壮行，鼓舞了两个会议的代表。人们觉得郭沫若与他们同在，他又一次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还被宣布继续留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三月中旬，沫若的病情似有好转，值班医生为他能重新站立起来而高兴，但又不免担心他不肯好好养病而急于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这时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开幕，果然不出医生所料，他提出要求了：“我是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大会一定要去。”平英劝说道：“过些天身体或许会恢复得更好一点，等到闭幕式时再去吧。”他严肃而认真地说：“我已经病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好起来，再过几天怎么可能就会好呢？”他仿佛已经摸到了疾病的规律，发病的周期越来越快，好转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暂，因此一切工作必须抓紧进行，否则将失去机会。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央负责同志和医生特准他出席半小时的开幕式。
十八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群英荟萃，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们注视着主席台上高悬的会议横幅，知道这是出自他们老院长的手笔，感到特别亲切。在大会宣布开幕的时候，他们发现老院长坐着轮椅被推上了主席台，经久不息的掌声表明了群情之振奋。沫若微笑着，频频向同志们点头挥手。他悉心聆听着中央负责同志的重要讲话，面对台下这支了不起的科学大军，想想自己这个上一世纪出生的人，早年虽也曾高喊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然而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结果只是落得个一场空。新中国的成立使科学事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可是又不幸遭到了“四人帮”的摧残，满腔悲愤、万种酸辛无处诉，想有所为而不能为。而今，好不容易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的思路被打断，原来半小时早就过去了，秘书又一次上来劝他退席，他硬是不肯。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为了他的健康，中央负责同志也亲自劝他回去休息，他仍想坚持下去，无奈秘书和周围的同志们将他连人带轮椅一起抬出了会场。
病情的发展不允许沫若参加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了，但他还是作了长篇书面发言。他向同志们掏出了自己的心，把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所悟到的真理告诉大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他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的来临而热烈欢呼，他殷切期待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①
①《科学的春天》，见《东风第一枝》
多少个科学家在身受重重迫害的时候，坚强的性格使他们没有流下过一滴泪，然而，在这位生命即将燃尽的老科学家热情澎湃的发言的感召下，他们个个热泪盈眶，春雷般的掌声久久地回旋在大会堂的上空。
四、五月间，沫若的病情几次恶化。他在高烧的朦胧中向守在身边的孩子们索取毛泽东诗词，想放声朗读，却又没有力气。
他乘自己还能支撑的时候，把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沫若拉着立群的手，面对这位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四十年的妻子，他是多么地舍不得啊！深怕她病弱的身体会经不住悲痛的打击，便再三叮嘱她：“遇事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他仔细端详着妻子，见她脸色焦黄，目光忧虑，他的心都碎了。他以恳求的口吻，又一次对她说：“你不要悲观。你很泰然，我就放心了。”①他长久地凝视着她的面影，又迷迷糊糊地似乎进入了梦乡，眼前出现了一棵挺拔、健壮的银杏树，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里的那棵吗？不，是前海西街十八号院子里的那棵，一九五八年把它从西郊林场移植到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后来一九六三年搬家时再度移植了过来。这棵银杏年年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孩子们都很喜爱，常偎依着它，沫若特为它取了“妈妈树”的名字，寓有“孩子们少不了妈妈”的深意。沫若记得十分清楚，当立群因病去外地疗养期间，正是这棵银杏陪伴着孩子们度过了那些望眼欲穿的日子，他也常常独自望着它的身影，魂牵梦绕……
①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病重的沫若生命力还是旺盛的，经过医务人员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他又转危为安了。五月下旬，听说正在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他，又迫切希望赴会与新老文艺战士促膝谈心。由于有了前面多次的教训，医生和立群当然再也不会同意。沫若为不能亲临盛会而惋惜，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同志们的身边。于是照样将自己的肺腑之言以书面形式递交大会，希望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特别希望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的闯将，他们努力加强思想武装，敢于坚持真理，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拿起笔来投入战斗，把‘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①
①《衷心的祝愿》，见《东风第一枝》。
在沫若看来，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开得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文艺的前途，因而他特别牵挂。六月三日清晨，他一睁开眼就问秘书王廷芳：“文联的会开得怎么样？周扬同志来过吗？”王廷芳告诉他会开得很好，周扬已于昨天晚上来过，医生不同意会客。他听后愣了一下，说：“我这不是挺好吗？太失礼了。”王廷芳说可以打电话请周扬来，他略加考虑后，犹豫地说：“他很忙，这太麻烦他了。”他让秘书在电话中与周扬商量一下。周扬很快来到医院，沫若已经坐在沙发上等候，今天他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周扬向他转达了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的热切心情，也向他汇报了会上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热烈情景，以及大家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坚强决心。沫若频频点首，显得十分高兴，再三要周扬向同志们致意和问候。周扬说：“您是歌德，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大家都期望您早日恢复健康，重新领着我们前进！”沫若笑了笑，幽默地说：“我是什么国宝，我是‘郭宝’；你做了很多工作，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很惭愧。”①
①周扬：《悲痛的怀念》，1978年6月19日《光明日报》；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见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辑。
六月五日，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专门有一段，说：“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会议。全体代表细心聆听了他的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深受鼓舞，衷心祝愿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战士郭沫若同志早日恢复健康！”①沫若由衷地感谢同志们的关怀，他在顽强地和病魔作最后的斗争。
①见1978年6月8日《人民日报》。
六十
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不到一星期，沫若的病情急剧恶化，原来只是一瓣肺叶有炎症，现在已经变为双侧支气管肺炎。他抵抗细菌的能力非常弱，而且药物过敏，有些抗菌药不能用。从上海请来抗菌素专家会诊，采用国外进口的丁胺卡那霉素，然而效果也不显著。沫若感到自己不行了，他对护士们说：“对不起，你们白辛苦了，好不了啦！”持续高烧，他太痛苦了，有时不想吃饭，医生劝他一定要进食，为了不让医护人员为难，便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说：“那就吃吧。”然后艰难地，食而不知其味地一口一口磨着……
病魔常常缠得他迷迷糊糊，时而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护士们当然听不懂这些胡话，只有立群最清楚，这是他在潜意识中继续当年和“四人帮”的斗争。
六月十一日下午，沫若肺炎大面积复发，病情急趋直下。他感到时间的紧迫，便用尽全身的力气嘱咐立群：“要相信党。要相信真正的党。要相信……党中央。”他的呼吸已经愈来愈急促。傍晚，医生再一次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他的肺部后，神情异样地走出病房，秘书连忙追出来，焦急地问：“现在郭老的病情怎么样？”医生声音沙哑地回答道：“肺炎扩散了，不能控制了，病情十分严重……”于是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