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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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好。外地的不少代表留下了，有的说：“他们想赶我们走，我们就是不走！”还有不少外地人也自费赶来，北京文艺界、教育界。科研单位、政界、军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都来了，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过厅里也站满了人。据新华社记者统计，到会的有党政领导和知名人士一千多人。这是很少有过的。挽联。挽诗、唁电（有长达千多宇的）在大过厅里挂满了二层。会前，不少人含泪在看，还有不少人泪流满面在写。这时，萧三打来电话，叫追悼会一定要给他代书一副挽联，字好坏不管。他以老年颤抖的声音口授这副挽联：“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据不完全统计，追悼会收到来自全国的挽联、挽诗四十副（首），唁电七十七封，唁函二十一封。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周建人、王震、胡耀邦、宋任穷、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等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总政文化部以及浙江省、上海市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也送来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周扬。邓力群、巴金、叶圣陶、丁玲、欧阳山、谢冰心、艾青、贺敬之等出席了追悼会。大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主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会开得肃穆庄严，全体离座肃立时，除了有人呜咽之外，没有一点磕碰椅子的杂音。
从大家步人会场到走出会场，不少人在呜咽、流泪，特别是他那些上饶集中营的难友们，悲痛更甚。这些人的悲痛和眼泪，有的是因死者的遗爱、遗德而发，有的却由于悲愤而发。冯雪峰的为人，诚如《悼词》所说，他“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忘我。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至于他的事迹，《悼词》虽然由于个别人的反对，在某些提法上，作了让步和妥协，但仍然洗刷掉了某些人泼在他身上的污秽，肯定了他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20年代，就“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0年代，“他作为‘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团结大批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既是鲁迅的忠诚学生，又是他的战友”，由于他的工作，“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依赖”，“在维护并捍卫……鲁迅的光辉旗帜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区和长征中，“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白区工作中，“在党的路线斗争和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至于他一生如何正确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英勇地反对机械论、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以维护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创作健康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那时是不便提的。
这一《悼词》是并非完全的盖棺论定，并非像夏衍所说，是“人死了，说几句好话可以”的例行套话或溢美之词。当时远处外地、尚未完全获得自由的胡风，花了三天时间，站在文学史的高度，以理论家深途的眼光，在拍来的唁电中，对冯雪峰的一生作出了类似《悼词》的评价。他称“冯雪峰是20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民诗人；20年代末鲁迅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实践道路的学习者和力所能及的保卫者，并继李大创、陈独秀之后成为党和鲁迅之间多年的诚实的联系者；左联时期鲁迅战斗实践的协力者——与群众和战友同艰共险的无私的组织者、启蒙的诚实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者、苏联文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努力介绍者、对敌友我界限慎重区别的共产党员战斗者，鲁迅和霍秋白的战斗友谊的结合者及其联合斗争的参加者；在艰险卓绝的红军长征路上党内路线斗争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景仰者、学习者，确立毛泽东思想领导优势的参加者、坚持者，在鲁迅逝世前使鲁迅精神汇合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必然道路的开辟者，在民族危机和组织危机的内外复杂条件下对政治上的毛泽东道路和文化、文学上的鲁迅方向的力所能及的坚持者；抗战前期对国民党招贤礼遇的鄙弃者，在反动派集中营的残酷压迫和艰苦生活中不畏不屈不苟的共产主义模范革命者；抗战后期到解放前的沉闷处境中对社会文化的日常性斗争形态的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劳动者，中国现代寓言的呕心沥血的创作者；解放后在文艺领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复杂斗争和严重压迫下，还为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勉力探求的苦斗者和牺牲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战线特殊条件下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
胡风的唁电曾两易其稿，分两次寄达，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的，也许同样难为某些人所接受。但对一个人的逝世，各界著名人物如此伤心、落泪、愤激抒怀、深沉思索，却是历史将对他作出公正评价的先兆。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盛世的灾难
——忆我的父亲陈企霞
作者：陈恭怀
一、可怕的一幕
建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之后，经济复苏，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迅速提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
但是建国后的文艺界却并不平静。《文艺报》作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从它创办伊始，就经历了不少磨难，成为政治运动中最为敏感和最不平静的是非之地。
如果说，早期的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对《文艺报》的冲击还不算大的话，那么到50年代中期，《文艺报》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在劫难逃了。
父亲陈企霞作为《文艺报》日常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工作并不怎么顺利，对《文艺报》和他个人的批评直到后来的批判斗争，可以说是步步紧逼，步步升级的。我作为他的长子，一个刚刚晓事的少年人，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种气氛的不寻常。
我心目中的父亲，是那么正直、肯干，工作起来一切都不顾，没日没夜，不知疲倦。对同志，对下级，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但也极为关心。工作上不徇私情，自己却从不争名争利。他担负《文艺报》编辑部的领导重责，编辑部的同志们对他敬畏，却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因为他对下属没有官僚架子，而且从不谋取私利。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记得我正放假在家。有一次我走过楼下的会议室门口，看到父亲正在主持机关里批斗“老虎”的大会。所谓“老虎”是当时指贪污几百万元（旧币，实际上只相当现在人民币几百元）以上的干部。那时父亲是机关行政上的负责人，经常主持这类会议。会场上群情激奋，挨整的人急得脸红脖子粗，额头上直冒冷汗也说不清问题。父亲一挥手，大家马上安静下来。只听他说道：“大家不要激动，让他慢慢想一想，把问题交代解释清楚。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是有政策的。只要讲清楚，是可以酌情处理的。”
我真佩服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和把握全局的气度。据我当时的印象，犯错误的同志愿意找他交代问题，因为他通情达理，从不乱扣帽子乱整人。
但曾几何时，父亲的工作似乎出了问题：他比过去更忙了，开会、写东西，脾气却坏得吓人。他在家里从不和母亲及我们说起他工作上的事，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段时间，他开会回来总带回很多材料。过去这类文件他看完后总要整理好，放得整整齐齐。现在看完了有时就随意丢在沙发上，写字台上。我偶尔看到，原来尽是些会议的简报，上面不少都是批判揭露他的问题的。出于好奇，我紧张地翻翻，虽然不懂什么，但看到什么“匿名信”、“抗拒领导”、“独立王国”等等字句，也实在吃惊不小。我不敢问他，怕他发火，心里却为他捏了把汗，时时担惊受怕。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困扰了几十年。过去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罪名太大，又是毛主席亲自批下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家属，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怀疑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总以为父亲确实有不小的错误。
所谓丁、陈的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肃反运动中。开始是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的匿名信。用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央反映问题，从方式方法上说并不一定对，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党章中的民主渠道不那么畅通，有些问题反映不到中央，所以有人才用此迫不得已的“下策”。当时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根本不研究讨论一下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不仅不从自己的角度检查一下领导作风和工作缺欠的问题，反而在追查它的作者方面大做文章，急欲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反映问题的人处理整肃，杀一儆百。应该坦率地承认，父亲在“匿名信”问题上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信虽不是他自己写的，但信中的内容是他提供的。他的意图很显然：过去对《文艺报》处理不公，希望中央重新考虑纠正。
作协党组为此前后召集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约七十人参加，最后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们“反党”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帽子大得吓人，但在这吓人的罪名之下，又有多少事实呢？父亲在1956年5月曾写了一份呈递给中宣部的《陈述书》，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份关于了、陈的报告是1955年9月30日递交给中宣部的，但实际上早在一个半月前，他们就已经给父亲定论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可怕的一幕。
1955年春天，父亲去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8月初回到北京，据说是周扬同志用电报招回来的。回京之后就大会小会不断，有时白天会开不完，晚上继续开。
8月19日下午，我们全家都在。我和弟妹们正值暑假，母亲也因为小妹妹陈幼京出生刚满月，产假未满而在家休息。
父亲前几天接连参加会议，忙得焦头烂额，今天刚刚得空在家休息。他在卫生间里洗澡，想好好宽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
母亲日夜照料刚满月的小女儿，时时感到疲倦，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从安徽回来的半个月来，几乎每天到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他的大小会议。会上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围攻，每天回来总是又累又气，寝食不安，人明显瘦了，眼眶也现出睡眠不足的黑圈来。心绪不安使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母亲问他会上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愿意说，问多了他便不耐烦，两人免不了就要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情绪都不好，谁也找不到互相安慰和体谅的共同话题。
那天父亲没有去开会，情绪也不像前几天那样烦躁不安。我们感到气氛比平常宽松，心情也稍稍愉快了些。我们打开了父亲1951年从苏联带回来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教一首新歌《北京——乌兰巴托》，欢快的乐曲在房间里回荡，大家精神也为之一振。收音机里教唱一句，我们大家就跟着唱一句。偶尔有人唱走了调，大家不免哈哈大笑起来。奇怪的是，一向严厉干涉我们，尤其怕我们吵闹的父亲，今天也没有训斥我们。只听得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他正在专心地洗澡。
有人敲门。
“谁呀？”母亲问，一边叫我去开门。
进来的是又高又瘦、颧骨凸出、尖下巴、背微驼的康濯叔叔，他是父亲的老同事，过去经常来我们家。
“康濯同志，请坐请坐。延安，快给康濯叔叔倒茶。”母亲忙不迭地吩咐我。
“不必了，”康濯冷冷地说，冷淡得叫人摸不着头脑，他过去来可不是这个样子，“我找企霞有点事。”
“企霞，康濯同志有事找你。”母亲朝卫生间方向叫了一声。
“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父亲应道。
康濯拉长着脸，示意母亲不必管他，继续干自己的事。我们见客人一进门，就关上了收音机，我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和康濯搭搭话。可他仍旧绷着脸，冷冷地坐着，没有一丝笑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屋子里的空气有些凝滞了。
不一会儿，父亲洗完了澡，穿着一身紫红色条纹的睡衣睡裤，脚上踩着拖鞋出来了。
“你稍等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就来。”父亲对康濯说。
“不用了，我们到外面走廊里说几句话。”
两人一起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接着从外面传来了父亲大声抗议的声音：“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们……”声音逐渐远去了。我听到父亲愤怒的声音，心里又紧张又害怕，预感到什么不幸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少时，又有人敲门，原来康濯一个人又回来了。他把母亲叫到一边，两人嘀咕了一阵，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就变白了，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康濯让母亲找几件父亲急着要穿的衣服给他带去。
母亲去拿衣服，康濯拿着一串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