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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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阿尔布雷希特·福克少校。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零年，他曾经是一位很活跃的炮兵军官，在工业部门发迹后，担任一个货车制造厂的经理。后来在谍报局预备役军人夏季训练期间，他的朋友、谍报局经济情报处处长思斯特·布洛赫少校看中了他在实业界的经历，说服他重新服役。大约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科隆站没有经济情报小组，这个小组是谍报局前哨站设立的第一批经济情报小组当中的一个。其所以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小组，或许是因为在莱茵河下游几英里的勒弗库森，有法本化学公司生产阿斯匹林的大型制药厂拜尔制药厂。可是这个小组没有什么作为，一半因为这个小组只有一个军官。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福克成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个军官，他立即开始扩建这个小组。
福克个子虽小，脑子却很灵，他在莱茵和鲁尔地区穿来穿去，同法本化学公司和其他企业进行接触，摸取情报。虽然他有时同拜尔制药厂驻国外的代表直接接触，但通常他只同勒弗库森厂的经理、副经理和药厂营业主任（所有这些人都是法本化学公司的董事）打交道。福克的助手是一个年青人，鲁莽固执，引起了营业主任的不满。他从法本化学公司的一位比他年轻的负责人那里收集真实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拜尔制药厂的来往信件和该厂驻国外营业代表的报告摘要。
福克同拜尔之间的关系，就好象是他们上面的马克斯·伊尔格内尔同布洛赫之间的关系。布洛赫是犹太混血儿，德国人说他有“血统缺陷”，他现在成了光荣的雅利安人，弥补了这一缺陷。
尽管如此，法本化学公司一贯激烈反对泄露情报，一九三九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召集法本化学公司各厂中代表它的利益的经理和董事们在法兰克福开会。会议的目的之一是要加强提供情报的工作。但是，福克后来说，“除了在法本化学公司美餐一顿之外”，会议“没有取得多大结果”。后来的两年中，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不得不把一些董事（他们是德国最有权势的工业家）召到他的办公室，教训他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可是不管用。有一天，他对法本化学公司的人发表讲话，给他们打气，说公司的情报对改善谍报局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后来，一位董事走到他跟前，不但没有表示要提供比较多的材料，反而问法本化学公司能不能不订谍报局的报告！伊尔格内尔本人也在耍两面手法。
“我不理解，”有一次他对福克说。 “你肯定收到了我的旅行推销报告，”
当福克否认之后，伊尔格内尔把一个部下叫来，臭骂了一通。这个部下难受得象一条可怜虫。这个部下和福克一块离开房间的时候，便对谍报局的这位军官说：“你看到了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完全知道你没有收到这些报告。”
法本化学公司利用各种借口不向外提供情报。一九四四年春，当谍报局正准备把自己的一摊工作移交给党卫队保安处的时候，谍报局的一位军官来到这家公司索取资料。 “听说你们在为党卫队工作，”法本化学公司的经理对柏林说。
“可是军队里有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克说这就是“典型的法本化学公司的手法”。他觉得所有的大型企业对战争的贡献远远不如一个普通人，法本化学公司尤其不如。他认为这个卡特尔只是在保护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过原因比这还要复杂。这个大型企业又一次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任何别人或任何别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之上。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也向其他企业搜集情报。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谍报局德累斯顿站的古斯塔夫·博德少校向座落在耶拿、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大型光学仪器公司卡尔·蔡斯公司的经理奥古斯特·科特豪斯写了一封信。博德首先在信中有礼貌地对科特豪斯表示感谢，因为“您愿意在我从事经济调查的工作中支持我”，然后接连向他提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斯科达公司的哪一家工厂生产曲轴？这家工厂的最新计划是什么？该厂建筑物有哪些确切特征。其他问题问的是关于布拉格的一个企业生产的电子监听设备及其图纸的情况。四个星期以后，科特豪斯寄来了答复。另外两个谍报站的军官也同蔡斯公司进行接触，索取情报，蔡斯公司给予合作，提供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俄国、法国和美国的光学以及精密仪器工业的材料。一九三七年夏天。蔡斯公司的经理们参观了华沙最大的精密仪器和光学设备工厂。他们获悉，这家工厂在一个半岛上为保卫格但斯克而修建的一座堡垒上安装了炮火射击控制系统。他们寄来了——份报告。
谍报局还接触了规模最大、但名声最臭的一个德国企业：军火制造商弗里德·克虏伯股份公司。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谍报局海军少校赫尔曼·门策尔在埃森同克虏伯的一位代表进行了磋商。
吖飞策尔要求克虏伯从它们在国外的代理人，以及通过其他渠道收到的关于外国军备的情报（但不包括报纸上已经发表的消息）转给谍报局，”克虏伯的这位代表说。 “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将提供情报。”在他们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门策尔对这位商人的明显不安安慰了一番。他保证不把克虏伯为谍报局收集的任何情报转交给克虏伯的竞争者。
有一个竞争者已经在为谍报局工作，而且为它提供了比较多的情报。这个竞争者就是制造枪炮的大型公司莱茵博尔西格冶金公司。为什么在这家公司身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呢？因为谍报局吸收了它的一位前雇员。
纳粹党的情报机关也同样谋求大型工业企业给予合作。
瓦尔特·舍伦贝格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对外情报司）司长之前很久，就考虑过搜集经济情报的必要性。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处理过经济问题，后来在鲁尔地区执行党卫队保安处反间谍任务时，同一些企业打过交道。
他在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之后，立即拜访了德国经济部长、有些女子气的瓦尔特·冯克。据说冯克比较喜欢二十八岁的舍伦贝格，让他在自己的部里建立一个联络处，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六司打进一些重要企业。这当儿，舍伦贝格在六司内部建立了经济情报机构：六司经济情报处。
后来他几乎同德国的所有重要企业进行了接触，向其中许多企业派遣军官作为六司经济情报处的联络官。譬如，在德累斯顿银行，六司经济情报处就同纳粹党员卡尔·拉舍博土打交道。舍伦贝格的人同德国无线电器材公司、标准电气公司，汉堡航运公司和其他同外国有联系的公司，以及象德国工业集团这样的工业协会进行交淡，他们把获得的情报送到六司经济情报处，在那里经过分析整理，然后提供给象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这样的顾客。
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也为德国情报活动作出了贡献。几乎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早在战前为了研究经济问题而成立的。例如，市场分析研究所在一九二五年就开始经济研究工作，那时它还是德国统计部的一个工作小组。到战争爆发时，它有一百八十个雇员，它的图书馆里藏有两万五千本书，在柏林法扎伦大街有自己的办公大楼。许多资料源源不断送到这里和其他类似的机构，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分析、提炼，写成报告。这些机构应请求或者主动将报告送给军方和纳粹党机关。对于军事问题，这些报告通常只含蓄地作出结论，不过有时也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
例如，在进攻荷兰之前，德国战时经济计划部发表了关于荷兰经济结构的八十七页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荷兰的人口、土地，农业和各工业部门。报告指出，从经济角度划分，这个国家分为“工业落后的北方和主要工业区南方”。报告没有忘记指出“商业和交通运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犹太人手里”。但是报告的结论没有提到这个国家在战略上对德国具有的重要意义。大约在同时，战时经济计划部准备了另外一篇题为“战时英国船舶吨位问题”的报告，长二十三页，报告预言： “如果在一个长时期，比如两年之内，能够保持甚至加快在战争的头两个星期内击沉船只的速度，也就是每月击沉总吨位为五十万吨的船只，那么大不列颠的命运或许就可以决定了。除非美国积极参战，否则向中立国船队求救或者加紧造船都不能弥补这样大的损失。”
几十个机构向军事机关寄送材料，这些机构中有的规模很大，很有声望，有的显然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基尔大学著名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一九四三年六月报告了英国组织对德国实行封锁的情况。在维也纳市中心多佩尔霍夫特街五号九单元工作的伊凡·卡尔·图林博士，在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几乎每天都捉交两至三页报告。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第一百二十九期报告说，尽管匈牙利的石油税上涨了，石油生产者还是决定维持原来的价格。德国统计部外国经济研究处在一九四二年绘制出了苏联经济地图册，标出了象石油、煤、木材、铁和锰这样一些极重要的原料的产地。在入侵俄国之后不久，格梅林研究所提供了苏联磷酸盐岩的开采量数字。在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马里安研究所用有关桥梁的照片、简图和十分详细的铁路地图，说明了只要破坏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铁路桥梁，就可一举切断每月输往美国一万二千吨铬的运输线。
可是这些报告很少是具体的，多数没有实质内容。在德国，大约有三百八十个机构挤满这研究舞台。有些纯粹是学术性的，比如有一个机构专门编纂海外德语词典。许多其他机构大概在为国防服务。各种各样的学术协会、政府和纳粹党的机关控制着这些机构。譬如德国研究委员会、德国研究协会、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的研究司、负责处理许多文化问题的内务部第六司。这些机构常常互相冲突，在纳粹时期常常发生的尔虞我诈的斗争中，又多了一片学术界互相谩骂的声音。
一九四三年底，内务部长弗里克被撤换后几个月，希姆莱调整了他那越来越庞大的机构。他把内务部六司对这些机构的监督权移交给德国保安总局对外情报司，由维也纳历史学家、党卫队中尉维尔弗里德·克拉勒特博士负责。克拉勒特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三十一岁，以前在维也纳负责内务部研究著作的出版工作。舍伦贝格在他主管的六司里设立一个新组Ｇ组，由克拉勒特担任组长。
克拉勒特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协调和统一这些研究机构的工作。比方说，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布拉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克拉勒特呼吁这些机构要更密切地合作。他说，他已经开始统一地图的符号和颜色。至少有一位会议参加者感到惊喜，因为克拉勒特没有德国当权派所常有的独断专行、咄咄逼人的架势。
但是整个研究体制注定要垮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为这些研究基金会提供的经费，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高达三十万零五千七百六十五德国马克（十二万二千三百零五美元），但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却降为十二万一千八百六十九德国马克（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美元）。一九四四年九月，多数研究机构停止了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也未恢复。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的战争努力因此而受到重大损失。
其他的参战友国也向德国提供情报，但是这些渠道只不过是涓涓细流。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既没有作出重大贡献的手段，也没有作出重大贡献的动机。日本人远在海角天涯；意大利人在战争的途中开小差溜跑了。
战前，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同外国武装部队各军种之间并未进行有组织的情报交流；每方最多不过偶尔向另一方提供一些具体情报。
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前，芬兰送来了根据它在冬季战争中的经验整理的一些材料。后来，在前线，比方说在由德国人指挥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军队作战的地方，情报照例来来往往地传递。尽管在战争期间形成了交流情报的渠道，在武官人手不够的地方设立了联络站，参战友国高级当局仍然只是向德国提供零零碎碎的情报。维希法国的达尔朗海军上将表示要向德国海军提供有关英国海军部署的情报；元首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正在指挥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陆军参谋总长，通过斯德哥尔摩收到了日本驻俄国武官的一份报告： “斯大林格勒西面有三个军团，师的数目不多。统一的军事指挥再也得不到保障。集团军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进行作战。”巴尔干卫星国似乎没有向德国的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提出判断性的情报，部分原因或许是东线情报已经合并到德国的集团军向东线外军处提供的报告里面去了。这些卫星国对于美国和大不列颠没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提供，因为它们同这两个国家没有接触。
奇怪的是，轴心国情报合作最密切的领域是一个最秘密的领域：无线电情报。无线电提供的情报最多、最具体，技术合作不仅容易，而且富有成果。海军通讯情报处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开始同芬兰人合作，获取苏联海军活动的情报。海军通讯情报处得到了佛朗哥的允许后，在西班牙设立了监听站，监听英国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通讯联络。战前，海军通讯情报处同意和意大利人交换截听到的法国情报，后来也交换截听到的英国情报。最后在密码破译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且互相交换破译结果。日本人曾经同德军的密码破译员进行接触，交换有关俄国的密码材料。不久以后，德军的密码破译员向意大利人提供了法国密码破译方法，作为交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