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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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空军处处长主要介绍了敌人的情况，他的下级，西线外国空军处和东线外国空军处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下级，象奥韦这样的组长，回答了对一些具体情况所提的问题。但奥韦和其他人并不是只提供情报。他们还听取对整个形势的介绍，这些介绍有助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中哪些方面最重要。
会议通常持续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随后有一段休息时间，奥韦和其他人午休一会儿。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开始阅读新的材料，准备晚上的形势会议，晚间会议在晚上八点举行。会议结束的时候，关于德国空军部队当天活动的大部分报告，以及谍报局、空军战俘审讯中心和其他机构的情报报告陆续送达，奥韦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当天的活动，夜间他和他组里的人起草分发给部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做“西线空军情报处专题报告”，每隔几个星期送出一次。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送出的第七十六号报告，长达十四页，还配有介绍图片，这篇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盟军伞兵和空降兵投入作战的新情况”，它详细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空降部队在阿纳姆空降，即“市场一花园”行动的一部分遭到惨败的情况。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和凌晨一点之间，奥韦和他手下的人完成了工作，下班回去了。第二天上午从头开始忙起来。
同空军的多数专业活动不一样，空军的情报活动在空军成立的时候就开展起来了。一九二零年三月一日，陆军总司令在军队部建立空军单位的那一天，同时指定一个人在军队部情报处对外国空军进行研究。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空军情报组撤出军队部情报处，加入正在扩大的空军机构，成为该机构的六组。六组负责人是希尔默尔·巴龙·冯·比洛少校，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退役军官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他很快扩大了六组的规模。到了一九三一年，六组建立了轰炸目标档案。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经过长期复杂的组织酝酿，成立了空军参谋部，参谋部五处就是空军情报处，后来称作“外国空军处”。比洛在巩固了这一进展之后，离开了外国空军处，到罗马担任空军武官。接替他的汉斯·耶顺内克中校，任职不过一年，就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被提升为空军参谋长。
一位情报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职位，在德国军事史上很可能仅只这一次，这大概反映了对空军的技术能力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陆军没有这种技术能力，因而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
这个态度还表现在这样一点上，即接替耶顺内克的人又来自空军参谋部作战部。此人就是约瑟夫（贝波）·施密德中校，他宽宽的肩膀，方方的脑袋。人们认为，与其说他聪明，不如说他狡猾，但他精力极为充沛，具有组织天才。他还具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有利条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当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店政变的时候，身着全副军装的步兵学校学员，行进在希特勒及其主要支持者、在大战期间指挥德国陆军的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后面。夺取巴伐利亚政府的政变企图遭到惨败，希特勒锒铛入狱，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一书。参加了这次希特勒每年都加以纪念的重要政变的那些人，后来获得了特殊勋章。那些人中包括前步兵学校学员，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瑟夫·施密德。这使他同元首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系，这个联系既可以保护他，又可以使他进行特殊接触。
条令规定，施密德那个处的任务是“分析外国情报，估量这些国家的军事政治形势，尤其是要分析有关空军作战部队方面的各种问题”，还要进行“目标研究”。这个处还要从事各式各样的辅助性工作，这是因为空军的情报机构同所有其他情报机构一样，常常被当作“任人玩弄的少女”。
一九三九年，战争临近的时候，施密德有二十九名军官执行这些任务。多数是前军官，由于懂一门外文而作为“补充人员”召回部队。他们分为五组：一组负责行政管理，五组负责飞机型号，二至四组分管不同国家。 （在一九四零年以前不包括美国。）军官们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外国报刊和德国空军武官。二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组长佩特保尔·冯·多纳特少校经常声称，他的最好情报员是法国的隆热隆少校，这位少校在法国右翼日报《巴黎激进新闻》上撰写空军问题的专栏文章。隆热隆在报上透露的人事调动和提升，空军中队从一机场往另一机场的调动，以及关于新型飞机的情况，比在法国的所有德国间谍告诉多纳特的还要多。据多纳特解释，基本原因是因为隆热隆熟悉他所谈的事情，而德国的间谍却不懂。
五处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在于建立了一系列的文件夹，这就是它的潜在轰炸目标档案。
部分目标“档案”是一些大幅灰色索引卡片，长约十二英寸，宽约十六英寸，上面列出轰炸目标，它的经纬度以及它的重要性，比如一个工厂就把它的产品列在上面。但是多数档案，包括全部重要目标档案，装在也是长十二英寸宽十六英寸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信封里除了装有介绍基本情况的卡片外，还装有轰炸目标的航空照片和一幅1 ：75，000 地图，地图上有时标出通往轰炸目标的道路、界标和敌人的防空设施。有些档案里还装有按照1 ：100 的比例尺画出的草图，上面标出牵动整个轰炸目标的关键设施——比如锅炉房和供水系统——的位置，只要摧毁这些关键设施，用不着轰炸整个工厂就可使它停产。每个轰炸目标有一个四位数字的代号，数字前面有一个或几个字母，表示这个目标所在的国家。有两套档案。一套按地区归档，一套按产品归档。
许多情报来自武官、已出版的工业手册、官方地图和报刊，有时来自间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提供了许多详细情报。多数航空照片是由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拍摄的。柏林主要图片中心用油光滑亮的图片纸印出了每个工厂或设施的照片。 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每个工厂或防务设施都建立了档案。
根据对一个国家的统计，它共有四万个大中型工厂。五处必须把那些一旦遭到轰炸就会对这个国家的战时生产能力造成最大破坏的工厂选作轰炸目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五处选择了五百个工厂，准备了有关它们的档案。对于法国这个早就料到是主要敌人的国家，施密德的轰炸目标档案组到一九三八年秋天慕尼黑危机时，拥有百分之百的它的炼油厂和主要电站、百分之九十的机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弹药工厂和百分之六十的燃料储存库的档案。 所有这些情报，如果只是放在空军司令部里严加保管起来，就没有多大的用处。必须把它们分发到轰炸机机组人员。外国空军处复印了这些轰炸目标档案，最初复印了三百份，后来复印得更多，封在特大的信袋里，放在各机场的特别档案室，供轰炸机中队亲手挑选。除此以外，五处印刷了一些书，书上介绍了不同国家的主要轰炸目标，概述了其他情报。五处将这些书分发到各中队。
在战争期间，五处经常修改情报，使之符合最新情况。
比如，一九四零年十月中旬，在闪电战高潮的时候，五处印发了一期地图专册，介绍了73—20号轰炸目标，即离利物浦不远的克鲁市罗尔斯一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其他轰炸目标的新情况。一个月前首次对这座工厂进行了航空拍照，照片纠正了先前对发动机工厂厂址的错误估计。这本地图专册刊出了其中一张照片，用红线标出了这个目标。它还登了一幅1 ：10，560 的地图，这幅地图显然是从英国军械调查局按照一英寸比一英里的比例尺绘制的有名的系列图中选出来的。它显示了和照片上大致相同的一个地区，也用红线划出了目标。这幅地图的文字说明指出：“这座工厂的占地面积很大，是空军的理想轰炸目标。它座落在城市的最边缘，靠近大片的铁路设施，为寻找这个目标提供了方便。”
对于在色当的一座有潜在重要性的铁路桥梁，空军拍了一幅航空照片，复制了一幅画有这座桥梁的法国地图，还提供了一幅这座桥梁从哪儿横跨默兹河的极其精确的草图，后来德国装甲部队通过这座桥梁，发起闪电进攻，打败了法国。
当德国后来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施密德把他的努力目标转向了这个辽阔无比的国家。战俘的口供，东线外军处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拍摄的一幅航空照片，都告诉他巴库以南五英里正在兴建一座工厂；给这座工厂取的代号是ＳＵ 74—26。 类似的情报来源（这次没有照片）还告诉他，第二十九号工厂，一座飞机发动机工厂，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从德军不久就席卷而过的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转移到乌拉尔以东离莫斯科一千英里的鄂木斯克。这儿远在德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外，因此没有为这个工厂编排轰炸目标号码。
确定敌国空军的规模、装备及其飞机生产速度，一直是外国空军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施密德在德国攻陷法国之后对他的数字进行了核实，发现这些数字相当准确。然而，他对英国皇家空军的估计远远没有那么成功，德国在大不列颠战役中失败，或许有他的估计错误的一份过失。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虽然无线电侦察提供了有关英国战斗机的很好的战斗序列情报，但是空战转移到英国上空，使德国空军情报机构失去了诸如被俘的驾驶员和被击落的飞机等等情报来源。谍报局的间谍实际上没有提供什么情报。结果五处大概是以慢得多的德国飞机生产速度作为依据，大大低估了英国补充战斗机的速度。与此同时，五处根据德国驾驶员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数字，高估了英国空军的损失。施密德的五处认为，快到八月底的时候，皇家空军只有三百五十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而事实上它共有七百架。这个估计或许促使希特勒和戈林认为他们已经在空战中打败了英国，完全可以停止对英国战斗机中队的袭击。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大不列颠战役中遭到失败。停止袭击使他们丧失了发动入侵所必需的空中优势，闪电战未能使英国屈膝投降，这个海岛王国生存了下来。它后来成了出动轰炸机对希特勒的德国进行空战的基地。
英美空军的大轰炸对德国空军最高指挥部形成了极大的压力。戈林和他的下级之间发生了磨擦。落在施密德肩上的是这样一些并不值得眼红的任务：报告红色空军的侦察活动，揭穿德国空军谎报被击落的敌机数字的欺骗行径，预报同盟国将有更多的轰炸机轰炸德国，证实英国所宣布的第一批一千架飞机对德国进行了空袭。施密德的报告没有受到欣赏。戈林的心腹们使用双关语，称施密德的形势判断是“谎言判断”（将“Ｌａｇｅ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形势判断）改为“ＬＳＳｅｎ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谎言判断））。施密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武官处小组的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中尉被当作共产党的间谍逮起来了，当然不会抬高施密德的威望。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道命令：五处处长由约瑟夫·克格尔中校担任，施密德调去指挥一个防空部队。他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他从战前就一直苦心经营的一个机构。
克格尔自己也只呆了一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同盟国空军的战略进攻愈来愈猛烈。柏林正在遭到摧毁。汉堡在一场轰炸引起的风暴性大火中化为灰烬。美国的轰炸机把施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厂炸个稀巴烂，英国的皇家空军袭击了希特勒的宝贝工程佩内明德火箭研究基地，炸死了七百五十名科学家和工人，摧毁了大量设施。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受到希特勒和戈林的训斥，赌气自杀了。空军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全面改组。克格尔卷起铺盖走路了。
鲁道夫·沃达格中校接管了克格尔的机构，这个机构现在被普遍称为“空军作战部情报处”，虽然“五处”或“外国空军处”的名称并没有正式更改。沃达格原来是海军军官，一九三五年调到空军，事实上他从一九四Ｏ年以来一直担任五处副处长。但是他的工作同收集和估价情报没有什么联系。他充当宣传部的空军代表，向戈培尔提供有关空战的情报，并主办空军自己的报刊，领导空军的宣传单位。沃达格三十五岁的时候担任了外国空军处处长；有些下级不太喜欢他，但多数人认为他具有全面权衡的敏锐的判断能力。在一九四零年夏天戈培尔动身访问法国的德占区英吉利海岸的德国空军部队之前不久，沃达格对这位畸形足的宣传家说：“帝国部长先生，伦敦将是我们进行激烈空战的地方。”他果然猜对了。
沃达格以清醒的眼光透视敌人意图的迷雾。他面临的主要奥秘是：盟军将在什么地方登陆？几年以前，外国空军处曾对机场占用情况和铁路运输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即将来临的俄军进攻的主要突击点，外国空军处大概试图以这个同样办法来断定登陆的地点。但是，主要由于缺乏空中侦察，它不能够这么去做。
沃达格离开了，他的位置由前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瓦尔特·基尼茨上校填补。奥韦被提升到基尼茨原来的职位上。
他们仍然面临着预料同盟国的行动的任务。一种预料办法是判断敌人的潜在能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见诸敌人的生产。
为了知道同盟国的产量，五处利用了三个主要情报来源。一是分析被击落的同盟国飞机的零件的顺序号码。在空军军备局局长手下负责技术情报的工程师施文克上校，在雷克林敌机检验中心建立了一个三人“揭密小组”，从事这项工作。
他们显然提供了美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产量的确切数据，因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