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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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3日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主要组成人员有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于树德、詹大悲、王法勤、张发奎、柏文蔚、蒋作宾等。
武汉政府政治上的灵魂人物是鲍罗廷，主要组成人员像邓演达、陈友仁、徐谦等都属国民党左派，掌握军权的唐生智。张发奎也非蒋介石所能控制，尤其张发奎部，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共产党员最多，张发奎在政治上当时支持汪精卫。蒋介石的支持者当时主要在江西，要他离开江西，前往新都武汉，这意味着脱离自己的势力所在，受别人的控制。所以从1926年12月初开始，他便以种种名义，要求迁都南昌。1926年12月底，从广州出发的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到达南昌，蒋介石将这批人留在了南昌，并召开了一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三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与国府暂驻南昌”。第二批到达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在国民党大员中资格大多比较老，职位也比较高，如张静江是中央政治会议浙江政治分会主席、谭延铠是国民政府代主席。
迁都之争马上引起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蒋介石间的争吵。1927年1月1日，武汉方面宣布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昌，并于3日举行迁都和北伐胜利庆祝大会。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武昌，声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政治军事需要，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方面复电表示反对。
为说服武汉方面同意迁都南昌，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亲赴武汉说服。因为蒋介石是攻占武汉后第一次来武昌，武汉各界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当蒋介石演说正在兴头上的时候，有人当场站起责问蒋介石：
“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
这样让蒋介石下不来台，蒋介石当然得理解为有人指使。何况苏联顾问鲍罗廷接着讲话，声称革命要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要求提高党权，简直是不给蒋介石面子了。
蒋介石刚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
“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打倒他的。”
蒋介石回到南昌以后，虽然表面上承认武汉为迁都之地，拥护迁都武汉，但他和鲍罗廷的矛盾却急剧恶化。他又拿出对付季山嘉的手段，在回到南昌以后，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报，声称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总顾问职务。为了进一步为最后和苏联摊牌做准备，蒋介石开始攻击苏联，他在南昌总部第13次总理纪念周上说：
“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着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粤尖锐对立。在和武汉的对骂中，蒋介石把鲍罗廷看为罪魁祸首。他说：
“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廷的支配，假冒我们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权政权统统落在他们的手里。”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由胡汉民出任主席。第二天，胡汉民下令通缉共产党和跨党分子，共197人，第一人赫然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二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
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共反苏的真面目认识是比较早的，所以对他采取了孤立和斗争的政策。陈果夫由于经常不动声色，鲍罗廷对他的认识就比较少了，以至于一度还想将他拉人革命队伍，据陈果夫回忆说，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闭幕后，“鲍罗廷第二天下午就约我到他那里去谈话。他问我是否英士先生之侄，他说俄国人对英土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接着要我说一点有关英士先生的革命历史。我很明白他想笼络我，才说了这些假话，但我不去管他，把英士先生的事略说了一遍，特别指出英士先生怎样的扶助弱小民族，怎样的爱护同志，怎样的化敌为友。因为鲍罗廷曾在政治会议上讽刺我国真正革命党人太少，藉此拿英士先生的伟大人格和事业作一答复。又说了些英士先生幼年的故事，他的牺牲和服务精神，自幼就能充分表现出来。也见得中国人美德之一斑。最后，鲍罗廷问我英士先生的事略有无出版品，我说有的，他问是谁所作，我说是邵元冲。他说邵元冲的东西可靠吗？我说可靠，书中材料大半是由我供给的。谈话之间，他的神气渐不自然。我自己也觉得有语病。第二天开会，我带了一本邵元冲编的《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送给鲍罗廷，鲍罗廷没有看，临走也没有带回去。隔了几天，共党开始攻击我，加我以‘新右派’的名义。而组织部也被认为是共党的敌体。再过几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已贴出去打倒陈果夫的标语。”
鲍罗廷要争取陈果夫，显然是不知道陈果夫的历史渊源。以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关系，想争取陈果夫反蒋，是不大可能的。在上述陈果夫的回亿中，他对鲍罗廷说的“俄国人对英士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表示不信，认为鲍罗廷是在撒谎。
6．尴尬人遭遇武汉
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的。陈果夫受到武汉方面的激烈攻击，被迫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改任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员。3月10日下午，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幕，陈果夫自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宣布“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准备北伐。
7月9日，民国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了盛大的北伐誓师大会。
北伐正式开始了。
在共产党、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人民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用不到半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长沙、武汉、南昌、南京，革命势力席卷大半个中国。
北伐开始后，陈果夫留在广州继续从事党务工作。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合其家庭小事，还许愿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以后，姜辅成再不敢提辞职的事了。
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就让他代替前任秘书长邵力子，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整日不离蒋介石的左右。
北伐的胜利使得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如日中天。但军事方面的胜利却掩盖不了蒋介石在党内事务上的失利。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暨各省和海外党部联席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之前，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右派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加紧了活动。在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海外方面，共产党利用掌握海外部的优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捞到预料的名额。这使得陈果夫对此非常不满。以致以后他还愤愤不平地指责：
“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养南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分子就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提议迎接汪精卫复职和修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以防止总司令权力过大。
蒋介石远在广州之外主持北伐，无暇关照广州。遂一面发电给大会，摆出谦顺的姿态，说他远在前方，不能出席大会“躬领教诲”，但此次大会：“为本党根本大计之所在，尚祈请诸同志戮力共济，肩兹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催促张静江。陈果夫加紧在会上活动。
10月18日，大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右派人物张静江，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盟兄弟，又在辛亥革命之后与陈果夫有来往，在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张静江也一直是陈果夫的后台老板。张静江被指责，陈果夫非常不满。张静江由于腿部患有重疾，行走不便，不能上台自辩，于是陈果夫便替他上台说明。
原来中山大学有一姓沈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专门反共的组织，叫做“司的派”。但不久，沈某的这一组织便被发现了，案件由张静江负责处理。张静江本也反共，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庇沈某过了关。而沈某过了关之后，反共活动更为猖狂。因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便指责张静江处理沈某“司的派”反对共产党一案过于宽大，严为失当。而张静江则认为沈某以国民党同志地位去反对共产党，案件并不严重。在这一次大会上，共产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张静江给予明确答复，陈果夫于是上台替张静江代为说明。但陈果夫说完之后，共产党方面仍不满意。在共产党的一再责问下，陈果夫临时想到共产党引以为证据的种种事情，都是在张静江主持的监委会处分沈某以后才发生的，就用轻松的口气答复说：“监察委员不是神仙，所以对于沈某以警告处分时，又谁能预料未来之事必将发生呢？”暗示沈某的主要行动是发生在张静江处理沈某之后，不能将处理后发生的事和处理前发生的事混为一谈。陈果夫的答复使共产党人意识到自己在逻辑上犯的错误，对张静江也不再指责，最后由大会决议，开除沈某党籍，作为此案的结束。
这件事，也算陈果夫为国民党右派挽回了一个面子。然而毕竟是大败中的小胜，蒋介石自然不满意。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来挽回党务上的颓势。
当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致电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铠：
“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一些党政要员纷纷北上。陈果夫此时肺病又发，咯血不止，便请假去上海治病。但到了12月，蒋介石却忽然改变了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实际上是蒋介石感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如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政权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他要搞反革命阴谋就比较困难了。
11日，谭延阎率领国民党中央党部北上自广州向韶关出发。12月31日，蒋介石把张静江、谭延rN接到了南昌，同时他又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而在这之前，陈果夫也抱病赶到了南昌。
这年除夕，蒋介石设宴款待张静江、谭延阎及各委员。宴会上，蒋介石得意忘形地说道：“今天各位从广东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形容的。”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这样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又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了政府，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以军治政，以军治党的军事独裁政治。
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的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的这一方的。但陈果夫虽然站在蒋介石这一方，主张却和蒋介石有所不同，他认为南昌地理位置虽然较为中心，但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上也难以号召国人，将来要发动政变应选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为将来在上海发动政变做准备。
陈果夫在南昌的日子，主要就忙于这件事。他密电上海，要陈布雷、潘公展、虞治卿一起秘密到南昌会见蒋介石，会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有关党政和涉外事宜的部署，计议策划反共清党。随后潘公展、陈布雷又被陈果夫派往上海，为反共制造舆论。这一切陈果夫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少有局外人知道这些事。
尽管陈果夫度过了和共产党斗争的难关，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把他也逐渐卷了进去。1927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台，蒋介石被迫下野。而在此之前，陈果夫受到武汉方面激烈攻击，被迫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改任有名无实的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员、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组织部长由汪精卫派的干将之一陈公博担任。
当陈果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正值宁汉争斗激烈的时刻。武汉方面，一再要求蒋介石和北伐已经到南昌的国民党各大员前往武汉，将武汉定为新都。而在南昌的蒋介石认为，武汉是唐生智的势力范围，自己亲往武汉，不啻自投罗网，甘受唐生智的控制。而定都武汉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底做出的决议，蒋介石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他想出种种理由，加以拖延搪塞。这时正值春节，蒋介石便以过年为名，和到达南昌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谭延阎、戴季陶等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