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日记 作者:让·热内-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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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柏林市民头脑里，早已窝藏着伪善、仇恨、邪恶、残酷和贪婪的珍宝。人们对德国民族谈虎色变，我却能在其中自由自在，着实让我兴奋不已。我当然主张行窃不分国度，在德国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下手。但我在德国却感到特别别扭，因为无论从盗窃活动的动机和后果看，本来偷窃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态度，但在德国却成了公民的道德标准，整个民族熟视无睹，并以此加害他人。
“这是一个全民皆偷的民族，”我深有体会，感叹不已。“即使我在这儿行窃，根本算不上走旁门左道，也无法让我大显身手：我不过遵从常规秩序罢了。我不破坏现行秩序。我不造成危害。我对别人毫无影响。轰动效应是不可能的。偷了也白偷。”
我似乎觉得，主管法律的天神们并未暴跳如雷，他们只是感到奇怪。我因作案无人过问而感到羞耻。我不如投奔他国，在那里，通常的道德规范具有神圣的地位，人们按照道德规范生活。在柏林，我选择卖淫为生。我胡闹了几天，很快又玩腻了。安特卫普令我眼花缭乱，有神奇的珠宝，佛拉芒博物馆，犹太钻石珠宝商，迟迟夜归的船老大，来往如梭的大西洋旅客。我为我的爱而怦然心动，我渴望与史蒂利达诺一起过出生入死的冒险生活。而他似乎喜欢玩弄游戏，一味向我炫耀他的勇气。有一次，他独手驾驶着一辆警用摩托车回到客店。
“我刚从一个警察那里摸来的。”他笑嘻嘻地对我说，迟迟不肯下车。他明明知道，骑车兜风会令我发狂，他离开车座，假装检查发动机，然后带上我又开走了。
“我们马上脱手。”他对我说。
“你真傻。还能用来干它几下子……”
迎风飞车好不痛快，我好像卷入惊心动魄的大追杀中。一小时后，摩托车卖给了一个希腊船员，他立即把车装上了船。车虽卖掉了，但我有幸目睹了史蒂利达诺真正主演的一举成功的一幕：卖车，讨价还价，成交结账。整个过程堪称抢劫案后又一精心炮制的杰作①。
①皮埃尔·菲埃弗尔是国民别动队某队员之子，21岁，步其父后尘，正在做见习警察。他最近告诉我说，他当警察的目的就是要骑摩托车，我不胜感动。我仿佛又看见史蒂利达诺的大屁股往那辆偷来的摩托车皮坐垫上使劲一压的情景。原注
史蒂利达诺并不比我强多少，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男子汉。尽管他表演强人歹徒惟妙惟肖，但不过是装腔作势，拿大旗做虎皮罢了，我还没有见识过流氓不装孩子气的。他路经一家珠宝行或一家银行，一下子就郑重其事、煞有介事地构思抢劫或盗窃的细枝末节。干吗那么“一本正经”？要想建立一种以友情为重，互相帮助，配合默契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建立在合作者的利益基础上，这对他岂不是痴人说梦，无本生意，太罗曼蒂克了？史蒂利达诺在表演。他喜欢无法无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身试法，身临绝境，不失为一种美学追求。他企图模仿一位理想的英雄，史蒂利达诺的形象便早已享誉天下了。正因为如此，他顺应制服流氓的法则，并加以具体化。没有这些规定，他可能什么也不是。开始，我被他的孤家寡人气势，他的冷静沉稳的性格，他的从容不迫的行动蒙蔽了眼睛。我以为他是我行我素，自成一格，一味厚颜无耻，胆大妄为而已。哦，他是在寻找一种典型。莫非就是儿童画报上那位所向无敌、百战百胜的主人公？但不管怎么说，史蒂利达诺的浮云美梦与他发达的肌肉和对离奇情节的追求简直是机缘巧合，天衣无缝。小人书的主人公无疑已经铭刻在史蒂利达诺的心中。我仍然敬重他，因为尽管他现在表面上彬彬有礼，行为规范，但在他灵魂深处，他的身心正忍受着束缚，拒绝自己老婆的温柔体贴。
我们彼此并未完全情投意合，互相委身，只是照例每天见面。我在他房间里吃午饭，晚上西尔维娅出去干活，我们则在一起吃晚餐。然后，我们挨家光顾酒吧，喝得飘飘然，忘乎所以。他几乎整夜抱着出色漂亮的姑娘跳舞。只要他一到位，气氛就不一样，先是他一桌人热闹起来，然后感染周围桌子。笨拙而疯狂。他几乎每晚都要干架，粗野，可观，转眼间独手从口袋里拔出他的弹簧刀。码头工人、水手和男妓们纷纷把我们包围起来，或者助我们一臂之力。这样的生活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我多么希望能在迷雾缭绕或蒙蒙细雨中沿着大堤漫步。在我的记忆中，夜夜都冒火星。有一位记者谈论一部电影时写道：
“爱情之花在公开打骂中开放。”
这句滑稽的话胜似一篇精彩的演说，不禁使我想起一种名叫“狼嘴巴草”①的花，开在干硬的蓟刺丛里，花草通人情，我那带有绒毛的柔嫩花朵，被史蒂利达诺刺伤了。
①汉语名称为“金鱼草”译注
史蒂利达诺没有让我负责任何工作，有时候，我偷了几辆自行车到荷兰的马埃斯特里克出卖，他得知我过境十分轻松，便找一天同我一起闯阿姆斯特丹。他对海港城市毫无兴趣。他嘱咐我在一家咖啡馆等他几个小时，转眼就不见了。我已经懂得规矩，不可随便问他行踪。他对我的活路很感兴趣。而我对他的名堂不去理会。傍晚时分，我们又往回赶路，到了火车站时，他交给我一个像砖头大小的小包，捆得结结实实，而且盖了封章。
“我嘛，我继续坐火车走。”他对我说。
“可海关呢？”
“合理合法。不用担心。你照常步行过关。别打开包裹。这是一个伙伴的东西。”
“我被逮住了怎么办？”
“别开这种玩笑，小心打你的小嘴巴。”
史蒂利达诺一贯善于施展软硬兼备的魅力，我也只好左右逢源，听凭摆布。他亲切地拥抱了我，便独自朝列车走去。我看着眼前这位沉静的理性化身，这位摩西十诫的守护神走路的姿态，他那坚定稳重的步伐，漫不经心的举止，扭动有光泽的屁股，无不包含着他的权威。虽然我不知道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但它却是信任和幸运的标志。幸亏有了这个小包，我再也不必为我那点区区小事去闯边境了，现在只须惟君命是从，效犬马之劳。我的眼睛离开史蒂利达诺后，一切心思都是为了重新找到他，手中的包裹就是我的向导。我每次历险（偷盗，侦察，逃跑），周围的东西都活动起来了。想起那一夜，我同大个子N合伙作案。路上的石板、卵石都有方向，我得事先侦察清楚才行。周围的树木看见我不胜惊讶，顿时摇动起来。我害怕起来非同小可，可谓惊恐万状。无论什么东西，我一害怕，它就释放出一种精神激素，只等我一发抖，它也就跟着抖动起来。在我的周围，无生命的世界会轻轻叹息。我甚至可以同雨水交谈。我迫不及待将这种感情激动看作是一种特权，并对它情有独钟，导致恐惧的原因反而忽视了：如某次抢劫或在警察面前逃跑。夜间活动当然方便，但最终白天也照样坐立不安。于是，我只好将自己寄托于神灵世界，因为它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处于危险之中。我看周围的景物，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常态，它们给我通风报信，带来友善的不安。史蒂利达诺托付的包裹贴胸揣在衬衣里面，它会把每件事情神秘的谜底一一揭开。诚然，由于我微启双唇，嫣然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危险得以化解，使我敢于大摇大摆走向海关。我身上携带的东西，莫非是偷来的珠宝首饰？警察伤透了脑筋，密探、警犬四出活动，秘密文电来往不断，究竟是为了什么？会不会是这小小包裹引起的？我务必不惜一切代价与一切敌对势力周旋，史蒂利达诺在等着我。
“这混蛋耍出漂亮的一手。”我暗自寻思。“他倒小心翼翼不沾手。缺一只手可不是正当理由。”
回到安特卫普后，我也顾不得梳洗刮胡子，就直接向他住的旅店走去，一心只想带着我的胜利战果，连同我的拉碴胡子、蓬头垢面和疲惫的胳膊登门亮相。人们给优胜者戴上桂冠，献上鲜花，佩上金项链，难道不就是为了象征性地庆贺胜利吗？可我呢，我带来的胜利一丝不挂。在他卧室里，在他面前，我递给他包裹，像吃家常便饭一样自然。
“喏，给你。”
他笑了，一种大功告成的微笑。我想他不会不知道，我对他有求必应，没有办不成的事。
“没有遇到麻烦？”
“平安无事。很容易。”
“好！”
他又笑了，随口又补充了一句：“妙极了。”可我却不敢回应他，他当然一路平安，不承担任何风险，因为我早已知道，史蒂利达诺是我亲手炮制出来的，一切取决于我，我既然可以创造他，也可以摧毁他。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需要一个天使作为使者，去完成连自己都无法完成的使命。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什么，一点烟土。”
我竟然不知不觉走私了鸦片①。我并没有怪史蒂利达诺暗中让我为他火中取栗，代他去冒风险。
①1947年，我从一家晚报得知，他刚因持枪夜间行凶被捕。报纸称：“……英俊的独臂英雄脸色苍白……”云云。读到这里，我一点也没激动。原注
“这很正常，”我自言自语，“他是个混蛋，而我则是个蠢蛋。”
尽管他对我如此不义，我却对他感恩戴德。倘若他在我面前表现得胆大妄为，包打天下，事事不让我插手，一切由他自作自受，那么史蒂利达诺就将失去对我的所有吸引力。我暗自怀疑，他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次重大行动中去。他对自己的身体爱护备至就是证明。动不动就洗澡，动不动就洒香水，而且爱睡懒觉，还有那日益发福的形体，都说明他变得圆滑了。明白了他的行动离不开我后，我也就更离不开他，稳抱住他这棵有根基也爱招风的大树，并从中汲取我的力量。
此时，正值安特卫普秋季，阴雨绵绵，建筑物的色彩灰暗，佛拉芒人形态沉重臃肿，城市风格又很特别，再加上我这可怜巴巴的穷酸相，也增添了悲凉的情调。面对这些风物，难免触景生情，心头闷闷不乐，总有些忐忑不安。在德国占领安特卫普的轰炸中，许多安特卫普人丧生，我曾从新闻影片中看到100到150名受害者的葬礼。一具具棺材上盖满了郁金香或大丽花，安置在安特卫普废墟现场上，简直成了一片摆花摊的花市。各路牧师和唱诗班的孩子们，个个穿着绣边宽袖法衣缓步而行，为死难者祈祷安魂。这番最后一睹的景象，进一步使我相信，安特卫普向我暴露了它的阴暗面。
“人们在为这座城市举行祭礼，”我心里思忖道，“我想，城市的精神就是死亡，”
不过，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造成了我的迷惘，这种不安情绪首先是恐惧引起的。后来，慌乱很快就消失了。我仿佛可以洞察事理。就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失去了惯常的意义，我甚至自己问自己，举杯饮酒是真的吗？穿鞋戴帽是真的吗？我一旦发现了每件事物的特殊意义，数理概念便离我扬长而去。渐渐地，史蒂利达诺失去了对我的难以置信的吸引力。他以为我耽于幻想，因为我很专注。其实我不甘寂寞，心不在焉。南辕北辙，目标与终点不一致，这是常有的事。经过对比，我的谈话颇有点幽默：
“你变得疯疯癫癫，我发誓。”
“疯疯癫癫！”我重复了一遍，眼睛瞪得大大的。“疯疯癫癫。”我好像记起来了，根据我所说的不屑一顾，注意到忘在铁丝上的一件内衣还夹着一枚别针，我因此揭示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这个尽人皆知的小玩意儿，既雅致又奇特，我却熟视无睹。我对一切事态的感知，一律抓住其主体。读者可想而知，在我当时的生活环境中持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时候，我每时每刻都要提防不测，我一旦看不见客观事物的实用意义，就有被抓起来的危险。
在史蒂利达诺的帮助和劝导下，我终于讲究起穿着来了，而且还很别致。我讨厌流氓中流行的笔挺格调，我的装束流露出梦幻色彩。当乞丐因耻辱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正当我告别乞丐生涯之时，现实世界又从我身边悄然溜走。我识别客观事物重本质而非优点。我的这一幽默感最终使我与情投意合、亲如手足的人们逐渐生疏起来，犹如粘胶逐渐失去了粘性。我感到茫然若失，轻浮到荒唐的程度。
在一个酒吧间，一个年轻的皮条客正蹲着玩弄一只小狗。在这样的场所，玩得如此调皮，的确异乎寻常，我不由向年轻的皮条客和小狗会心一笑：我很理解他们。这就好像一辆满载沉闷而匆忙乘客的公共汽车，发现一个小孩伸出小指头示意，便丝毫不敢怠慢地停了下来。史蒂利达诺鼻孔里冒出一根又粗又硬的鼻毛，逼人太甚，我便毫不客气地拿起剪刀把它剪断。
后来，我被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所倾倒，我采取了同样超然的态度。我承认我很激动，但我不承认激情有指挥我的权力。我同样清醒地加以审视，我懂得什么是我的爱；我从我的爱出发，与世界建立起联系：聪明才智应运而生。
但史蒂利达诺如梦初醒。我已不再为他效劳。他不如痛打我一顿，痛骂我一通。他不如让我领教一下他拳打脚踢、侮辱漫骂的滋味。在我眼里，安特卫普已经失去了悲凉的特性和放荡的滨海诗意。我明察秋毫，一切都可能降临到我头上。我本可以作案犯罪。这个阶段前后大概持续了半年。但我还是干净的。
阿尔芒已经外出旅行去了。尽管我不时听到别人叫他不同的名字，我们却一直管他叫阿尔芒。我的情况难道不也如此吗？大家叫我让·加连，其实这是我第十五六个名字了。他刚从法国回来（后来我回法国后才知道他贩卖鸦片），若要我用一个词来勾画一个人，只要他在我面前打几秒钟照面就行。但如果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如忠诚、明朗、坦率在我脑中滞留，那么一旦发现他的嘴角起了一道皱纹，换了一个眼神，露出了一丝微笑，那么表达起来就不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