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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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街有许多房地产。这时，从垂死的老太婆嘴里突然冒出来一连串刻薄的，

不，一连串让人不堪入耳的恶骂，用语太脏我都不敢在这里照引。与此同时，

她坐直了一些，她那白发苍苍的衰老的头充满生气地来回摇晃了几下，好像

是臭骂一通后出了气，现在是欣喜若狂了。可是接着她又重新安静下来，因

为女护士幸好这时来到她的床边。——好了，好了，施罗德太太，千万不要

激动，好好躺下来，安静一点。小老太太听从了。护士走后，她软弱无力地

挥了一下手。这些花，她说，都是她姐姐送来的，为的是气她；她姐姐明明

知道她不喜欢花，而且不赞成把钱浪费在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上。可是她们

从来没有红过脸——她说我一定是以为她们经常吵架，可她们一直是客客气

气、彬彬有礼的——当然正是因为互相憎厌的缘故。所有斯丹齐利家的人都

能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虽然他们相互间水火不能相容，而他们的彬彬

有礼只不过是刺激对方，要把对方折磨死的一种手段——幸亏折磨不死，否

则的话就糟了，他们怎能仍然保持一个讲究礼貌的家族呢？

①　指警察局长。——译注

“别离题了，施罗德太太，”教士又重新提醒说，“临终涂油礼正等着
呢。”而我这时又盼望能抽一根我那种粗大的巴西大雪茄，而不是小雪茄了。

那一股细语又絮絮叨叨地继续说起来：1895　年她嫁给了她的亡夫高尔瑟
博士，库尔的一个医生。她姐姐还有她的那位上校居然为这事感到不愉快，
认为这门婚事不门当户对，姐姐甚至还直截了当地把她的这种看法明说出
来。那位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患流行性感冒死去，姐姐更加不正常了，
她事实上为她的军人丈夫设立了祭坛。

“讲本文吧，施罗德太太，讲本文吧，”教士继续催促她，可是一点也
没有不耐烦。他似乎顶多对她的思想散漫、杂乱无章感到有点悲哀，而我索
性打起盹来了，仅仅是过一小会儿便惊醒一阵。“想想临终涂油礼快要做了，
讲本文吧。”我毫无办法；那个小老太太躺在她那张临终的床上没完没了地
唠叨着，声音吱吱喳喳的，毯子底下伸出了橡皮管子，她还是说呀说呀，说
个没完。从一件事又扯到另一件事上去，就是不说到正题上来。我到目前为
止也只能猜测她大概是要对某个热心公益的警察表示感激，然后是宣布捐赠
几千法郎，以激怒她那位九十九岁的姐姐。我已经在替一篇表示感激的简短
的演说词打腹稿了，一面渴望着抽烟，一面不得不压抑这种不切实际的欲念，
我还渴望着本该喝到口的开胃酒，本该吃到嘴的星期天照例在皇冠餐厅和我
太太、女儿一起享用的那顿晚餐。

这时老太太叙述得比较的不枝不蔓了，她说：她那位亲爱的高尔瑟大夫
过世之后，她又嫁给了亲爱的已经过世的施罗德。他是她家的一个司机兼花
匠，大宅里的一切该由男人来做的事，诸如烧锅炉、修百叶窗等等，都由他
照料。虽然她姐姐对这门婚事没说什么话，甚至还到库尔来参加了婚礼，老
太太拿得准，她姐姐还是为这次婚事感到恼怒的，虽然姐姐隐藏住自己的不
快感情没说出来，但这正是为了故意要激怒她。她就是这样成为施罗德太太
的。

她叹了一口气。在外面走廊上，护士们唱起圣诞颂歌来了。“嗯，我和
我第二位亡夫的婚姻是非常和美的，”老太太听了几句圣诞歌之后又接着说
道，“虽然对我的先生来说，这个丈夫是不容易当的，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好
当。我那去世的阿尔伯特和我结婚时正好二十三岁，他是1900　年生的，可我
已经五十五岁了。不过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他是个孤儿，你明
白吗？他母亲的身世不清楚，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
亲是谁，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第一个丈夫在阿尔伯特十六岁的时候收留
了他。他在学校里书念不下来，你明白吗？写字和看书都不太行。结婚显然
是一条最稳妥的出路。要说寡妇的坏话是最容易不过的了，虽然我和阿尔伯
特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那种事，即使是结婚以后也没有同过房。两个人年纪
这么悬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的财产数目有限，我得精打细算才能把苏
黎世和库尔的房地产维持下来。如果让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单独到冷酷的
世界上去闯，他又会有什么遭遇呢？像他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会迷失
方向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要承担义务的。于是我们便堂
堂正正地在一起生活，我得说，我那阿尔伯特是个很体面的男子汉，又高又
大，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我没有理由因为他感到不光彩，虽然他除了说‘是
的，妈咪，一定的，妈咪’之外，几乎从来不讲别的话。不过他是听话的，
酒也喝得不凶，只不过他贪吃，特别是面条。事实上各种淀粉类的东西他都
爱吃，还有巧克力。他见了巧克力便没命似的。除此之外，他是个温顺的、


善良的人。一辈子都是这样，比我姐姐四年后嫁的那个汽车夫可要强多了，
虽然她的前夫是个上校。那个汽车夫那时候也只有三十岁。”

“讲本文吧，施罗德太太。”那教士的声音从窗口那里飘了过来，丝毫
不带感情，却又是毫不妥协的。这时，那个小老太太停歇了一小会儿，也许
她毕竟还是有些累了——我仍旧像泥塑木雕似的坐着，还在等待那赏赐给穷
苦警察的捐赠。

施罗德太太点了点头。“你瞧，局长先生，”她说道，“到四十年代时，
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开始走下坡路了。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啦，准是他脑
子里某个地方出了毛病。他变得越来越阴郁和沉默了。他常常呆呆地瞪视着
空中，有时候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是照样干他的活儿，所以我也没有什
么真正的理由可以责怪他。不过他也常常一连好几小时骑了摩托车出去逛，
也许是那次大战弄昏了他的脑袋，也许是因为军队不肯收留他而觉得不高
兴。一个人脑子里究竟怎么想的，又怎么能知道呢？还有，他越来越饕餮了
——幸亏我们养得有鸡，还有兔子。接下去，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出了一
点情况，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事。第一回发生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她停住不讲了，因为女护士和一个大夫走进房间来了。他们在机器后面
忙了一阵，又走到老太太的后面。那大夫是个德国人，头发金黄，就像刚从
一本画册里走出来似的，他神情愉快，又很傲慢，正在进行星期天的病房检
查——你觉得怎么样，施罗德太太，打起精神来，我们正在取得很好的效果，
好极了，好极了，别灰心失望。接着他迈着快步走开了，女护士跟在他后面。
那个教士又告诫道：“快讲本文吧，施罗德太太，快讲本文吧，临终涂油礼
十一点开始。”这个前景似乎对老人家心理上一点影响也没有。

“每个星期他都要送鸡蛋去给我那位住在苏黎世的姐姐，”老太太又重
新开始道，“我那可怜的亡夫阿尔伯特总是把篮子系在他的摩托车的后面，
快到天黑才回来，他每次总是大清早就出发，大约五、六点钟，总是穿一身
整整齐齐的黑衣服，戴一顶圆顶礼帽。谁看见他都要跟他亲热地打个招呼。
他骑着车，穿过库尔，来到乡下，一路上用口哨吹着他最喜欢的那首歌：《我
是瑞士好小伙儿，我爱我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是一个炎热的仲夏日子，就
在联邦国庆节的后两天。这次等他回到家里都已经过了半夜了。我听见他在
浴室里洗呀刷呀弄了好久，我走进去一看，见我那亲爱的亡夫身上全是血，
衣服上也都是血。‘我的天啊，好阿尔伯特，’我说，‘你出什么事啦？’
他只是愣愣地瞧着我，半晌才说：‘一点儿小事，妈咪，我马上就好了，去
睡吧，妈咪。’我也就去睡了，虽然我有点纳闷，因为我没看到他身上哪儿
有伤。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吃早饭时，他在吃鸡蛋，他每次都要吃四只蛋，
还要吃面包和果酱。我看报纸，知道有人在圣高尔州杀死了一个小女孩，用
的凶器可能是一把剃刀，我立即记起来昨天晚上他在浴室里洗一把剃刀，虽
然他总是在早上剃胡子的。我突然像上帝给了我启示一样醒悟过来，就非常
严厉地对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说：‘亲爱的阿尔伯特，正是你杀死了圣高
尔州的那个小姑娘，是不是？”他停住吃他的鸡蛋、面包、果酱和泡菜，说：
‘是我干的，妈咪，我没法子不干呀，这是上天的指示。’说完了他又接着
吃了。我想到他病得这么不正常心里很乱，我也为那个小姑娘难过，我想打
电话给齐希勒尔博士——不是那个老大夫，是他的儿子，那也是一个非常好
的大夫，也很富有同情心的。可是接着我想到了我的姐姐，她会如此地幸灾
乐祸——那不是她生平最得意的一天要到了吗？所以我仅仅是对我亲爱的亡


夫阿尔伯特板着脸，非常严厉地告诉他，这种事以后再也、再也、再也不允
许发生了。他说：‘是，妈咪。’‘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呢？’我问道。‘妈
咪，’他说，‘我骑摩托车去苏黎世经过瓦特威尔时，常常遇见一个穿红裙
子有金色发辫的小姑娘。那地方离我走的大路很远，要绕弯路，不过自从我
在一个小树林附近见到那小姑娘后，我总忍不住要绕这段弯路——这是天上
的一个声音下的命令，妈咪——那声音命令我跟小姑娘一块玩；接着天上的
声音又命令我给她巧克力，接下来我又不得不把那女孩杀了，这也是天上的
声音说的；妈咪，我干完了便躺在附近树林里的一个灌木丛中，等天黑了才
回到你这儿来，妈咪。’‘好阿尔伯特，’我说，‘你再也别骑摩托车上我
姐姐那儿去了，我们以后把鸡蛋邮寄去吧。’‘是的，妈咪，’他说，又拿
起一片面包，厚厚地抹了一层果酱后便走到院子里去了。现在我真的必须到
贝克神父那里去一趟了，我想，让他跟阿尔伯特好好地谈一谈。可是当我从
窗子里望出去时，看到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在太阳底下那么忠心耿耿地、
安静地干着他的活儿，有点忧郁地在兔笼那儿拾掇什么，是在补兔笼哪。我
看到里里外外都这么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就想道：已经出了的事情再也
无法挽救了，阿尔伯特是个好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小伙子，而且，同样
的事情反正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时候护士又到房间里来了，她检查了机器，重新把管子放放好。床上
的小老太太似乎又筋疲力尽了。我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汗珠从我脸上直往
下流，我也不去管它。突然之间，我打起冷战来了，想起我方才居然以为老
太太要捐钱给警察局，不免觉得分外可笑。还有这么多鲜花，所有这一束束
红玫瑰、白玫瑰、火一般的唐菖蒲、紫菀、百日草、石竹花，都不知是从哪
儿弄来的，更有满满一大瓶兰花，惹眼得让人觉得十分俗气；还有那窗帘外
面的太阳；那教士一动不动的、庞然大物般的身影；那大蒜气味——这一切
都那么可笑。我觉得自己很想大发雷霆，逮捕这个老太婆——但是现在再这
么做已是毫无意义了。她马上要接受临终涂油礼了。我坐在那里，穿着我那
套星期天的好衣服，严肃，一本正经，却也是无能为力。

“接着往下谈吧，施罗德太太，”教士耐心地劝告道，“接着往下说吧”。

于是她便继续说了：“后来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真的好些了。”她用她

那平静、温和的语调解释着，真像是在给两个小孩讲童话似的。在这个童话

里，丑恶、荒谬的事真的出现了，而且和善良的事一样神奇。“他不再去苏

黎世了。可是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又能用我们的汽车了，是我

三八年买的那辆别克①，我亲爱的亡夫高尔瑟买的那辆实在太过时了，因此我

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常常开了那辆别克带我出去兜风，有一次我们还到了阿

斯考那呢。我就想，既然开车能给他带来那么多乐趣，还是让他再往苏黎世

跑跑的好——不管怎么说，在别克汽车里是不会出事的，因为他得集中注意

力开车，听不到上天向他说话的声音。于是，他就开始驾车去我姐姐那里，

忠心耿耿地运送鸡蛋，真像个乖孩子一样，有时也送一只兔子去。可是很不

幸，有一次他又突然半夜之后才回到家中。我径直到汽车房去——我立刻就

回想起来，最近这些日子里，他突然不断从糖果盒里取走巧克力球。果然，

我发现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在洗汽车的内部，车里面到处都是血。‘你

又杀了一个小姑娘吗，阿尔伯特？’我问，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妈咪，’

①　一种美国汽车的牌子。——译注

他说，‘不用担心，不是在圣高尔州，是在施维茨州，上天的声音叫我这样
办的。这个小姑娘也穿红裙子，有黄辫子。’我十分不安，我比第一次更加
严厉了，我几乎都发火了。足足有一个星期我不让他用汽车，我还想为这事
上贝克神父那儿去——我的确是下了决心的。可是我的姐姐一定会喜出望外
的，我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于是我把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看得更紧了，
因此有两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至他又干了第三回，因为他没法不服从
上天的声音。我可怜的亡夫阿尔伯特呀！他心都碎了，他哭呀哭呀，我马上
就发现糖盒里的巧克力球又少了。这回是苏黎世州的一个小姑娘，她也是穿
红裙子，有黄辫子。母亲居然让女儿穿戴得这么危险，这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呀。”

“这小姑娘的名字是葛丽特利·莫赛尔吗？”我问。

“她名叫葛丽特利，另外那两个叫索尼娅和埃维利。”老太太答道，“我
把三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