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吴言-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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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周六，阎局长没到办公室来，那么第二天晚上他保准会来。我心里有数了。
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第二天，我在阎局长进门前将那封信的复印件放进李小南的小抽屉。阎局长看到复印件还以为是李小南自己复印下的呢！李小南复印下原准备锁大抽屉里，临时有急事没来得及锁，随手塞小抽屉里便匆匆出了门，准备第二天再锁大抽屉里。
那天阎局长刚端个茶杯进门，我便装作有事匆匆出去了。我到我们局大楼对面一个小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像电影里那些侦察员一样观察对面。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阎水拍局长匆匆从大楼门里出来了。虽然夜色中看不清他的面容，仍可以感觉出老头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确信阎局长离去后，我重新闪身进了楼。我将那封信取出来，重新坐在办公桌前欣赏了一遍，然后将信撕了个粉碎。我将碎片包在一张白纸里，去卫生间幸福地蹲了一会儿，一拉抽水马桶，让那包碎片和我的排泄物一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暗中一闷棍，就将冯富强敲死了。以阎局长的城府，断不会将这件事在冯富强或李小南面前点破。我不仅将冯富强的政秘科长梦撕碎了，把这个坏蛋的一生都撕碎了！这个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从此将在玻管局的政治斗争中像空气一样淡出，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看来敲死一个人并不难，有时甚至很容易——敲死一个人一生也很容易！我鱼在河就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敲死我人生道路上所有挡我道的坏蛋的人！
我不仅敲死了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又学会了一种“敲术”——杀人其实可以不用刀——傻瓜才用刀呢！有时用几张纸片也可以宰掉一个人。冯富强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已经被我宰掉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才离去，我浑身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要在办公室独自一人静静地享受这种幸福。下去复印那封信的时候，我让复印门市的女孩开了一张发票。女孩当时很惊讶，眉毛一挑说：“拢共一块五毛钱还开发票？”复印一页是三毛钱，五页是一块五毛钱。“为什么不开呢？”我这样反问女孩。“收款收据行不行？”女孩还有点不甘心。我说：“不行！要正式发票！”
此刻我将那张发票拿出来，展开放在办公桌的一本书上，实在有点忍不住了，拿起炭素笔，在右上角模仿阎局长的笔迹写下两个字：“准报！”阎局长在条据上签字，有时写作“准报”，有时写作“准支”，有时写作“经费支”，有一次他笔误将“准报”写作了“准抱”，当时李小南当出纳员，我看到“准抱”二字，一个人偷着乐。
为什么要模仿阎局长的字体呢？我的字比他的字漂亮多了，我可是“庞中华”呀！“庞中华”再次拿起那支炭素笔，在右上角空白处，潇洒有力地写下两个字：“准报！”并签上名字——签得当然不是“庞中华”，而是“鱼在河”！
《背叛》吴言
第二十二章
在机关工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有点像过去女人缠小脚，得先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然后迈着小碎步往前跑。这就叫做“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你若想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甚至像那些短跑健将那样进行百米冲刺，非绊倒不可。
冯富强绊倒了，赵有才虽然没有绊倒，正跑着却不跑了。赵有才为啥不跑了？他气馁了，因为他跑不过马方向。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别人都冲线了，自己还得再跑两圈，于是干脆信步走了起来，结果差不了多少——都是倒数第一名。
作为我们玻管局位次排在总工程师牛望月之后的一名“行管办副主任”，赵有才还能跑到谁前头去。跑陈奋远前头去？还是跑朱锋、姬飞前头去？要跑到这些人前头去，得像马方向那样——飞！可他又“身无双翼”。于是赵有才不仅打消了“飞”的念头，甚至没有了“跑”的心思，背着个干粮袋，跟在大部队后面慢腾腾地走了起来。
赵有才现在在我们玻管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下象棋。我们玻管局出过两届市直机关象棋比赛冠军。一届是朱锋，一届是姬飞。可现在这两届冠军却下不过赵有才。有时他们一下就是一个或半个工作日，到下班了还恋着不肯离开棋盘。有一次赵有才与姬飞下了个平局。两人已下班出门了，甚至已下楼了，就要出大楼门了，却又折回身上了楼，噼里啪啦又来了一盘。
赵有才后来开玩笑对人讲，不下最后那一盘，决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像“唱歌”最后那一下，不出点东西就结束战斗，浑身憋得难受。
牛望月跳棋下得不错，可赵有才他们没兴趣和他下跳棋。他就去拉小马、小胡、小虎或小高。小马后来不愿和他下棋了。小胡要和小虎、小高玩扑克牌，要么“挖坑”，要么“拐三”，要么“爬山”。他就只好拉个小牛。一头老牛，一头小牛，爷俩关着门玩那几个玻璃蛋子。
我将冯富强击溃之后，（这小子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审时度势，觉得在老局长退居二线前不宜再有什么举动，须静观。所谓“动若脱兔，静若处子”。我那天跑着去复印那封信时多像一只“脱兔”，现在应尝尝做“处子”的滋味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起初几天，冯富强依然像往常那样，屁颠屁颠往老局长办公室跑，可出来后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过去从老局长那儿出来，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即使没有朝霞，他脸上也燃烧着灿烂的晚霞。现在出来则布满了阴云。有时又像那种“丈二和尚”，半天摸不着头脑。坐在办公桌前长舒一口气，发半天呆，嗒然若失。可以想得来，他对老局长对他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百思不得其解。老局长待人的态度原本就有点捉摸不透。有时他对你很热情，有时不很热情，有时则很不热情，甚至很冷淡。他冷淡你的方式有许多。首先是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你说话，你和他说话时他也不说话，最多用鼻子哼一下，或者干脆连鼻子也懒得使用。这样你就会局促不安起来，自个会寻思：我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就会再往远处想：最近我有得罪老局长的地方吗？你想破脑子也想不出老局长这是怎么了，又不能问，于是愈发忐忑不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二种方式是不看你，就是那种“视若无睹”。问题是他有时候“视”都不“视”你一下，从你进门起他就始终不看你。他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是谁，但他就是不看你。那他用手蒙着眼睛？没有，他也没有以手蒙眼睛。那他的眼珠子总得往个地方看啊！他当然往个地方看：他往办公桌的文件上边看，一边看一边还皱着眉头哗哗翻文件。老局长这种“目中无人”的功夫可坚持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就是说，你若坐在他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他可以在这么长时间对你视而不见，瞧都不瞧你一眼。而你坐十分钟就坐不住了，有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三种方式是看你——这种方式更厉害！可不是像看李小南那样看你，让温柔的目光像水波一样淹没你。老局长看你的目光里注入了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那种冷空气从气象学的角度讲称作“寒流”。在老局长向你瞥过来那一瞬间，你眼前会觉寒光一闪，当你温热的目光和老局长寒气逼人的目光相遇时，你不禁会打一个哆嗦，仿佛有一把刀子，嗖地向你飞来。这一刀就将你砍得魂不附体，急忙找个借口站起身开溜。
老局长冷遇你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骂人。老局长当然不会骂你。老局长又不是当年被杨志一刀宰了的那个泼皮牛二，怎么会随便骂人呢？但他可以骂文件，骂桌上的茶杯，甚至可以骂办公桌，骂悬在半空中的吊灯。老局长骂哪儿眼珠子往哪儿瞅。可此时你的额头上已浸出细细密密的汗珠。让我感到乐不可支的是，从那天开始，冯富强从老局长办公室出来，常常是满头满脸的汗珠。有一次我见他刚从老局长门里出来，急忙以手背在额上和脸上抹，当时并不是伏天，即使是伏天老局长办公室也不热，因为有空调。那冯富强为什么这么热呢？他抹完后在楼道里甩下一把汗珠。我当时童心大发，竟想跑过去数一数他甩下的汗珠是多少瓣？后来一想，这可不容易数清楚，才作罢。
可以想得来，冯富强将老局长的所有招数都领教了，那段时间他内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这天早晨刚上班，阎局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大办公室。他瞧都没瞧眼巴巴望着他的冯富强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将文件放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小鱼，这是省玻管局的一个通知，省局将于近期组织各地市的局长赴欧洲考察学习，你负责与省局联系，按照省局的要求将我出国的手续办理好。”那天阎局长转身离开后，我发现冯富强脸色刷白。瞧着冯富强那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的痛苦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他的这种痛苦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亲自将他置于刀俎、付诸庖厨的。我顿时明白：你要想得到快乐，就应去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才是那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呢！
譬如袁长印，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久违的家伙。我才明白，当初他为何要将我捂在枯井里一捂就是十年，原来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小时候，孩子们恶作剧，抓一把蚂蚁扔热锅里，然后快乐地伏在锅沿边看。蚂蚁拼命挣扎，很快又不挣扎了——因为它们已被烫死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要么做蚂蚁，要么做抓蚂蚁的人。当年在我们袁家沟乡，袁长印就是抓蚂蚁的人。乡里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还有十几所散布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小学。袁长印高兴了，就可以将你从某所村小学“抓”到乡中心小学来。不高兴了则可以将你像从身上摸一个虱子一样，摸出来扔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在那些像“夹皮沟”一样的深山沟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你连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那些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下来的女娃娃，每到晚上，就蒙着头在被窝里抽泣。
除了“调动权”外，袁长印还掌握着“去留权”。当时这些学校里有一半民请教师。袁长印那儿有一份全乡民请教师的名单。对哪个人有不好印象了，就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的一端将这个人的名字一笔勾销，仿佛是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核准死刑似的。那时炭素笔还没有流行开，乡里的干部衬衣口袋里往往插着这样一支削开两头的红蓝铅笔。乡里的那些民请教师当时最怕袁长印“动笔”——尤其怕动红的那一端。袁长印动一下，就得有一个人卷铺盖回家。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那个高加林，就是这样被一笔勾掉的。因此那些民请教师一见袁长印，无不像现在的冯富强见了阎水拍一样，腿肚子直打哆嗦。据传言，那些青年女教师要从山旮旯儿调到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来，或者从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调回县里市里去，有点姿色的都得让袁长印“过手”。就像万里长征必须经过六盘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袁长印就像一个骄横而荒淫的皇帝，乡里的这么多学校都是他的后宫，那些女教师——尤其是有几分颜色的年轻女教师则都是他的妃子。他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地揽揽谁的腰肢或拍拍谁的屁股，那是他宠幸你！袁家沟乡的教师那时都晓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得罪，惟独袁长印不可以得罪。和袁长印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每一个教师到袁家沟后——无论是“公派”的，还是民请的，第一项工作不是玩那一盒粉笔头，而是到袁长印家“拜门子”——就像上海滩当年那些初加入青红帮的小泼皮，先得去拜拜“祖师爷”。当然去拜望袁长印不需要叩头，只要拿些好烟好酒就行了。那时还不时兴送钱，以送烟酒为主。不过烟酒也可以变为钱——袁长印的妻子开着乡上惟一的一家小卖部，以出售名贵烟酒为主。据说袁长印家那座贴着白瓷砖的耀目的二层小洋楼，就是用小卖部所赚利润盖起来的。有两瓶酒竟被反复出售了多次：甲教师从小卖部买走，送给袁长印，袁长印将酒拿到小卖部。乙教师再买走，再送给袁长印。你说有多好玩儿！
我当初分配到袁家沟中学后，一位好心的老师曾悄悄提醒我，快去看看袁长印。我当时想，我一个堂堂的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破山沟原本就够窝囊的了，为啥要去看他？我若分配到国务院，他想来看我恐怕都不容易看得上呢！这就是古往今来那些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包括屈原，这个中国古代很大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结果就是投进汨罗江。虽然我们现在包粽子吃时甜在嘴里，可当初屈原投江时却是泪流满面，仰天长啸，苦在心头啊！
我当时那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确实可笑——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分到国务院。虽然我有同学分到了国务院，但那是两码事。就像我们玻管局，我们局固然出过一任省长，挂在嘴边说说可以，却不能因此奢望玻管局的每一个同志都享有省长一般的待遇。牛望月或者姬飞，出行时也要求车队簇拥，记者随行，警车开道。
所谓“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当时像屈原一样梗着脖子没有低头，后来想低头已来不及了。
这里有个“行规”问题。那些小泼皮当初一入帮即去拜望“老前辈”，说不准多少年后就是个黄金荣或者杜月笙。可入帮以后却去外滩逛去了，或到哪儿狎妓去了，将拜望老前辈这档子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甚至丢到“爪哇国”去，说不准哪天就会被莫名其妙卸去一只胳膊或剁掉两个手指头。
我历经十年艰辛，终于调到了玻管局。从进入这个局的第一天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由一个蚂蚁变为抓蚂蚁的人！为此我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陶小北、李小南这样两颗鲜桃搁嘴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