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澜的日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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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肋骨硌在硬塑料桶的边沿上，手中的一碟银丝卷散至厨房的各个角落。
我顾不得银丝卷。我已疼得涕泪交流，在地上缩成一团。老板娘今夜出奇的仁慈，她没有大发雷霆，却派人送我去医院。
送我的男孩叫阿文。我坐在他车里呻吟的时候，他还穿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许是因为我当时的样子犹如生命垂危，他没时间换衣服，只随手抓了他的黑色皮衣扔在车后座上。
那一夜雪下得很大。阿文的车子如蜗牛般爬行。在到达医院之前，我便已经不那么疼了，尽管仍旧不能扭动身体或是抬起手臂。
我为自己的瘦削而遗憾，否则也不会硌得如此厉害。
阿文开车的样子很专著，额头上浮着一层汗水。车内的暖气开得很足，我渐渐觉得舒适了。
他身上的奶白色衬衫微微散发着厨房的味道。我再次觉得那身衣服是很精神的。
我有些不忍打扰他。
可是，他在为我而开车。于是我必须打扰他。我必须请他把我送回住处。我不想去医院，我的医疗保险是最简陋的一种，看一次急诊便会倾家荡产。
我不知道应该使用国语还是英语。我发现，自从开始在中华楼打工，我还未曾和他讲过话。
他鼻梁上架的黑色细边眼镜和额上一屡被汗水浸湿的直直的黑发鼓励了我，我决定使用国语。
他很容易便听懂了我讲的国语。
他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他询问的语气很是关切。他的声音混浊而温柔。
我有些感动。却仍旧坚持不去医院。我微笑着告诉他我没事了。
于是他把车头转向我的住处。
车里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了。我打破僵局，对他的护送表示感激，并为耽误他的时间而表示歉意。
他腼腆地笑，两腮浅浅的酒窝显得孩子气十足。
我问他为何国语讲得如此标准。
他说他在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
我有些嫉妒他国语和粤语都如此熟练了。
他问我在哪里长大。我回答在北京。他兴奋起来，仿佛对那座城市很是仰慕。
于是我更加感动了。
小莲每次站在我家凉台上观赏二环路时都表现出类似的兴奋。不过我那时只有鄙夷，没有感动。
我们的交谈并不很紧密。但车窗上还是很快附着了一层白雾。他开动除雾的装置，但也许是车子太旧的缘故，那装置并不如何有效。
他于是更加专注地驾驶。而我也自然而然地沉默了。
到家的时候，我抬动胳膊时肋骨的剧痛也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再次向他表示谢意。他再次微笑。
他搀扶我进屋，我们的声音惊动了犹太老太太。和上个房东相比，她不但年轻矫健，而且热情好客。
阿文的英语在我听来与美国人无异。我更加多了一分妒忌。
老太太为我取来冰袋，满脸祖母般的关切。又是我不可靠的记忆。因为我实际上是从未见过祖母的。
阿文向我告别。我于是又一次地道谢，不厌其烦。我顺便请他转告老板娘，我一切都好，明天会准时去上班。
我当然必须一切都好，明天必须去上班。否则不看急诊也一样会倾家荡产。
阿文笑答：这么晚了，中国楼早就打烊了。不如我明天来接你一同去上班，见到她你自己讲吧！
我方才意识到他竟同我一样损失了整整一晚上的收入。我满怀歉意，连忙拒绝他准备提供的帮助。
他却认真起来。他问我，我的脚踏车还放在中国楼，如果他不来接我，我又如何去上班呢？
我这才想起，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于是对阿文感激得无以复加了。
这一夜屋外的风雪很大。即使是藏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也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
我有些为阿文担心了，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是不是很远，需不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
也许是新换了住处，也许是身体过于疲惫，也许是肋骨隐隐的疼痛，我长久地无法入眠。
我打开箱子翻找那盘具有催眠效果的录音带。疼痛把我的动作变得笨拙不堪，大大减缓了搜寻的速度。
我看到了阿澜的日记。我索性停止搜寻，拿着日记返回床上。我信手翻开一页，澜和辉在夏天的夜晚，漫步在紫竹院的小径。月光下一片竹影，在夜风中微微摆动。
我从未去过紫竹院。但我和伟却时常骑着车从那公园门口经过。
我便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沉沉地睡去了。
这温柔的夜色里，我又见到了辉。他却身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一整夜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仍旧称他为辉，他亦称我为澜。
阿澜的日记（6）
作者：小杰
（原作者：xiaojie）
第二天我徒步去学校。半个小时的步行，再乘五分钟的校车。校车是接送学生的公车，从学校的一个校园开往另外一个校园。密西根大学大得出奇，分成好几个校园，从南到北至少有十公里之遥。
校车是免费的。我盼望它的路线能延至我住处附近，如同当年盼望北京地铁能从西直门延长至清华园一般。对于北京地铁的企盼将于公元二零零二年得以实现，但对于密西根校车的盼望却始终未曾如愿。
半个小时的路程让我着实吃了苦头。前夜的风雪虽然停了，但街边的积雪却几乎过膝。这积雪原本是没有这样深的。不过一大早，扫雪车就把路中央的雪全扫到路边做数。这里原本是很少看见行人的，空旷的马路上，只有我步履艰难。
我到达教室的时候，几层裤腿和袜子都已湿透，膝盖以下仿佛失去了知觉。
恰巧今天热力学期中考试。胸腹侧部的阵痛妨碍了我书写的速度。
我从自己身上闻到些许汗味，昨夜那阵痛使我无法完成脱毛衣的动作，自然也是无法冲澡的了。
我有些心烦意乱，交卷时我还没有完成所有的题目。
中午，我同其他学生一样在工程学院的咖啡厅里用餐。不过，别人吃的是售货机里买来的三明治或街对面快餐店里买来的皮萨饼，而我吃自制的。咖啡厅里有不要钱的餐巾纸和冰水。
我的三明治很简单，两片面包中夹一页火腿。我的午餐并不能果腹。但胜过早餐的一杯牛奶。我一天的给养都仰仗在中国楼的那顿不要钱的晚饭。每晚九点钟左右，客人稀少了，便到了中国楼员工开饭的时间，大厨顺手炒几个大锅菜，乘在两三个洗衣盆里，吃起来却格外的香。
这天中午，我的行动由于伤痛而特别缓慢。午餐时间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于是在我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我就碰到了阿文。
我们彼此惊讶不已。其实，我们以往想必也曾经碰上，只不过谁也不曾留意。
阿文竟然和我同系。只不过，他是研究生。
他穿了一件宽宽大大的黑白格厚毛衣，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裤；还戴了一顶NIKE的帽子，帽檐儿压得很低。
他如此打扮，不说我也看得出是港澳台胞。
而且，还是个很年轻的台胞。
至少，看上去不比我大。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好几岁才对。不过我知道我的眼光向来也是不准的。我不是始终都觉得伟比我大好多好多岁吗？
其实伟只比我大一岁。于是我不敢妄然估计阿文的岁数了。
我庆幸碰到了他。因为我无需再走半个小时的路返回住处等他来接。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咖啡厅门口见面，然后搭他的车去中国楼。
虽然我仍旧有些行动不便，但再次坐在阿文的车里，却比昨晚潇洒舒展了。
我侧目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天色近黄昏，倾斜的阳光涂抹着满街的玉树银枝。原来，这里的冬天竟然如此美丽。
马路上的积雪早已清理干净，阿文的八六年丰田花冠（Toyota
Corola）风驰电掣。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楼，我俩一路无语。
老板娘的问候充满关怀，使我深感不安。
我的不安转眼变为沮丧她给了我五十元钱，并对我说以后不用来上班了。
我想她是怕了，毕竟，她根本不是我的姨妈。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这五十元和一顿晚饭，我仍然忍着疼痛干完这一夜。
偶然在走廊遇到阿文。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
他又对我说干脆明天还是由他来接送，以便我早些恢复。
我说谢谢不必了，以后我不会来上班了。我内心一阵酸楚。这感觉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他流露出惋惜的表情，却似乎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于是强颜欢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再次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于是问我以后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这样的话不如留下我的电话号码，说不定可以在他导师的实验室里替我找到活计。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想必他自己都不是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了。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他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昂贵而且味道有些怪异。
于是这一锅鸡腿炖土豆就丝毫不诱人了。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在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热力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有把所有题目全部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一百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太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读得懂教科书。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决非我财力所及。但是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给我这样的穷人带来好处。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拿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就是不爱惜书籍却图方便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恰到好处。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个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有去那个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再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注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一身油腻的可笑样子，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更何况，他在那之前也是注意到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每天骑车上班。
不过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他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而且，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是合法的。我于是又回到那个咖啡厅吃午餐。我故意拖长午餐的时间。终于，我又见到了阿文。
隔着落地玻璃窗，我看见他向咖啡厅走来。他换了一件毛衣，依旧是花花绿绿肥肥大大的，头上依然带着那顶NIKE 的帽子。
我想他还是穿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些。
我连忙低下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仿佛可以感觉到水面被我的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些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他于是和我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然后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接着，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把记着我的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又把我的电话重复了两遍。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了，他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彭，自称是湖北人。他因为我听说过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我了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个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个白人。叫
Steve。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彭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个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究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的！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彭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彭教授。或许我应该感谢福特公司，因为我的工资归根结蒂是来源于这所公司的资助的。
Steve的实验室远离彭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不过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他们的谈话，相貌也非常类似，但仍然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是不参加这类聚会的。
因此，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低落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