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1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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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代表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自满洲事变以来无论直接间接，未曾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立即在西安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在西安负责电台广播的史沫特莱写道：
这时，苏俄的官方报纸《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控“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实质上是通知中国共产党人释放蒋委员长，也许苏联政府认为蒋介石比曾经公开勾搭希特勒和日本人的汪精卫可取。但是当时怨恨苏联的冷嘲热讽曾像巨浪般席卷了整个西安城。（《中国的战歌》，第158页），
在我看来，对于张学良来说，把西安事变说成是汪精卫的策动，把他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恐怕是他感情上最难接受的。“不抵抗主义”、东北沦陷，五年前的一幕已经使他背上了“卖国”的罪名；无休止地“剿匪”，也使原本实力强大的东北军日趋衰微……他要自救，也要救民族与国家，他绝对不愿意再朝历史的幽暗处往前走一步、半步，更害怕与汪精卫有半点相同之处。他的性格、智慧、经验、能力等，都使他远不能从容地应对兵谏突然发生之后的复杂局面。在只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向世人证明自己一身清白，与汪精卫毫无关联，要想证明他不反对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恐怕就是释放蒋介石，并以“负荆请罪”的方式走进南京。
依张学良对蒋介石性格的了解，对兵谏性质的了解，他对自己将受到蒋的惩罚怎么可能会没有预见呢？但是，对于他，一个三十几岁的少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道还有别的更好选择吗？我想不出。因此，当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离开西安时，我想他一定有“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冲动。
西安事变的历史帷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不同的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行动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三个月时间里，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
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斯诺文集》（2），第397页）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政治格局了。对抗多年的国、共两党，终于公开和解，就达成抗日统一战线开始了谈判。史沫特莱的概括则更有历史感：
“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中国的战歌》，第160页）
1937年的中国走来了。
完稿于2005年11月7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苦笑录》，陈公博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田保国著，济南出版社，1999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一个时代的侧影》，陈小卿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西行漫记》＇载《斯诺文集》（2）］，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
《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张功臣著，新华出版社，1999
碎片
谢文秀
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少年时总以为当皱纹爬上眼角，双鬓飞霜的时候，一个秋日的黄昏，自己会翻看书里夹着的枯萎的花朵，感叹如梦如烟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时光，玩味淡淡的哀愁。
青年、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代替玫瑰色梦幻的是实实在在右派妻子的处境。比起那些随丈夫发配到边疆的妻子，我的不幸自然也只是“淡淡的”，甚至还算是“幸运”的。从没离开原先工作的新闻单位，下放过几次，也是名正言顺的下放干部，不算劳改。
幸耶？不幸？只有自己心里明白。从没有挨饿受冻，更没受过批斗，只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像强烈地震时甩出的糅着惊悸、辛酸、无奈也还带着一丝温馨的碎片，深深地嵌在脑海里，化不开，忘不了。
冬 日
三十多年前的冬天——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
我住一间朝北的小屋，暖气似有若无，隔夜烤在暖气上的袜子没干。我又给孩子们找出两双袜子，一双有个小洞，赶紧找针线缝上。
每星期一早上都是这么紧张。不到五点半就起床，自己收拾停当，给两个孩子准备好干净衣服，轻轻地叫醒儿子、女儿。
闹闹、甜甜，乖，起床，该上幼儿园了。
儿子多少知道钟点，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几点？
六点都过了，起来吧！
不，幼儿园班车七点半才来呢，我再睡一会会儿。
儿子说得不错，班车离宿舍很近，七点起床也不晚，可是……
闹闹，乖，妈妈还要送妹妹上报国寺托儿所呢，晚了来不及。听妈妈话。
甜甜似醒未醒，使劲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闹闹懂事，自个儿穿衣服。我帮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给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儿里，天还没全亮。
六点四十五分，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地点——小马路的南边，那里挨着北京电台的大门，门前有一片空地，比较宽敞，即使有来往车辆也不至于碰着孩子。他照例是第一个，也是半小时内唯一的一个。天还没全亮，马路上静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领上的扣子扣紧，围巾围紧，一再叮咛：“千万别走远，实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脚。闹闹勇敢、能干，不用妈妈送上班车，自个儿能行，是吧！”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分手时还说了声：“妈妈，再见！”
甜甜走得慢，我只好抱着她往汽车站赶。本来19路车直达报国寺，可那年修广安门桥，当中要下来走一截。广安门下车，我实在抱不动了，拉着她的手过临时搭的便桥。桥周围一片空旷，扑面的大风刮得我衣服仿佛都吹透了。低头看女儿，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点短，更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我眼睛一酸，责怪自己真不是好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孩子准备件厚大衣呢，虽说幼儿园、托儿所都备早饭，大冷天，我怎么就不让孩子吃一口再出门呢！“甜甜，这儿冷，咱们快走，过桥上车就好了。”她紧紧拉着我手，依偎着我的身子，尽可能赶上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又怯怯地重复了多次的要求，“妈妈，星期六早点儿接我，每次你来，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儿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没法答应，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拐了一个弯，“你看，每星期六，妈妈总是顾着接你；哥哥坐班车回宿舍，都是邻居阿姨、叔叔帮着接，妈妈对你好吗？”“好！”“对，甜甜也好。好孩子，妈妈晚接也不闹，是吗？”她点点头。
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才又想起儿子。我安慰自己，班车会按时来的，他不会老在冷风里独自站着，也许还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说说话，把他送上车。再说他也习惯了，将近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个经常送孩子上班车的好心人告诉我，每次车一启动，人家小孩儿总是挤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妈妈招手再见，而他，一个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儿，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是的，小时候有名的闹闹，现在仿佛变得特别乖。我不也是么，都说我个性强，如今不也得比谁都知趣。
八点差五分，我准时到办公室。
离 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守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邵燕祥是摘帽右派、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拚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公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燕祥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记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没意见。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头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没情没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我要不坚决点儿，过不了几天，我们住的宿舍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从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机关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大概预计到新的一轮冲击将波及到他。在这期间，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