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兄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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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个人从来都是拴在一根绳子上，命运相连，这回又被一网打尽了。不用说，我们四个又被叫到了教导处，一进门，就觉得气氛很不对头。
“又是你们几个坏小子！”
“这一次要放过他们，那我们就犯了渎职罪。”
“没错！”
“你们几个上次犯了扰乱学校秩序罪，我们好不容易给你们掩盖过去了，这次你们又违反了政府颁布的紧急处置条例，拐骗女生外出。你们自己说，该定什么罪？”
教导处里坐着物理老师、军事体育教官、国文老师、地理老师、班主任……总之，都是平常和我们过不去的老师，对我们态度比较好的老师今天一个也没来。我心里暗想：今天可算栽了。
升洲的学习成绩平常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当然成了老师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绝不会再放过他的。
祖鞠平常和地理老师的关系就不怎么好。有一次，围绕着课本的内容他和地理老师发生了少见的争执。有一篇课文写的是英国的情况：二战后大英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对这一结论祖鞠表示反对，他认为英国绝对是一个日不落帝国。这一争执完全是地理课本引起的。其他学生拿的地理书上这一章的标题是“力图维持继续繁荣的英国”，而祖鞠用的是哥哥上学时用过的旧地理书，这一章的标题是“日不落英国”。不消说这场争执祖鞠是输定了。祖鞠的耳朵被地理老师给拧得通红通红，差一点眼泪都流下来。从此以后，祖鞠就对课本产生了怀疑：旧的那样说，新书上又这样讲，真没谱儿。所以，他对学习也渐渐没了兴趣，成绩每况愈下，以至掉到了末尾。
在老师的眼里，斗焕从来都是个刺儿头。上课的时候老不安稳，老师盯他一眼，斗焕就大声喊：“为什么老盯着我不放，你又看我哪儿不顺眼了？！”
像斗焕这样，老爱冲着老师翻白眼顶嘴的学生，没有一个老师会对他有好感。平常老师想动一动他嘛，总觉得满身刺儿，无处下手；放任自流呢，他总给老师找别扭。久而久之，这种矛盾就积累下来，无形中斗焕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教导处也就成了给斗焕埋好的地雷阵，随时都有让他踩着的可能。老师们本来就琢磨：就凭这小子的表现，不久就会被抓住小辫子。果不出所料，在电影院被抓住的事过去还没几天，他就又自投罗网了。老师们一个个心里都感到痛快，这下可以借题发挥，出出这口恶气了。
这次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处理上，气氛比较和缓，但后果却是严重的：我们四个被勒令停学了。
按照词典上的解释，“勒令停学”就是“一个期间不让学生听课的一种处罚”。有人会误解为“勒令停学”就是不让学生上学，在家里玩儿。弄不好，还会有人认为学生反而乐于接受这种处分。可是，对一个学生来说，一个学期受这么几次处分，那“学校”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实际上，这种“停学”不是让我们自个儿在家玩，早晨爱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而是每天要到学校图书馆去写检查，这才是“停学”的真正含义。这种“停学”和坐监狱的区别仅仅是不用吃发了霉的豆儿饭，可以自己买饭吃，除此之外，这种生活和被关进铁窗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图书馆写检查的时候，如果稍不守规矩或者大声说话，庶务老师就像狱卒一样对我们大声呵斥，并毫不留情地在我们姓名下边的“犯罪”记录上多添一笔。我们四个人停学不多久，名字下面就已经满满当当地画上了不少“正”字。每天傍晚其他学生放学以后，老师就过来按照“正”字的笔划数抽鞭子。
祖鞠和升洲在这场“劫难”中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成天嘻嘻哈哈，好像什么都满不在乎。斗焕仍然还是爱抖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发时间，好像什么都不愿意去想似的。这次的事却引起了我一连串的思考：学校老师为什么可以随便打骂学生？这不是侵犯人权又是什么呢？这种教育制度，难道不是在抹杀个人特长，压制个人思想的发展吗？我曾向一些同学说过：不尊重人权的校园气氛，我认为和以压制自由、蹂躏人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气氛及政治空气是有直接关联的。可是，得到的反应却都是大家摇摇头，叹口气，以麻木的表情看我两眼就走开了。他们似乎用呆滞的目光告诉我：这种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是没有用的。
对这一问题的疑惑、争论往往就局限在我们几个人里头：“喂，对这件事你们怎么看，难道真认为是我们犯了大错儿才被停学的吗？”
“我看啊，老师对真犯了大错儿的那些人连碰都不敢碰一下，尽拿我们这些老实人开刀。”
“谁说不是呢。我们到基督教中心去玩，就说我们是搞学生自治运动，违反国家保安条例；到风景优美的河边去玩，又说我们拐骗女生，失足陷进了泥潭。要是到教堂，有人领着的话，就是和女孩子一块儿去也没事。那岂不是说，只要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干什么事都是合法的，而我们学生自己组织活动就是非法的？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那我们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
“要商量这件事还得找那几个女孩子去。见了她们你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一段话讲出来，就说这些话是根据大家的意思整理出来的。”
“这些话恐怕她们听不懂吧。”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个够，然后，接触到庶务老师的眼神才又拿起了圆珠笔，继续写自己的检讨：我犯的罪太大了，请饶我一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对老师的这种大恩大德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四个人就这样打发着日子。斗焕对大家说，他哥哥说过，无论是在军队还是监狱，如果有令人高兴的事，那日子过得是最快的。
在停学令解除的前一天，监护人要到校办手续。我们几个里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丢人败兴的事老老实实地告诉家里。升洲以日后教姐姐吉他为条件把贤珠姐姐糊弄到了学校；我有个堂哥在部队当兵，这几天正好回来休假，我就把他作为监护人“请”过来了；祖鞠的监护人只好由常去的中华料理餐馆的厨师来担当，因为他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人了；斗焕的妈妈为跑化妆品外销忙得不可开交，对儿子停不停学压根儿就不关心，所以根本就没有到学校来。
这些被称为监护人的“家长”一到教导处，大大出乎班主任意料，惊得他好半天合不拢嘴。凡是我们几个人的事都少不了要添油加醋的物理老师这一次嘴也没有合上，他一看到风姿绰约的贤珠姐脸就涨得通红，一个劲儿盯着贤珠姐的脸，看个没完。
班主任和每个“监护人”都简单地谈了几句，赠了每人一份小纪念品，就让“监护人”把我们领走了。
从学校出来，我们就跟着厨师到中华料理餐馆去了，素姬和郑琳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的那种气氛就别提有多庄严，多令人羡慕了，大家就像欢迎心目中的英雄——光复日被总统特赦的政治犯一样热烈欢迎我们。这时斗焕却干了件异乎寻常的事——他大踏步毫不犹豫地走到了素姬的旁边，一屁股坐了下来。这一意外的举动，使素姬多少有点慌张，但她马上就像给英雄献上一束白玫瑰一样，送给他一丝欢迎的微笑。升洲不解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就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似的，把脸转到一边去了。他似乎看透了素姬的心思，所以才作了个满不在乎的姿态。这也可以说是那些公子哥儿的特点，他们一眼就能看透女孩子的心。
据我个人的观察，像素姬这样的女孩子，自认为是最不容易被男孩子征服的，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总爱摆出一种吃不准、猜不透的神秘感。这种女孩子，其实并不喜欢能把自己看穿的男孩，而会喜欢像我这样心思深沉而又非常体贴的男人。
最后才走进餐馆的祖鞠对刚才的插曲一无所知，他看到斗焕坐在素姬的身边，就把镶嵌在传统型四方脸上的那对眼睛瞪得圆圆的。冲着斗焕喊：“那是你坐的地方吗？你为什么要坐在那儿？！还不赶快挪开？！“
斗焕满不在乎地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这地方我就不能坐？”说着，没趣地把身子挪开，将那个座位让给了升洲。
第四章 出走
停学的风波刚平息下来没几天，我们又被卷入了非常体制的旋涡，学校的社团活动要被取消了。
为四人俱乐部的诞生提供了契机的物理老师，这回又要把我们国际笔会支部以“次品社团”的罪名取缔掉，好把那间屋子腾出来做科学部的实验室。物理老师的这个建议几个月前就提出来了，但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他们可算找到理由了，物理老师等人把我们集体违反校规的罪名推给了国际笔会支部，非把这个笔会搞掉不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知是学校的哪位头头说了句话：“暂缓执行。”因为11月份要举行建校纪念活动，不要因此影响校内的欢乐气氛。谁都知道，建校纪念活动时要举办书画展、书法展和海外笔会展览会等等，尤其是海外笔会展览会对学生是很有吸引力的。
世界史老师是我们这个笔会的辅导员，可在这次撤销社团组织时他却帮了我们个倒忙。
世界史老师的脸色从来没有好看过，总是煞白煞白的。他爱穿一件T恤衫，但从来没洗干净过。听说，他老给南美的某一个大使馆写信，说他是该国王族后裔，弄得人家很烦。后来，医生诊断说他有精神病史，校方传出话来，下个学期一开学就将他免职。
原有的国际笔会支部会员大部分都已经退出，只剩下了创建支部的几个“元老”——我们四人俱乐部成员自己了。为了重振笔会支部的声誉，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好这次展览会了。
要把展览会办得成功，首先得有丰富的展览资料，也就是说得有很多外国朋友的来信。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支部名义上是国际笔会，实际上和国外的书信往来几乎没有。说实在的，四个人里头除我之外，他们每人所掌握的英语单词，全部都写下来也超不过十行去。因此，国际笔会支部的命运，实际上就得靠我一个人了。
开始，我也是想救活国际笔会支部来着，所以就像个替人代写书信的人一样东跑西颠地去到处寻找《英文笔会教本》，照着上面的各种书信格式拟写。接着又东打听西打听，弄来了好多外国人的通讯地址，然后再把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
信的内容大体都是这样的：
您好！我是住在韩国的某某某，我的家里有父母、弟弟和妹妹。我是一个美男子，别人都叫我“帅哥”。我家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叫“梅里”。我的父母善良、仁慈，家庭也十分和睦。我们的老师都很好，他们很喜欢我们，我们在学校觉得很幸福。现在，韩国一天比一天富强起来，经济发展也很快，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祖鞠为了帮我一把，就把我写的信作为范文连同外国人的通讯地址一起分发给了班上的同学，不管是谁往外寄，只要能收到回信就行。有几个无聊的孩子想借这个机会显摆一下，所以就在如何介绍自己上大做文章。有人把在故宫前面照的照片标上“在我家的庭院里溜达”的字样寄了出去。有的同学更离谱，把自己的家庭写得天花乱坠。他们说：“反正那些孩子也不会坐着飞机专程到这里来核实是真是假，干脆把咱们父母的身份写好一点，要么政治家，要么艺术家，怎么样？”
“不！我看干脆就写成总统，和我同岁的英植不就住在青瓦台总统府吗，冒充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孩子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祖鞠坚持认为，住在青瓦台的那个孩子不叫英植，可也觉得冒充一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左右为难，一时下不了决心。大家都还记得，有一次报纸上发消息，在某国举行的体育比赛中北边的国家也参加了，于是祖鞠就把报道中用的“败北”这个词理解成是那个北边国家失败了，闹出了个大笑话。这次祖鞠算变得谨慎些了，很坦率地承认，到底怎么处理才好，自己也没有把握，但又不丧失信心地认为，反正又不用花钱，组织这次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祖鞠那个英文水平，就是照着笔会教本抄也是抄不对的。如果让他发挥一下再添上那么一两句，一定会漏洞百出，笑话连篇。例如，他把“第一”的英文抄来，是“1st”，他照猫画虎就把“第二”写成了“2st”，连“第二”应该是“2nd”都不知道。
后来，英语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举了祖鞠这个例子，说：“学外语就是这样，开始不知道怎么用，接触多了也就会用了。”而物理老师则不然，他也举了祖鞠的这个例子，但最后的结论却是：“无知的家伙胆子大。”一件事两种结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不管怎么说，祖鞠他们帮的忙，总算还是有结果的，毕竟有人回信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这种书信往来，最多也只能坚持两次，因为过了自我介绍这个阶段，到底该写什么就谁也不知道了，进入个人思想交流阶段后，《笔会教本》也就帮不了什么忙了。
笔会展览会的日子临近了，不要说我们手里可供展出的信件没有几封，就是连布置展室的钱也没有啊。校方对各种展览会的支持也仅仅是把资金集中在能对教导处老师有所影响的文艺班、书法班和美术班上，我们几个不管怎么折腾，也是竹篮打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到头来，只能丢人现眼。
围绕着纪念活动各社团都在积极筹备自己的展览会，为此，学校搞了个统一规划，并向全校张榜公布。可令人失望的是，别的展览会都在“正册”上，惟有我们笔会支部的展览会被打入了“另册”，后边挂上个括号，里面写了个“未定”。我感到这是我们国际笔会支部的奇耻大辱，倒不如干脆把我们笔会的名字给抹掉，或明确表示不准办展览会更好一些，这个笔会本来就是为了和素姬拉关系才搞起来的，如今它的“鹊桥”使命已经完成，就是不让搞也没有什么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