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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大火 作者: 雪莉-哈泽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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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上名,把信折好并封上,利思接着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   
        我已经得知本尼迪克特·德雷斯高尔是二十岁。他患的疾病叫弗瑞德瑞克运动性共济失调症。这种病使他丧失行动能力,并将最终置他于死地。三个月之前在伦敦被确诊,相对来说,当时他仍然还能够活动。从那以后,病情加速发展,仿佛因为确认而得到释放。来自悉尼的这一家人,曾经在孟加拉住过几年,父亲德雷斯高尔担任卫生部门的某个行政职务,在总督理查·凯西,一个澳大利亚人的手下。到了伦敦,这两个流浪儿被他们的母亲丢下,由他们以前的家庭教师,一个英国人照顾,他过去在澳大利亚认识了他们。他们博览群书,爱好诗歌,生活在文学中,而又不被其束缚。他们理所当然地依附于文学:它孕育了他们。 
        
        海伦的年龄还不知道。大概十四岁?十五岁?她想让人家认为她年龄大一些,所以不告诉别人。不出十年,她就要从相反的方向来掩饰真实的年龄。女人不久就会被迫打扮得比她们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从加德纳死去的那个晚上起,那个在井田岛上旋转的姑娘们的夜晚起,我重新找回了区别于战争的记忆。经常是女人,我的年轻的爱人们奥罗拉、吉丽奥拉。没有多想莫伊拉,大概因为我们的故事在伦敦,几乎已经正式结束了。只有那些没有结束的事情常令我们想起。 
        
        写完以后,他把笔记本放进一个小小的徒有其表的保险箱,加上一些别的文件和一盒叫做维纳斯的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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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适应悉尼的学校生活,本尼迪克特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德雷斯高尔夫妇找到一位家庭教师:一个贫困而受到怀疑的英国人,就像许多到澳大利亚的其他移民一样。他的名字叫贝特兰·波隆。据说贝特兰出身名门,一贯作风细致,与众不同,模样和谈吐很像上流社会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从来都没有以名门之后自居。很明显,他的家庭,无论是否名门,没有给他一丁点儿好处。他早晨在一家商店干活,午餐以后来到德雷斯高尔家。海伦三点钟从学校放学回来,和她哥哥一起上课。 
      
        贝特兰战争中期回到英格兰后,据说被招募去做某种与译码有关系的脑力工作。这同样又是一次传闻,对于此事,贝特兰在信件中从没有提过。   
        本尼迪克特说到他:〃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亚当,给世界命名的人。〃   
        海伦说:〃他是我们的善良的天使。〃   
        利思认为贝特兰既是鲁滨孙·克鲁索,又是忠仆星期五。   
        是贝特兰在英国照料着他们,如今他在那里好像获得了一些财产。他们的母亲把他们从印度带到大不列颠,令人惊讶因为在战争的后期,德雷斯高尔们已经见识过世界上的一些事物,并且在孟加拉度过了出乎意料的一年。在英帝国属下的印度的职务,是巴里的另一个进身之阶,由那里直至吴市。为了自己迁到日本,母亲将孩子留在伦敦,与贝特兰在一起。正是贝特兰,照看本尼迪克特进行那些医疗检查,并且把兄妹俩远远带到那不勒斯,让他们乘船去东方。 
        
        利思以为,如果能听听贝特兰的看法,应该是很有趣的。   
        他觉得他自己有几分像是贝特兰的继任者。这孤独的一对,想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他们同样也想要了解他的故事。他们问他,这个怎么样,那个在哪里。他们询问他的青少年时代、他的旅行、他步行穿越中国的经历。可是正如他注意到的,他们很少问起关于战争的事情出于腼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感觉,觉得战火必定会自动地向前燃烧。 
        
        长时间的沉默后,去告诉他们一些他的故事,这并没有使他不高兴。   
        他们打听关于他的名字,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没有人听说过。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它的意思是一位圣贤。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圣贤,一个年纪大的古怪老头:长者。它是我祖父的名字,看来好像正好适合他。不过他同样也是,自从生下来还是婴儿时就有了这个名字。〃利思还记得他的祖父,一个四肢修长的老家伙,非常高,头顶上的白发好像堆积的白云。有时,老艾尔德瑞德会从放在壁炉架上的盒子里,拿出一枚金币给他,金币上有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他曾经对男孩说:〃我从来不在乎名字,可是一个人会变得习惯于它。〃 
        
        他们问他:〃你是怎样学习中文的?〃   
        〃那是我九岁时,起因于一个五岁的小姑娘。〃   
        艾尔德瑞德九岁时与他的母亲住在上海的一个旅馆套房里,上的是一所为万国租界的外国小孩开办的学校。当时,他的父亲正全神贯注于哈尔滨的俄国流亡者们。在上海那家旅馆的门厅里,男孩观察着,那些走过大理石地面,来来往往的高贵的洋行大班们那些商业上的王子们,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荷兰的、丹麦的,怀着对中国和暹罗沿海海岸的兴趣。银行家塞特先生曾经请他在咖啡馆吃冰淇淋。有一位年轻的莫勒先生,靠着航运业和一群赛马而发迹,男孩极想看看那些马;还有一位S.T.威廉森,又高又壮,在香港有自己的一家商行没有怡和商行或百达富商行那么著名,不过也算得上一户。太太们面色苍白,身体衰弱,经受不起那里的气候。一些欧洲的和欧亚混血的女人举止媚俗。还有一些白俄,带着历史的失落。游客们走下大客轮,撑着阳伞,沿着滨海马路溜达,被叫化子弄得心烦意乱。时不时地,欧洲的王室人员带着侍从出现在这里。这里有酷热。这里有严寒、雨季。这里有来自内陆的黄风。 
        
        门厅和电梯里,艾尔德瑞德经常看见这个英国女孩和她的保姆:一个敏捷的白里透红的小人儿,她的名字叫夏洛蒂。   
        夏洛蒂红色的鬈发,用彩色的丝带扎着。美丽的罩衫下是她小小的胸脯。有时,她在她的娴静而冷漠的母亲的伴随下,有时和她的父母在一块儿父亲也是冷漠的,更加审慎的赤褐色皮肤的男人。在父母身上被遏制住的生气,在孩子身上释放出来。人们通常看见夏洛蒂与穿黑衣的保姆在一起,保姆喜爱她,不得空闲的小姑娘喋喋不休地与保姆用上海话飞快地交谈着。     
        在凶猛的台风季节,一天中午,艾尔德瑞德和母亲乘电梯上楼去,开电梯的中国人机械地报着楼层三楼,四楼每一层楼停下来时,都用他的戴着手套的手拉开折叠的电梯内的门,为了不让它不合时宜地丁丁当当碰撞。夏洛蒂、她的保姆和她的父亲也在电梯内。女孩翻译着父亲和保姆之间的温和的口角;她的翻译十分快速有效,完全没有一点虚张声势,甚至连小心谨慎的开电梯的小伙子都露出了笑容。艾尔德瑞德的母亲靠住壁板站着,聚精会神,头顶上的风扇吹得她的绿绸衣飘动,同时也吹动着她稻草编织的帽子,那帽子产自巴厘岛,精致得就像薄纱制成的。她的名字叫艾丽丝。她的苗条的身材,与英国人的父亲那穿白色西服的圆柱形身躯,那个家庭的支柱,以及矮小而忠实可靠的保姆的黑色衣裤、盘起来的油光发亮的黑发、黄褐色的细腻的脸庞,相得益彰。 
        
        艾尔德瑞德注意到,他的母亲如她习惯的那样,正在估量着当时的处境一个通常涉及到社会地位的过程,但是可能采取比较微妙的形式。   
        用钥匙拧开他们的门,松开帽子上的饰针,把帽子放在沙发上,他的母亲按铃要了柠檬汁饮料以后,从钱包里拿出钱,作为给将要端饮料进来的楼层侍者的小费。做完这些事情以后,她议论道:〃艾尔德瑞德,你为什么不也学学中文呢?〃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男孩回答说:〃为什么不,真的。〃 
        
        利思告诉他们:〃所以,是夏洛蒂开了这个头。噢,夏洛蒂,你现在在哪里?在我能够用上海话问候你之前,这些年来发生的状况将你弄到了哪里?〃   
        〃我想,〃海伦说,〃你的母亲应该有一些功劳。〃   
        〃确实不错。我通常不轻易向她表示感谢。但是夏洛蒂是起催化作用的人。〃   
        本倾斜着不易活动的脑袋,掉过头来看着海伦。〃我开始羡慕这个红发的女孩了,她比我们能耐大。〃   
        海伦心满意足地说:〃她现在是一位三十岁的已婚妇女,行踪不明。〃   
        利思第一次想到,当时,红发女孩正是他自己死去的妹妹的年龄;那一天在上升的电梯里,当她听着那女孩的谈话时,这正是他母亲的想法,并且促使她考虑她年幼的幸存的儿子的前途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便由这个时刻决定了。 
        
        每隔一天,利思和布赖恩·陶尔博特开车下山去广岛。城市的郊区正在重建成千上万的胶合板的房屋,非常靠近灾难现场,看上去一点也不顾后果。带着他的翻译,运用他自己不断增加的语言知识,他能够与在新的建筑工地上工作的男人和女人们谈话了这个地区的人们,有的说话很坦率,大部分人不情愿说,或是完全拒绝说。按照规定,想要和受到伤害的幸存者或社区的发言人谈话,必须得到美国原子弹调查部门的批准,外国的申请者要由指定的官员陪同。好几次这样的场合,利思和陶尔博特都由同一个卡罗尔中尉陪同他彬彬有礼、小心谨慎,不带个人感情。 
         
        一天早晨,卡罗尔告诉他们,他执行任务的期限差不多已结束:他就要返回美国本土去。这些是他说的话,稍稍有点放松,不再拘泥于形式。坐在陶尔博特的吉普车里,他们越过电车轨道,驶近重要的现场遭受到主要爆炸力的地方。这些又是卡罗尔的话,他从来没有说过原子弹。对于艾尔德瑞德·利思的问题,他运用熟练的,有时是技术性的措辞来回答,带有少许的轻松,似乎已非常习惯于空洞的话语。陶尔博特仅仅问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卡罗尔迅速而慎重地回答:是的,检查现场和幸存者的科学家们倾向于认为,空气中遗留着某种危险的因素,然而不会对像我们这样短暂的访问者造成伤害。 
        
        圆屋顶的大梁受到测试,因为它们仿佛具有无法解释的弹性。哦,是的,死伤者估计为二十五万,那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数字。为什么爆炸没有一开始就对准无人居住的地区,或者为什么最初的爆炸后,接着就突袭长崎,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些决定是在我们的领导人秘密的、绝对明智的会议上作出的。然而,他确实询问过利思,是否能够提出一个战略上的原因。他以前从来没有征求过意见。坐在陶尔博特旁边的艾尔德瑞德从前排座位上转向他,评论道:〃我怀疑这其中并无道理,不过是注定要发生的事。那个时候,双方都热衷于伤害人,甚至是自己人。〃 
    
        卡罗尔说:〃是呀。〃对于他,这是一种大胆的插话。犹豫了一下以后,他进一步说:〃那一年我在冲绳岛,整个六月。〃   
        在靠近港口的美国人聚集区,他们喝了啤酒,有一股洋铁皮的味道,在不大像样的小碎纸上写下地址。开车回驻地时,陶尔博特咕哝道:〃我认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们谈到那里,放下这个话题,直到驾驶员说:〃他的嗓音很特别,对于一个北方佬来说。〃 
        
        〃他根本不是北方佬。他来自南方腹地。那是他们的口音。他来自佐治亚。〃   
        陶尔博特笑起来。〃嗨,我自己就是来自南方腹地,你能到达的最南端。同样带着口音,可以证明这一点。〃   
        本尼迪克特问他:〃关于这一切,你会做什么?〃   
        〃我要把它写下来,并且出版。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别人提议要我写的。日本是我自己加上的。〃他说,〃我碰巧有了这个主意。〃   
        战争的后期,掌权的人要求他秘密地写关于卡昂城的事,除了1944年6月头被毁的那几天。那时,没有什么拖延,他的写作很快就完成了。然而他和很多人谈过话,他们因为战争的摧残和民族解放公然走向歧途,而感到悲伤和痛苦。他把这些事实简单而真实地讲述出来。这份报告,用法语和英语写成,被迅速提交上去,他从来也没有指望再一次听到它的消息。 
        
        在巴黎,1945年4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被召去。这个城市灰暗、渺小、破碎、肮脏,看上去好像是它自己以前的模型;一张萧瑟的黑白胶片。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这里不再肮脏,而是富丽堂皇。绘画、编织出玫瑰花的小地毯、带有细木工标记的精美的家具比较温馨,这些东西遍布在走廊上。高级官员们进来出去,显然没有被痛苦折磨的迹象:就像他们要让你相信的那样,与其说是幸免于光荣牺牲,不如说是幸免于周围大街上的邋遢的冻疮、疖子以及饥饿。召见他的人出乎意料地年轻,个子不高,但是有一张机灵的面孔和优雅的四肢。大理石的壁炉里燃烧着木材,他们把丝绒的椅子拉近壁炉。 
        
        〃我关于卡昂城的文章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已经自己获悉一些情报,知道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东方度过的,知道这些语言,这场战争。他是在中国和印度支那半岛长大的,了解这些地方正在消失、改变形态。它们千百年以来的最后一些日子,应该有人见证并且记述下来,而这个人不是间谍,不是社会学家,不对任何人负有义务。〃这一切的想法,都非常简洁地从这位年轻的将军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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