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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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打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再来看《足球》报这件事情，好像就有了某种参照。那我们的话题，再回到《足球》报这个事情本身来，现在双方的争执仍然在继续，球迷们的议论也在继续，但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在哪呢？针对中国足协的处罚决定，《足球》报认为报道并未失实，在随后出版的报纸上，用12个版面对中国足协的处罚进行了探讨和质疑。面对《足球》报强硬的态度，中国足协处罚的态度同样强烈，他们认为《足球》报严重失实在先，拒不道歉在后，依然认为自己的处罚是正确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对处罚决定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我们只是说不欢迎它采访，中国足协主办的一些比赛并没有取消它的什么其他的资格，国外的比赛，其他人搞的比赛都可以采访。但《足球》报总编谢奕指出，按照足协的逻辑，那么反过来，谁或者哪个机构认定他们的联赛，他们的产品是严重失实的，那么它就可以取消他们这种见报的资格或者是被报道的资格，他觉得同样是不成立的。如果中国足协对他们取消《足球》报采访资格之事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态度的话，他们会起诉中国足协。双方的争论还在继续。业内人士认为，争论已经超越了足球的范畴，折射出了关于媒体和舆论监督的一些问题。
王维忠：新闻媒体对于反腐，或者是对于违法违纪的人来说，威慑力是太大了。我觉得现在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现行法律上应该进一步明确有关问题。贺卫方：比方说，国家机关是否有权力在某些时候封杀记者、封杀媒体，我们发现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需要在宪法之下，应当有许多具体的法律规范，来丰富宪法的内容，从而使得许多问题具体化。……
敬一丹：我们注意到，王教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很关注媒体所进行的舆论监督，曾经还在去年“两会”上提过相关的议案。王维忠：对，十届一次会议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个监督法，要让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有法可依。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认为制定新闻监督法，保障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正当权益，为记者维权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是我们社会的需要。……
敬一丹：马上要开“两会”了，大家都特别关心现在人大代表在做什么，比如说王老师，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问题，这您会带到“两会”上去吗？王维忠：在开会期间，我将会联合一批人大代表，建议制定新闻监督法，保障记者和新闻媒体的合法权利，让记者有知情权、合理怀疑权、记者的采访权以及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权利，这些都应该写。我们国家应该制定一部法律，明确地规定出来，这样才能保证新闻媒体正常地实施舆论监督。同时，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也应该出台相关的规定，法院既然对新闻媒体这么支持，那么新闻媒体屡受这种非法打击和阻挠，能不能先制定一部司法解释，用来调解这些问题呢？在今年“两会”上，我准备调研这几方面的实际情况，准备写一份详尽的议案，同时我更会联合其他的人大代表一起为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发出呼吁……
看完这期节目，我热血沸腾。这当然不只是因为我这位新闻人好不容易看到了有关舆论监督的话题，更是因为王维忠教授身上那凛然正气感动了我！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我曾接触过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但我还是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一位人大代表能如此态度鲜明地为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权益问题大声呼吁。同时，我不仅深深为王教授身上那股独有的东北人的直截了当和豪爽所吸引，更为他身上那股敢为人民说真话的正气而感慨。他能旗帜鲜明地在电视传媒上大力支持新闻记者，那么他肯定是一位敢作敢为的正义之士，他肯定是一位关注新闻记者权益的代表。
央视敬一丹舆论监督专访（3）
我一直在为我的自诉案而苦苦申诉，那么，现在我的这宗被北京法院拖了几年的自诉案是否可以请求他关注一下呢？窗外，咆哮了大半天的沙尘暴不知何时悄无声息了，尽管外面还是一片阴沉和混沌，但惨白的太阳似乎已从灰暗的云层睡醒过来，终于把耀眼的光芒投射到春寒料峭的大地上。
为冤屈记者仗义执言（1）
有关王维忠教授的情况，我以前只是看过有关报道，但具体情况还真不知道。晚上，我不顾外面寒风呼啸，急匆匆寻到附近的一家网吧，在百度上搜索人大代表王维忠的有关资料。很快，我就了解到有关这位人大代表的相关情况：王维忠，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2000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提交了7个议案，其中有3个被采纳，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他提交的8个议案中有4个被采纳。2003年“两会”期间，他又提交了“建议修改《义务教育法》”等12个议案，其中“关于制定‘公务员法’的重大突破的议案”引起了众多代表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及央视等国内数十家新闻媒体都报道过他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勇为平民百姓仗义执言的事迹。他在提交给人代会的“制定‘新闻监督法’议案”中，专门提出要维护舆论监督，受到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瞩目……从网吧出来，已是深夜时分。通州城区行人寥寥，一阵寒风令我不由哆嗦着捂紧了上衣，但我的内心却陡增了暖意。我决定请求王维忠代表在百忙中关注我的自诉案，请这位敢说真话的人大代表主持正义！第二天上午，我通过114查号台查询到王维忠教授单位的电话，随后查到了他家的电话，当天晚上，我拨通了王老师家的电话，他听完我简单的叙述后，义愤填膺地说：“普通老百姓因为冤情来找我们人大代表申诉的很多，但像你这样为民请命的政法记者因为新闻而引出刑事自诉案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现在是2月底了，我3月1日就到京，为参加‘两会’做准备，请你把所有与案情有关的材料准备好，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一定尽力帮助你。”随后，他又热心地把手机号码告诉我，并告知居住的宾馆，然后安慰我说：“你不要因为此事而太伤神，司法腐败毕竟是少数，你要相信国家的法律，更要相信上一级的司法机关。我到北京后马上与你联系，到时我们见面详细谈谈。”我没有想到，这位工作极为繁忙的代表，不但认真地在电话里听取我汇报情况，而且还态度鲜明地表示一定要大力帮助我。于是，我们相约在他来京参加“两会”时，在北京见面。2004年3月1日早上，我的电话响起：“石野，我是王维忠。我明天早上就随吉林代表团飞来北京，住在广西大厦，你这几天最好不要外出，因为我的事很多，时间很紧，只要有空，在‘两会’前我一定与你见一见。”3月2日中午，王教授一到北京就打来电话，约我下午3时许尽快赶到他下榻的广西大夏相见。
我带上了一份最详尽的材料，很快就到了广西大夏。按规定办好手续后，我打通了王维忠代表房间的电话。几分钟后，身着黑色西服，戴着红色领带，胸前挂着代表证的王维忠教授从宾馆大踏步走出来。他高大挺拔，神采奕奕，一双温和的眼睛从远处望着我。“石野你好！终于见到你了！”王维忠教授老远就挥手向我打招呼，那些警惕性很高的警察和保卫人员，还以为我们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呢。
是的，由于心与心是相通的，我们这一老一少像一见如故的忘年交，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经过安检后，按规定，来访的客人不能进入代表的房间。于是，我们就坐在大厅沙发上聊起来。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时间是极为宝贵的，更何况王维忠早已是名人，等候采访他的记者很多，但他却在百忙中接待我这位默默无闻而且根本没有任何任职单位的流浪记者。我们坐在大厅里聊了一个半小时。
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我的那宗自诉案，他认为像我这样因为实施舆论监督而遭受对方如此长时间的诬陷和诽谤，在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他对我的正义之旅表示支持和鼓励，并表示一定会关注到底。王维忠激昂地说：“新闻媒体是群众的喉舌，更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扬正气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反腐倡廉，揭露腐败分子和违法违纪分子的丑陋是新闻记者、新闻媒体的神圣职责。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腐败分子、违法违纪者有极大的威慑力。近几年来，新闻媒体曝光一个腐败案就揪出一批腐败分子；制假的不法分子一旦被新闻媒体揭露，就会受到法律制裁；违法违纪者一旦被新闻记者揭露出来，就会失去职务和权力，并受到严厉处罚。”接着，他又如数家珍一样，在我面前扳着手指头，一口气指出了诸如“南丹矿内幕曝光，黑心矿长及一批贪官被惩治”、“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送上断头台”、“哈尔滨‘宝马事件’获重审”等事件，他不但对这些新闻事件时间、地点及主要人物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连处理结果都一一道来。这不由令我对这位人大代表油然而生敬意。他说，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舆论监督的结果。可以说，大到恶性矿难，小到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油盐酱醋茶等违法犯罪事件，一旦被新闻媒体曝光，都会激起民愤，都会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可见在我们国家，舆论监督是多么重要！
为冤屈记者仗义执言（2）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神情严肃地说：“正因为舆论监督是反腐倡廉最有力的手段，威力之大世人皆知。那些腐败分子和不法之徒，‘不怕上告，就怕上报’，他们总是采取种种非法手段来阻止记者采访，使报纸搞舆论监督很难，新闻记者搞舆论监督更是难上加难。”
这时，王维忠问我：“你认识一位叫何红的兰州女记者吗？前些日子我接到她写来的求助信，称她因为2000年11月1日在供职的《甘肃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得罪了当地的黑社会分子，报社受到黑社会围攻，而报社的个别领导为了息事宁人，竟然逼迫这位女记者向对方下跪。这简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耻辱！”
何红这个名字我当然不陌生。我的《卧底记者》一书出版后，她曾向我发过多封电子邮件求助，反映她在西北的凄怆遭遇。但后来由于她被迫四处流浪，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直到2007年8月，我才接到何红的电话，称她已从兰州流浪到了京城。不久，从兰州漂泊到北京的西北记者罗竖一和西安记者焦永峰在几个网站上联名发表了一篇“女记者被逼向黑社会‘下跪’”的文章，首次披露了7年前原《甘肃青年报》女记者何红因写报道触犯当地黑社会势力，被报社有关领导逼着向黑社会“下跪”赔礼道歉一事。随后，罗竖一和何红多次请求我对此发表一些看法。
2007年9月4日，他们又特意来通州找到我，要求我做特邀嘉宾，协助他们在“天涯社区”上就“女记者被逼‘下跪’事件”作一次访谈，并呼吁全社会应大力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在我的出租房里，用我的那台六年前组装的电脑，在“天涯社区”上第一次向社会详尽地公开了此事，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并与广大网友进行了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7年10月，成都的一家杂志以“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真相调查”为题，发表了该刊记者谢文轩的深度报道，又一次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就在我们做完这次访谈的第二天，何红又接到黑道的死亡威胁短信，对方还称要灭掉我和罗竖一，可见黑恶分子的狂妄。
王维忠非常气愤地指出：“侵犯记者权益的，除了被批评对象、个别基层官员及社会上的某些不法分子，还有新闻界内部的人，特别是一些报社的个别领导，他们常会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或某些不法利益，在记者受到外界的伤害时，不但不挺身而出保护记者，反而将记者推到风险的前沿。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也会关注。我下次会写到‘新闻监督法’的议案里面。”
王维忠代表掷地有声的话语，令我热血沸腾。在春日午后的阳光中，他那高大挺拔的身影，像一尊屹立在风雨之中的雕像，面朝前方，大声呐喊，毫不畏惧。
是的，对他的话，我这位做了十多年的记者，真可谓感同身受：
1998年4月1日，在《南方都市报》几位领导的亲自策划下，我和同事前往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王圣堂”卧底暗访一特大黑恶团伙时，被对方堵在一阴暗的出租屋里，危在旦夕，后来我们靠着机智终于死里逃生，可我们这篇用生命换来的稿子最终胎死腹中。
1999年7月，我与同事魏东、王均等人一起合作采访并在《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广州祈福新村七人被杀案”后，有关部门指责记者“影响广州市形象”，而《南方都市报》领导为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在编记者和编辑而将我这唯一的招聘记者强行解职，也没有按规定补偿我的损失……
2001年6月，时任《京华时报》机动记者部主任的我因正常向一位朱姓领导反映工作上的情况，遭到主管新闻的副总刘明胜的横加指责，称我不按“程序汇报”，之后我写的两篇特稿都遭到对方压而不发；后来，我因一篇“浙江老摄影家状告TCL”的特稿被刘压了十天不发，怒而投发到《北京青年报》，那位社长不问原因，横加指责我“你为何要向我们的竞争对手投稿”，我在以大字报的形式向所有同仁道明真相后，愤而辞职。
无独有偶，5年半后，参与创刊并带领部门敬业爱岗、兢兢业业的编辑黄小军也被《京华时报》莫名其妙地解除合约（合同未到期，人力资源部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