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22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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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壕堑战”呢？鲁迅说：“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这不就是“于自己保存之外”开他几枪么？
60年了，60年时间的流逝洗涤旧迹。泪揩了，血清了，后死者有时忘乎所以，想入非非，以为当时颇宽容。竟不记得鲁迅的“钻网”的法子，“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因而还留下了骨头。乃至于鲁迅用了那么多笔名也不以为意了。
的确，鲁迅是倡导“生命第一”的，他不忍用牺牲，也不劝别人去做牺牲。他说：“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
于是又有人嘻皮笑脸，挖苦鲁迅住“且介亭”，是“聪明人”了。可鲁迅不但说“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而且真的对付过一群流氓，几支手枪，政府的通缉，在那“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呢？
二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根柢在人”，有什么错？
“在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有什么错？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有什么错？
鲁迅逝世前10年，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随即又补充：“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又有什么错？
错还是错的。错就错在这些话都是鲁迅前期说的。谁叫他有个前期后期？谁叫他前期世界观错了？前期说的都错；后期说的都对，世界观一错百错；世界观对头全对。
谢谢。你看，1934年，谁都划在“后期”吧？鲁迅依然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怎么样？而且，请拿儒、道、佛，还有独成一家的庄子他们的主张来比较比较吧：关于人活着做什么？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谁的思想更符合人情？更具有理性？更像人样？
三
鲁迅不是讲“斗争”吗？他就是“斗争哲学”！
鲁迅还主张打落水狗；他文章的题目就公然写着：“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万恶的激进主义！
鲁迅临死前竟表示：“我的怨敌可谓多点，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多么可怕的至死不悟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爱护鲁迅形象的人们，喜欢为鲁迅“辩诬”，常常为鲁迅“辩诬”。“斗争”不兴了，“激进主义”不好了。“宽恕”才是美德呀，于是又来辩诬，那方法不是说明事物的本身，主张的理由，而是寻找别一事物，别一主张，别一方面，“横眉冷对千夫指”是片面的，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呀！于是鲁迅总像个“十全老人”。
其实，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要指责鲁迅所主张的“斗争”不对，就必须直接回答鲁迅的这一提问。
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答案是早有了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过鲁迅以为这是“理想奴才”。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地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鲁迅又这样说。
四
鲁迅逝世60年了，到今年的10月19日。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说法，这是他的冥寿。也就是他仍然活着，不是在人间，而是在非人间，而且他已经“耳顺”了。那么，捧的，骂的，嘻皮笑脸的，什么意见他都能听得了。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纪年，恰恰一个花甲。新一轮甲子接着就开始了。
这是真的。还是鲁迅自己说得实在：“其实我也不必多说了，我所要说，都在几十本著作里了。”
只要鲁迅的书在，而且有人读，比什么纪念都好。鲁迅早说过他“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Number ： 9514
Title ：不动道人心
作者 ：林清玄
出处《读者》 ： 总第 186期
Provenance ：海外星云
Date ：1996。30
Nation ：
Translator ：
一个朋友来喝茶聊天，突然说：“我最近常在市场跑，给出家人追。”
我大为好奇：“出家人为什么要追你呢？”
朋友说，有一阵子他失业在家，心情非常抑郁，常常在家附近的市场和公园乱走，一方面散心，一方面寻找看看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失业的人对金钱特别敏感，有一天他路过市场，看到几个穿僧袍的人在托钵，那些钵里高高堆起的钞票，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心里想着：“这个工作真不错，如果真是出家人，来托钵就没有话说，可是市场里的出家人不一定是真的，有的头上没有戒疤，有的穿着全新的袈裟，气质不像出家人，有的还搭了只有法会上才穿的缦衣。如果是假的出家人，不是会有很多人受骗吗？”
这样想着，他突然灵机一动：有什么方法可以辨识出家人是真是假呢？
他自己下了一个结论：“我来勘验勘验他们的真假吧。如果我抓起他们钵里的钞票就跑，会追上来的就是假的，如果不动的就是真的。”
说到这里，朋友自得地笑起来：“结果统统是假的，只要我抓起钵里的钞票，那些原来站着几小时不动、看起来定力高深的披着僧袍的人，都会抱着钵追着我跑。这时我就会站定，把钱放回他们的钵里说：‘呀，对不起，我不是要拿你的钱，只是算算你今天化缘化了多少钱啊。’”
向来对出家人非常崇敬的我，听到朋友的描述，脑中浮现出家人追着朋友跑的画面，也忍不住笑起来，我对朋友说：“你实在太残忍，也太无聊了。”
朋友说：“也没什么，只是好玩罢了。”
其实，世间好玩的事情很多，何苦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呢？如果能把心思花在一些美好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失业的人也不至失去尊严的气度，反过来做一些无知而折损福德的事，自以为好玩，伤害的则是自己的心。
出家人的真假与我们又有什么关涉呢？应该把宝贵的时间和心思用在有意义的事上。我对朋友说：“千万别再做这种愚蠢的事了，你没听过‘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
Number ： 9515
Title ：萧三与《国际歌》
作者 ：维佳
出处《读者》 ： 总第 186期
Provenance ：视点
Date ：1996。10
Nation ：
Translator ：
1996年10月10日是我父亲——《国际歌》中文译者——萧三诞辰100周年。重新熟悉萧三的生平和诗文，近乎翻古的感觉。好像真的回到本世纪初，跟着他重新“走”了一遍他那漫长曲折的路。事事感到揪心，常常受到心灵的震撼。对萧三和他同时代战友，对他们人格和信仰的力量，对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心里空前地肃然起敬。
萧三那一代前辈，他们为着民族和人类解放的理想，是融化在血液中、吸进骨髓的。萧三与《国际歌》，不仅仅是中国文人翻译法国革命诗作的关系。
萧三在青少年时代受到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他们是同窗好友，相处10年，他们一起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一起通过李大钊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一起推动留法勤工俭学高潮。1920年5月，萧三作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
1922年6月萧三与其他进步留学生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并于9月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年秋冬之交，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和萧三等5人又加入了法共。也正在这里，在《国际歌》的祖国法国，萧三和他的战友第一次听到、唱到“原汁原味”的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萧三为它折服、激动，那时已产生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心愿。
1922年冬，萧三怀着对十月革命圣地的向往，只身从巴黎经柏林千里迢迢来到了莫斯科。
1923年暑假，萧三约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记得那时我们译一句词，配一句谱，积累而成三段正歌与副歌的整个译词，由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的同志练习唱会了。”萧三后来写道。
萧、陈当时不知道，他们翻译的尝试并不是最早的，更不是唯一的。更早的有李大钊，还有另外两个我至今未查清楚人名的译者。几乎与萧、陈在国外译歌的同时，1923年6月15日国内的《新青年》第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的译词。然而上述译词皆未传开。萧三后来回忆道：“从秋白同志的译词来看，他完全是根据俄译再意译为汉文的。我们则主要是根据歌词的原文法文并参考俄译而意译为汉文的。”随着“东大”学会唱《国际歌》的同志们先后回国派赴各地工作，这个译词也就被带回来唱开了。这就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在全国各地唱出了这个译词的《国际歌》的由来。
萧三回国后，被中央派往湖南任省委委员兼共青团省委书记，并与那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毛泽东久别重逢。此后，他参加了一系列国内革命斗争，因得病后病势加重，1927年到了海参崴。
萧三这次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心情十分沉重。和他并肩战斗多年、成了生死之交的许多卓越的革命家和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都先后被捕，纷纷壮烈牺牲，成了他心灵上终生不愈的伤口。如谢文锦、李大钊、赵世炎、汪寿华、罗亦农、向警予，还有曾与萧三一起翻译《国际歌》的陈乔年……这个名单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
萧三在海参崴被困一年多，此间一次严重脑震荡，给他留下终生后遗症。因误传“病故”，于1928年7月在瞿秋白、蔡和森、王若飞等同志的主持下，在莫斯科开六大的中共代表团为萧三举行了“追悼会”。后知“死而复生”，把他接到了莫斯科。萧三花了好几年工夫，才从三等残废状态中找到出路，登上国际文坛。
在苏联期间，许多在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陆续传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高唱着《国际歌》英勇赴死的。这一次次噩耗，像刀子一样扎在萧三的心上，也不断呼唤、激荡他心中的“国际歌”。此时《国际歌》对于萧三已不只是革命的战歌，它已被他亲密的战友和烈士的鲜血渗透、溢满，“有着红旗一样的意义”，也已经是他自己的心声，又有如自己心脏的跳动。
抗日战争爆发，萧三归心似箭。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等老战友重逢，使他活力倍增。他运用革命与诗人的全部经验，重新修改《国际歌》译词。在《国际歌歌词修改说明》一文中写道：“陈乔年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他译出的《国际歌》词至今为中国人民大众歌唱着。但是直到现在，每次开大会时，人们常常只唱歌词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不好的。再则那时我们译得也颇不周到，如因为太少音乐常识，有些配得不妥。现在正值庆祝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时，特将从前译的三章歌词重新按照原文修改一遍（第一章因已唱出，很少变更）。现在没有乔年同志合作了，这是很可悲痛的。我们在这里纪念他！在修改过程中，曾获得我国著名音乐家吕骥、冼星海等同志及歌词写得很好的塞克等同志的顾问与赞助……希望国人全部地、一致地唱出来！”这个译词一直唱到60年代初。
然而历史漩涡中战士的命运常常是把握不定的。也许正因为“影响之大”和“我国少有”（林默涵语），萧三在党内、国内不时遭到莫名的非难。在中苏公开分裂的60年代初，居然涉及到《国际歌》译词。萧三至死对自己的译文仍未满意，没有停止过追求完美、反复推敲和修改订正的努力。此外，他多次提出，为了纪念陈乔年，“译者”要补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毕竟最初参加过翻译的。不料，1962年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公布“由有关专家加以修改和订正”的新的《国际歌》中译本（从那时至今全国唱的就是这个译本）。理由是“歌词中有些字句，原来翻译得不够妥切”。修订工作没有邀请萧三，他显然连“有关专家”都不是了。此外非但未增补译者陈乔年的名字，而且把原有的萧三也去掉了。
1967年6月至1974年10月，萧三与他的中国籍德国妻子叶华“一地苦相思，人世称稀罕”，互相隔离同在秦城坐牢。萧三70岁“进去”，77岁他生日那天，俩人一起戴着“苏修特务分子”的帽子释放，又经街道管制5年后，于1979年彻底平反。而后奋力写作，直到1983年2月去世。
萧三说，革命的运动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