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 作者:张贤亮-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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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让人深思，给人启示。他写了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当代政治形势下的遭遇，着重写了
他们在西部高原上艰苦奋争的事迹，这些都富有历史感。然而要是我来写，我就不会像
他写的这样。我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各自的感知方式。我认为，作为一个回民，
他有比一个汉族作家对他本民族的老人、青年、妇女和姑娘们更为独到的观察与体味。
这点在文学创作中很重要。读查舜的这部小说，会发现有种鲜明的色彩和格调。作品的
语言、情节、人物以及他们的心理、气质，都带着他和他们的气息，洋溢着穆斯林特有
的灵光和趣味。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观察，最初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语言、服装、民俗
习惯的信息，要深入到对象的心理素质，他必须花一番力气去探求。而查舜仿佛得来完
全不费功夫，他仅仅需要在小说中表现出他自己。连缺陷也属于他特有的。
回族是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接受任何
形式的宗教，但正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便不能回避宗教的存在，不能回避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在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汉族作家正
流行着“寻根热”的时候，回族作家在他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中便不可能不描写伊斯兰
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经过十几个世纪的传播，到现代已经成了回族的文化积淀与心理
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观查舜的这部小说，我感到他在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中，在自由
驰骋的同时，还是极力把握所谓的“分寸”的。
如果我们熟悉查舜生长的土壤，我们便能知道他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勇敢地迈出的这
第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河展开的平原，即地理学上称之为“河套”
的，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四百万回汉族人民，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也许会
在这里发现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就其成长来说，这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寂寞的地方。这里
缺少思想与思想的化合和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具有艺术才华和勤于追求的人，经常会像
孤独的分子游离在凝重的物质之外。灵感的火花仅仅是靠与凝滞的生活摩擦，而你必须
立即把握住，这既要凭你的经验和艺术感觉，还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来突破这狭小的空
间。
当然我不是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东西仅仅是限囿于宁夏的或西部的，作为艺术品，
尤其是长篇，理该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蕴量。我以为查舜正是这样努力去实现的，诚如
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不向着世界，不向着人类，只盯着或想着本民族的写作者，是
很难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时，我感觉到的分量远远比它沉重得
多。近三十万字，五易其稿，历时数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否走、摆脱、超越
原我的代价。如果把他在家乡昏黄的灯光卜所发出的孤寂的叹息和鲁迅文学院学友们竞
争的压力加进去，则会是一个不可忍受的重量。不过，他毕竟忍受过来了，他背着这样
的重量在艺术的领域里从自己的局限出发，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的丰富，因为他意识到
了自己的责任。
两年多的文学院生活已经结束，这部作品无疑是他献给母校和社会的一份答卷。如
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我相信勤奋、刻苦。善于求索的查舜会有更大的抱
负。我遥祝他成功！
1986。12。20。
…
边缘小品 《火浴》序
刚从福建回来，就听国尧同志说《火浴》已经编好，即将发排，并嘱我为她写一篇
序。这本书从写作到编稿，我都没有参加，本没资格说三道四，但因为她是集中反映宁
夏乡镇企业的报告文学集，而我这次到福州也是应邀去采访那里的乡镇企业，并完成了
一篇有关杨振华“八五一”的文章，所以对我区出版的这部集子的确很感兴趣，即使没
有国尧的嘱咐也想说一点点话。
在采访福州市洪山乡“八五一”厂的过程中，我一面找厂里的干部工人谈话，一面
暗自惭愧。福州市洪山乡人口仅仅两万有余，然而一九八六年的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个亿。
今年一九九一年更有两亿多了。我们宁夏，据说一九九○年的生产总值不过是三十多个
亿，一个省，四百多万人，也就等于十五个洪山乡。当然内地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但
想到同是中国人，我们的贡献实在也太低了点。
幸好，贡献低的地区并不是普遍的贡献都低；矮子里面毕竟有将军。《火浴》这本
报告文学集中所“报告”的中卫县铁合金厂，总算给人以安慰。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
一个小厂，而在一九九○年竞创汇二百万美元，名列自治区同类厂家的前茅。我虽无缘
去这家铁合金厂，但我参观采访过这类工厂，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创业和经营之中的艰难
远远要比国家都包下来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更甚，恐怕不是这本薄薄的集于所能全面反映
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首先值得称道的新事物，一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另
一个就是由此而出现的乡镇企业了。一九九○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三百多个
亿，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于这类企业在所有制序列中所决定的社会地位，
在资金、人才、原材料、能源、交通、销售等等方面都会遇上重重困难，用一句广东话
来说是“问题多多”。可是，也正是在“问题多多”中才会显示出人才，也即人的能力。
那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世态，和中国人的心眼与才干都
达到了空前复杂及多变的程度，让一些还来不及接受新事物的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
所以，我觉得搞创作的人跟踪乡镇企业必定会有所收获。而且，那本身也是感受新
鲜事物的机会。我在写洪山“八五一”厂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至今，对社会主义是
不是有优越性以及它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好像还有或明或暗的争议。可是我想，
尽管这种制度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社会制度体现出什么
样的社会现象最终总要取决于人。在适当的人手上，甚至一种社会缺陷都会产生积极的
效果。”改革开放促使新人辈出并迅速成长，而又是这批新人首先感受到我们制度中尚
存在的缺陷，所以说也是他们站在改革的最前列。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化腐朽为
神奇，充分体现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哲学观点。
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还告诉我们，像中卫铁合金厂厂长林晓方这类乡镇企业的领导，
正由于他们是“泥腿子”出身，刚刚告别土地，所以他们似乎天生地就具有勤与俭的特
性。同时，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对文化知识的提高更有着很强烈的紧迫感。这种品
质，我想不仅会激励一般的工厂干部，也会使长期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受到振奋。
对我们搞文学的人来说，现在很长时期不提“受教育”这种话了。是的，这种话总
令人联想到“文革”而让人感到呕心。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人其实是经常不断地在受
着教育的。去一个新鲜的地方，到诸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企业进行采访，和林晓方这
样的乡镇企业家谈话，也应该说是一次“受教育”。我相信，参加创作这本集子的所有
宁夏作家，不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去之后与去之前必然不同，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一
定的提高。
这里我要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谈谈我这样的一个观点。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给企业
工厂写报告文学其实是“广告文学”，以为是文学界的“堕落”，“圈子”以外的人嗤
之以鼻，“圈子”里的人不屑动笔。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学
家去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厂长“树碑立传”，和经济界中
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一样，也应看作是文学界中的一个新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引
入竞争机制以后，工厂企业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厂企业生命力的一部分；哪个工厂企业知
名度高，哪个厂家的活力便强。很多人不知道，“广告”不仅刺激买方市场而且会刺激
卖方市场，也就是说不仅会争取顾客而且会使厂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广告”不仅
仅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所以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
用在广告上的钱达数百亿美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一种玩噱头的无谓消耗。试想，
“广告”就有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报告文学呢？找相信，如中卫铁合金厂这样的厂家，
林晓方这样的厂长，作家给他们写了报告文学后，他们只会更加努力奋进，而不会躺在
这几篇作品上睡觉。荣誉，对绝大多数人起的毕竟是激奋作用。要不，国家就不会每年
树立这么多劳模、开那么多次庆功会了。
我们经常号召作家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要到工农中间去，那对报告文学就不能
另眼相看。相反，还应该大大鼓励才对。我以为，现在只有报告文学是与现实生活联系
得最密切、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效果最为明显的文学体裁。我之非常乐意给这本集
子作序，部分原因也出于此。我希望宁夏作家协会今后仍不断地组织本地作家到工厂农
村去，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来。
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时中国人似乎只有一个
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
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
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
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这些新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
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
美国的汽车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请作家给他们写的传记。他们的
传记不但风行西方，中国想向之学习的也大有人在。从激励人，令人感奋这个角度讲，
活动在我们身边的新人当然会更为直接些。所以我还在盼望着有更多的这类人物的传记
出现呢。
仅以此文感谢宁夏的作家们、编辑们和企业家们。
…
边缘小品 好个诗情画意
——程大利《那片蓝天那方土》序
尽管失去了“轰动效应”，但小说在文坛上一直是排头兵，诗歌也喧闹过一阵，而
散文多年来都不景气，从来也没有“轰动”过。“五四”以后出现的散文大家如朱自清、
俞平伯、冰心等等似乎后继无人。近年的散文，要么出于小说家或学者的闲笔，要么是
初学作文者的练手，极少见精彩的作品。写散文需要有闲情，又要有雅意；文虽散而气
一贯，散漫的语言要用气拢起来，方能有神。小说可以以情节取巧，诗歌能靠灵感的瞬
间迸发打动读者。散文虽不能说要求句句出采，至少你这一篇中要有自己的神韵。小说
家和学者的散文因其“闲”，故而动手之前即神不聚；至于初学作文者，他的神还没炼
出来，文章自然惨不忍睹。这种体裁其实很难写，常常出力不讨好，所以专门从事散文
写作的人，现在好像已绝无仅有。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从文学家和学问家的角度，而是从一个画家的角
度切入这种体裁，倒也能给人以新意，所谓斜切正入者是也。大利是一位美术家，在国
画上已有较高造诣，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并曾在全国美展获奖。他在贫瘠的土地
上过过贫寒的生活。而贫瘠和贫寒，自古以来似乎就是哺育中国文人的养料。用现在好
听一点的话说，那就是自小出身于人民群众并贴近生活了。以后他从事绘画，而且是从
事着眼于写意的国画。我一直认为国画这种绘画形式最能引人进入深远的意境。它要求
画家的眼光脱离开具象的外表形象而根据自己的素养提炼出外部世界内在的气与神。这
种艺术形式不仅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法而且表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
方式（如果从戏剧这种形式看，它还是中国人的自我表现方式）。绘画之余，他也写点
文章，现在已经集成了一本散文集。
拜读了他若干篇散文，我才有了上面那点感想。的确，要想挽回散文的颓势，看来
必须从文学的边缘艺术形式上迂回过来。其实，文学的核心，文学的精髓，并不是小说，
不是散文，更不是杂文，而是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果他首先不是一个诗人，那么他
写任何其它文学体裁都不会写好。现在要命的是，许多搞小说、写散文的中青年都不是
诗人，甚至缺乏诗的素养。而诗人写散文，又选取的是他不能入诗的题材，比如政论、
时事感想、治学心得等等，因为他原本就不着意于搞自己拿手的项目，所以这类文章的
烟火气特浓却诗意全无了。诗歌创作，“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朱承爵《存余
堂诗话》），以收“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严羽《沧浪诗话》）的美感效应。请注意，
古人指出的这种诗的元素，完全与绘画相通。既然诗人把能入诗的写了诗，只把边角料
划拉到散文里，那只好把散文这个领域让给画家了。
我还不能说大利的散文已经写得很精彩，但至少他把一个充溢着光与色的世界引入
到文字里来。用画家的眼光观照现实，自比文学家所写的有另一番别致的风味。常言道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为画家的大利所写的散文，诗意还是比较浓郁的。我想这
也可能不是他有意为之，因为从宇里行间还看不出刻意雕琢的痕迹，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