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钵－尤凤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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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们几个人被吸收参加评议会，我们觉得很新鲜，想听听看看，特别是雷觉兴致更高。
评议开始很顺利，有几户地主很快被认定，还有几户富农，他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想漏也漏不掉。只是有一个叫田宝安的人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情况是他家有几十亩地，两头大牲口，五间大瓦房，是不折不扣的富户，但他没有雇工，包括长工和短工，田宝安有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这四个儿子干了所有的农活。按照“土地法大纲”的条款，没有剥削行为一般不得划为地主和富农，可是在田庄要是连田宝安这样的人家都免于被斗，那贫雇农是想不通的，因为会减少他们能分到“胜利果实”的数额。这个问题确实费了大伙不少脑筋，想来想去，有人忽然想起田宝安在村外还有一座油坊屋，油坊不是全年开工，只在秋季下来花生时，替农户榨油，收取手工费，榨油的活也是田宝安的儿子干，在不榨油时让本村一个懒汉看屋，防人偷机器。大伙觉得既然有一个人替他看屋，这就是雇工，就是剥削，就可以划他为地主。
侯队长边听边点头，说既然有剥削，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性质是一样的。田宝安就被划了地主。这事让人觉得有些滑稽，滑稽的不是别人，而是田宝安，他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以后有一天会以剥削划成分，所以就坚持不雇人，让自己的儿子当牛马，结果偏偏在油坊这档子事上疏忽了，结果就栽在这上面。
之后大伙的争议便集中在几个特殊人物身上，说特殊是因为有些户并不富有却有剥削行为。通过工作队多天的宣传教育，贫雇农们混沌初开，知道了世界上有“剥削”这回事，懂得了剥削最可恶，自己所以世世辈辈受穷正是由于受到富人的剥削，因此在评议时大伙对“剥削”这个字眼特别敏感，常常在这上面发生争吵。
村里有一个姓田的铁匠，论家境顶多划中农，可他家的日子全靠他的铁匠手艺维持，走村串户，在街上支起铁匠炉，给农户打造修理农具挣钱。有人认为他是剥削者，有人认为不是。
一个穿戴很整齐的妇女（据说是村里有名的风流寡妇）说：他应该算富农，他打铁每年挣不少钱，而且活儿又不好，去年他骗了我，要去了那么多钱，可是没给我打出好家什，还尽使些赖铁，没锄半亩地锄脖就断下来，再找他修，又要去一份钱，他剥削我。
一个灰胡子老头说道：他算不上有什么手艺，活儿干的不好，这大伙都知道，可是你要不想受他剥削，总可以另外找人，这和地主不一样，跟地主就没有别的法子，不交租他就不给你地种，可是像田铁匠这样的，你要是看不中他的活儿，可以另找别的铁匠嘛，这世上铁匠也没死绝。
那风流寡妇口才不错，抓理，反驳说：我可以不找他做活儿，可总会有人找他，就是说，我不让他剥削，可他还会剥削别人。
灰胡子老头说：他从来就算不上个好铁匠，你单凭这条说他剥削，那天下的铁匠都跟着倒霉了。
接着大伙纷纷发言，意见争执不一。
围绕田铁匠的成份问题，农民们碰到了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争论是由这个明显事实引起来的：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尽管数量质量不一样，工钱和价格趋于一致，这反映了每一件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要能够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抽象思维能力，但却不能这样来要求农民，在他们看来，活儿干得赖的工匠也跟好工匠收取同样多的钱，当然有点剥削了。
当人们就此争议的时候，在一旁抽烟的侯队长忍不住咯咯地笑。意见终究没取得一致，大家就“孩儿哭抱给他娘”，等侯队长来做决定。
侯队长把烟袋从嘴里抽出，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要是大伙立刻下不了结论，往后还可以再讨论。
停停又说：不过想想也是，活儿干不好，还照样收钱，总是具有剥削性质的。
侯队长赶紧又说：定不定富农不要急于下结论，再研究。
我与旁边的安和互相看看，心照不宣，觉得侯队长如此看待剥削有所偏颇，但在处理问题上还是很慎重的。
又评议一个叫田宝贝的人，这个四十多岁的宽脸汉子就在现场，前面评议田铁匠时他发过言，支持田铁匠剥削人的观点，没想到人们提出他也有剥削问题，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听了一会儿人们的议论，似乎田宝贝的劣迹不少，他吸料面（大烟），还卖过，按说这罪过可不轻，可大伙没在这上面追究他，而是追究他卖妇女的事，说他从中获利，这也是剥削。
田宝贝像受了惊吓，连忙站起来为自己辩护，说：闹灾那年我吸上料面，把家当都卖光了，眼见没什么卖了，就带上老婆奔了保定，我们两口子都饿得半死不活了，没法子只好卖她，好容易才给她找了个买主，我得了六袋谷子，就这么回事。
大概田宝贝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放肆，会惹起众怒，又立刻给这段卖老婆的事添上一段曲折过程，把罪过推到他老婆身上，说：那时候我到外面去干活，只好把老婆留在店里，她姘上了一个汉子，店家给我透了个信儿，叫我把她打发掉，买主也是他帮我找到的。
有人听不下去，说不管怎样卖老婆就是罪过。
田宝贝辩解说：那买主家日子比我家好，她去了享福，她得谢我才是。
可没人肯接受他的混账观点。
有人指出：你还卖过田宗林的老婆。
田宝贝还是为自己开脱，说：那可是田宗林自己拿的主意，他让我帮他卖老婆，不断往我家跑，说他老婆长得又白又光又可爱，就可惜是个憨妇，做饭补衣服都不会，拉屎还忘了抹沟子，拿她没办法，才想把她打发掉。我怕田宗林常来麻烦，只好帮他找了个买主，成交后，田宗林忘恩负义只给我一点点钱。
有人说：你收了钱，就是剥削。
田宝贝有民愤，还剥削，就被划了富农。
田宝贝呜呜地哭起来，可没人理他，继续往下评议。
这遭轮到一个寡妇，寡妇娘家姓徐，人称徐寡妇。她家地不多，可长年雇伙计干活，这是板上钉钉地剥削，划地主没争议，可有人提出单单划地主还不够，应该划双地主，因为她不仅剥削那个伙计，还剥削她的一个相好。
原来徐寡妇和村里一个姓王的老汉有一腿，也不避讳，村里人都知道。说她剥削王老汉，主要是指王老汉总是给她送东西，只要有一点稀罕物早晚要拿去孝敬她，母鸡下了一个鸡蛋，他赶紧送过去；在野外打了一只野兔，他赶紧送过去；家里菜园长出紫皮茄子，哪怕只一个他也送过去。他还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帮她去干这干那，自然是白干不收钱，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女人们同仇敌忾，一个脖子上长疤的女人气哼哼地说：俺们认为她是双地主，她剥削伙计，还剥削那汉子，她把他的一切都剥削走了，连母鸡下的蛋都在内。
划双地主却没得到男人们的赞同，一个小伙子囔道：王老汉被剥削是他自找的，他心甘情愿给人家送东西，别人又能有什么办法？
一个模样长得像猿的女人说：她凭什么能勾去男人的魂，不就因为模样像狐狸精？得评她双地主，不能便宜了那骚货。
一个男人阴阳怪气地说：你不好也把模样长得像些人样，那也会有人甘心情愿受你剥削呢。
那女人啐了一口，说：俺情愿长这样，也不去剥削人，当地主。
那个坚持田铁匠剥削人的风流寡妇站起来支持猿脸女人，说：反正白得别人好处都是剥削，成份得往高处定，不能让她自得便宜。
一个男人不客气地揭她的底说：难道你那些相好从来没送你东西？要送你也是剥削分子。
风流寡妇被弄个大红脸，连忙辩解说：他们送俺东西，俺也送他们东西，两抵消，谁也没剥削谁。
那男人说：好几个男人给你送东西，怎么说也是你收的多，当然你是剥削人了。
风流寡妇急了，当是害怕人们真把她的成份定高，说：不是这样的，他们个顶个都是小气鬼，他们来找俺，有的腰里揣个黄瓜，有的手里捏两棵葱，这也算东西吗？有的更抠门，空着手就来了，走的时候倒是我给他点什么。
另一个男人说：这么说你是倒贴了？
全场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缓和过来。那寡妇觉得自己已排除了危险，松了口气，说：呵，只要不说我剥削，倒贴就倒贴。她的话就让人觉得，剥削就像一个恶鬼，谁都怕被它缠上。
最后还是侯队长发话，他说：土地法大纲没有双地主这个成份，所以只能定徐寡妇地主，但是王老汉和这么一个女人相好，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
有人问：是不是定他坏分子？
侯队长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阶级异己分子为好。
无人吭声。
评议会要结束，要真这么结束倒好，偏偏这时候侯队长把眼光转向我们，那目光，让人捉摸不定，像是对自己领导能力的炫耀，也像是在征询我们的意见。
建越一向心直口快，也当是认定侯队长让我们对今天的会发表看法，便开口说道：我觉得把王老汉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根据不足，是不太恰当的。
一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目光一起投向侯队长，侯队长的脸色十分难看。
建越没察觉到侯队长的异样表情，又说下去：那王老汉不断把东西送给徐寡妇，不存在徐寡妇的剥削问题，也不存在王老汉的阶级立场问题。
侯队长问道：不存在这不存在那，那你说他们存在什么？
建越说：爱情，是爱情。
爱情这字眼让大伙感到生疏，互相交头接耳地相问。
侯队长哼了一声：啥个劳什子爱情，一对狗男女搞破烂也算得上爱情？真是奇谈怪论。
建越说：起码对于王老汉一方，种种事实证明他是爱着徐寡妇的，只有在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时，才会对所爱的人无所保留，甘愿付出一切。
侯队长问：付出一切，也包括生命吗？
建越说：对。
侯队长冷冷一笑，说：很遗憾，看来我们的确不是一个阶级阵线的人，所以对事物看法完全不同，我们革命人认为，只有革命事业才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爱情值什么？我问你，你会为爱情付出自己的生命吗？
建越说：我想我会。
谁能知晓此话竟一语成谶。
事后想来建越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理智，太过冲动，冒犯了侯队长，结果为后来的处境造成麻烦。我们也怪自己没能及时阻止建越，可那事情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以致我们来不及做出反应。
我们隐隐觉得前景有些不妙。
第二天，侯队长派人来叫我们全体到工作队队部见面，鉴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直犯嘀咕，不晓得侯队长接见是何用意，大家议论了一通还是去了。队部设在村中间的田家祠堂，走进大门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院里没人，祠堂的门关着，我们就等，等了一阵子仍没动静，雷觉便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好像祠堂里也没有人。也许是昨天的事使我对侯队长有成见，心中有些不悦，脱口说讲好了的事却不遵守，成何道理。雷觉说也许是有事。我说他有事咱们走，等没事了再找我们不迟，回去。大家都犹豫着，我又说句走，建越也跟了句走。正这时祠堂的门开了，侯队长和几个工作队员走出来，侯队长一脸的阴沉，锋利的目光在我们几个人脸上扫来扫去，厉声问：刚才说话的是哪一个？我们一愣，立刻明白是我的话有所冒犯，我朝他说句是我，我没向他道歉，因为从礼节上首先是他怠慢了我们，需道歉的是他，他不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做。还是雷觉乖巧，赔笑说侯队长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侯队长冷冷说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这是态度，是立场！雷觉像被噎住似的张张嘴没说出话。这时只听侯队长又说：对革命有认识的留下，没认识的走人。说罢抬手向我一指：你，革命队伍不欢迎有你这样的人。大家非常惊讶，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这种局面，我沮丧极了，不是后悔自己说了那样的话，而是觉得眼前这个人太无理，太霸道，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污辱，长这么大，还从未当众受过这样的呵斥，就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取调员”（审讯者）为了获取口供还装副客气模样，而这个人的轻蔑却是连装也不肯装一下，是这等的专横，如果革命人就是这一副德行，我断不去做。我抬头看他一眼，说如果你认为我冒犯了你，那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们几个无关，请你不要迁怒，再见了。说完拔腿便走，随后跟出来的有建越和贾开。
过了些时候，雷觉他们也回来了，雷觉先嗔怪了我几句，说我没必要这么认真，又说走后侯队长表示，如果你们能转变态度，他就可以改变决定。我问改变什么决定？雷觉说允许参加革命队伍。我说我不稀罕，贾开和建越也说不稀罕。雷觉劝慰道：既然他有这个态度，咱也不好多计较了，委曲求全吧。我觉得雷觉有些鬼迷心窍，再说什么也不管用，就不吱声。雷觉以为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又说，侯队长让每人写一份自传，大家赶紧写吧，写完我一并交上去。我问什么自传？雷觉说当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一类吧。安和问句：那么在伪满时期所任伪职讲是不讲？顺东说那是为地下工作做掩护，讲怕什么，不讲倒好像心里有鬼。安和说对，咱们正大光明。雷觉说我同意，既然要参加革命工作，就应该襟怀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