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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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有理想，行为正直，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但如果领袖原则最后只带给德国人民灾难和不幸的话，那末这样的原则无疑是错误的。这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只利用这个原则的力量去做好事，而不屈服于这种力量的诱惑。”
当我在1945年5月那几天得知集中营的这些状况时，我扪心自问，我能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1945年4月30日曾与希姆莱发生过争执，那时要彻底和他决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他手中握有警察这个统治工具，而我却一无所有。
随着德国领土完全被占领，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5月6日我解除了希姆莱的一切职务。后来当我听到集中营那些令人憎恶的暴行时，我很后悔让他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德国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对所发生的一切非人道行为作解释并追究罪犯的责任。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很快给我看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帝国法院有权调查和判决所有残暴行为。我把这个命令及一份详细的报告寄给艾森豪威尔并请求帝国法院对这项工作尽力而为。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墨菲谈话时，我再次明确地提出这个请求并希望他能给予帮助。他也答应帮助我。但此后却杳无音信。
在考虑通过局部投降来实现最有利的投降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我从5月1日开始考虑成立一个看守政府的问题。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我需要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至于内政方面我觉得将来德国人民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在失去东部地区以及德国其余地区被战胜国瓜分之后如何才能避免饥荒？能否成功地保证各个地区粮食的平均分配？如何才能使交通运输和经济重新恢复正常？要消除住宅紧张局面需要从何处着手？我们的资金和货币会起何种变化？为了援助难民，在千头万绪之中应该先干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把另外几百万东部的难民安插到本来已很拥挤的德国西部并把他们划入那里的居民和经济体系之中？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这些涉及整个德国人民的问题必须要有一套对所有四个地区都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出于这个原因，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统一的帝国政府机构。因此集中所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便能使他们协助占领国进行工作。首先要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因此我方必须尽我们所能，采取一切办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来到我处时，成立临时帝国政府的考虑更加成熟和具体化了。他除了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外，还负责内阁的全面领导和组织临时政府。尽管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是一些留在德国北部的人，但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内阁总算成功地组成了。它的组成情况如下：
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负责全面指导临时政府的工作，并任帝国外交部长和帝国财政部长，施图克特博士担任帝国内政部长和文化部长，施佩尔担任帝国经济部长和生产部长，巴克担任帝国粮食与农林部长，泽尔特博士担任帝国劳动部长和社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担任帝国交通部长和邮政部长。
我们都很明白，临时政府要主动地开展任何一项活动暂时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临时政府的每个成员都在各人的工作范围内拟订关于如何在集中领导之下控制困难局面的计划和备忘录。有一部分备忘录和有关的口头汇报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它们对短期内的情况作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如多普米勒博士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却充满活力地向我报告，说他愿意承担责任，在6个星期之内使德国的交通和运输事业恢复正常。理所当然的条件是，应该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人员方面给予他处理问题的自主权。
这些计划和备忘录关系到能否对人民生活极为重要的各个方面实施有效的和集中的领导。因此我们把它们送交在米尔维克的西方盟国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在一些专门场合我们还口头阐明过我们的提议。一开始好象我们的合作愿望已被接受。
但只不过看起来是这样而已。5月中旬交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和粮食部长巴克接到盟国下达的飞往美国司令部的命令。因为他们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与米尔维克的盟军管制当局往来一直特别频繁，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兰斯之行对他们今后在工作范围内的有效协作定会有所裨益。但是他们去后便杳无音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得知，至少巴克没有去与盟国协作，而是飞到了监狱里。
鉴于此事效果甚微，于是便产生了我是否应解散临时内阁的问题。我的逐步实行投降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我们住在尚未被盟国占领的属于我方领土的米尔维克，但不言而喻，我完全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整个德国都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统治着德国。对我来说要采取象实行投降时那样的独立行动已再无可能。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主动地解散这个徒有虚名的内阁，结束其使命，而不是眼睁睁地等待着战胜国采取完全意想不到的措施，难道这样做不值得吗？不言而喻，实行投降后，我坐在那里碌碌无为，这种味道是很难受的。
施佩尔部长首先认为，我们应该引退。他本人相信，美国人会继续与他合作的。
相反，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却认为，我们必须留下来，尽管敌人可能会故意公开嘲笑我们。帝国总统及其临时政府显示了帝国的统一。在无条件投降中只有国防军已明确地投降。但德意志国家仍然存在。尽管我在实际行使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但我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在5月8日签订投降书时，敌方国家要求德国国防军三个军种首脑出示我的委托书一事也说明，敌人也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只有在考虑好一位继承人以后才能引退。
我觉得施威林·克罗西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开始我只把我的任命理解为：只要结束战争，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但现在不管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也决不可以自动地解散帝国临时政府。否则的话战胜国就有理由声称：因为主管德国各个地区事务的政府已经溜走，我们除了在各占领区设立特殊的德国政府机构，由自己的军政府掌握各地区的主权外，就别无它法了。
出于这个原因，我就只能向暴力屈服，否则的话，我在德国今天面临的分裂问题上，至少在形式上会给敌方留下政治把柄。我的辞职，也就是自动放弃得到盟国承认的我的职位，可能会铸成我在投降之后的政治错误。
这种想法并不排除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德国人民的意志可以决定由谁占据国家最高职务的这个观点。
因此在重新改选和盟国采用武力来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必须在1945年5月竭力保住那时属于我的这一职务。
从1945年5月中旬起，敌对国家似乎也面临着对是否保留我的政府要作出决定的问题。
全面投降以后在米尔维克出现了一个盟国监督委员会，由美国鲁克斯少将和英国福特准将领导，不久又有俄国代表加入该组织。我曾与监督委员会的这两位英美首脑商谈德国内部的形势达1小时之久。我对他们说了我认为必需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也准备采取同一办法与英方发言人沃德先生交换意见。我想通过这些谈话来支持帝国临时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为了帮助德国人民，我很重视利用可能产生作用的每一个机会。我的告诫和提议也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它们关系到今后东欧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很少被人理解。
在与盟国代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方面在上述几次谈话中态度都很冷淡，然而又无可指责。我们互相致国际上流行的军礼。我帝国政府的成员及我本人为不失我们的尊严也采取了同样冷淡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5月中旬开始，我停止了与监督委员会代表的会谈。敌方新闻界尤其是苏联广播电台开始谈论起“邓尼茨政府”。俄国人拼命攻击我。很明显，俄国人不希望有一个主管所有地区事务的德国联合政府。临时政府和英美驻米尔维克的代表迄今的合作已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看来丘吉尔一开始好象是反对把我排挤掉的。他想把我当作“有用的工具”使用，并通过我向德国人民转达各种命令，这样英国人就用不着亲自“把手伸进骚动的蚁穴中”去了。丘吉尔还认为，如果我对英国人有用的话，他们可以对我担任潜艇部队司令以来所犯下的罪行一笔勾销。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第6卷，第646页，丘吉尔首相1945年5月14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当时英国的对外政策中我已估计到这一点。在他们达到目的之前，他们会一直需要我。
大概在1945年5月15日，艾森豪威尔考虑到与俄国的友谊，提出了应该把我排挤掉的要求。
1945年5月22日，我的副官及朋友吕德·诺伊拉特通知我，盟国监督委员会的首脑要求我同弗里德堡和约德尔在第二天早上到监督委员会的所在地“帕特里亚”号兵营船上去。我只回答了一句话：“准备行李！”我相信，通过逮捕来排挤我的时候到了。
当我们走上“帕特里亚”号的舷梯时，那里出现了一番不同前几次我拜访监督委员会时的情景：没有一位英国中校在下面迎接我，也没有向我致敬的岗哨。相反却涌现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抢着拍照。
约德尔坐在“帕特里亚”号上方，弗里德堡和我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另一边是监督委员会的首脑们，中间是美国的鲁克斯少将，两旁是英国的福特将军和俄国的特鲁斯科夫将军。在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已经是大势已去的时候，我的两位同伴和我都镇定自若。鲁克斯将军向我们公布了一项宣告，并说他根据这项宣告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必须逮捕我，德国政府和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把自己看作战犯。
他问我是否还有什么话要反驳的。我反唇相讥地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今天，当我回顾战争结束时我的活动时，我意识到我人道主义的行为还是很不够的。有时最佳的意图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在贯彻过程中也证明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我根本不敢相信，我在此叙述的当时我的一切考虑和行为以后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即使今天我仍认为，我对德国人民是尽了职的，我负责结束了战争并尽力避免了混乱。分阶段逐步投降的成功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得感谢命运，它使我在履行最后的使命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二十三章 结束语
1945年5月14日，在以我们的投降而结束战争之后的短短几天内，一位战功最显赫的潜艇艇长沃尔夫冈·吕特海军上校因一个悲惨的不幸事件而在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遇难。吕特海军上校是海军中仅有的两名被授予最高战功勋章——“配有橡树叶、宝剑和钻石的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军人之一。集中在弗伦斯堡的海军军官们在海校的大礼堂里向他的遗体告别。这是一种象征性活动。
从1909年以来在米尔维克经过训练的皇家海军、帝国海军和德国海军的候补军官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就在这个充满传统色彩的地方参加各种隆重的集会。在德国刚刚结束战争及前途渺茫之际，我们在这里举行葬礼，不仅是向吕特，而且也是向我们尊敬的海军表示我们最后的敬意。
直至最后时刻海军仍一直忠于职守。他们衷心希望各国间能相互谅解，以达到长久的和平，但事与愿违，他们只得在1939年无人过问和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投入了这场与大不列颠海军的战争。
他们利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兵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力战英美两国，并且取得了与他们的兵力极不相称的重大战果。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战绩，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海军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在两大海军强国如此强大的物质优势面前就不能坚持战斗。
海军所具备的战斗和牺牲精神不单单是靠教育和训练培养起来的，这种精神还受到全体德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的鼓舞。
然而尽管人们具备了这种精神，并已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得到的却是全面失败的悲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些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影响的历史学家根据手头目前尚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是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当明确的判断的。
我在此只能对部分问题谈谈我今天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毫无理智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经济和内政上面临重重困难。在魏玛时期，德国人民给自己制定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与德国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不相称。魏玛时期的国家机构面对内部的四分五裂、经济衰退及失业现象一筹莫展。于是德国开始走向专制。布吕宁除了采用公布紧急命令的办法来维持统治外，就别无他法了。到30年代初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之间进行选择。
在对两者进行选择时，希特勒在大多数德国人民心中似乎成了一位救世主，而少数人则把他看作小小的祸害。鉴于当时的条件，希特勒的上台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是使欧洲摆脱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不仅得到德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战前推行希特勒政策的结果是，德国因而起码也可以说是东欧没有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他把德意志各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它国家的人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实现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