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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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大哥的这片话很使我惊奇，我从来没有听他自这个角度论断过唐琪。我忍不住立即问他：
“您对唐琪的看法与以前大有变化，是吗？”
“我以前不太认识唐琪，”他似无限遗憾地说，“我曾把她看做普通的舞女、歌女，这真是我最大的过失。我感激她救我的命，而更令我敬重的是她救我的原因是为了爱你——”
“当初您并不赞成我跟唐琪谈恋爱，还鼓励我在大学里交女友好忘了唐琪——”
“别，别再说，别再说了，我求求你，”贺大哥的脸上堆满了痛苦，“唐琪的话我是给你带到了，随便你听不听吧！再会！”
我拉住意欲告辞的贺大哥，询问他唐琪的住址。他摇摇头，他说唐琪不肯告诉他，他又说唐琪的目的仅是催促我离开天津这座危城，并不想与我会晤。
七十五
十二月中旬，唐山突然撤守。平津铁路被切成数截，两地交通从此断绝。天津开始了空前的紧张，重要街道都赶修好碉堡，沙口袋更排满每条巷口，娱乐场所骤形冷落，恐怖阴森的空气，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浓厚地弥漫在每个角落。张贵庄飞机场和海河轮船码头，行李堆积如山，人群麝集，万头钻动，变成了死寂的大天津中仅有的两处闹市。
好心的报社总社社长已经给我数次函电，嘱我必要时务必设法离津，没有为印刷机殉死的必要。我回信告诉他，我绝对负责把报出版到共军进城的那一天为止。
参议员们整整走掉了一半。正式会由于人数不足，一再流会。到会的人也不再谈论粮荒，虽然粮荒仍在日益严重恶化中；大家谈话的焦点集中到如何鼓舞振奋士气军心上。人们没有比这时候更清楚军队的价值了。二百七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目前唯一可以保全的方法，就是要这支军队流血御敌——我们组成了一个参议会慰劳团，代表市民到每一个城防口向那些忠勇的国军战士与自卫队员早献上最高敬意。
表嫂告诉我，唐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询问我有无准备离津的动向，另外唐琪还约她吃过一次饭，请她转告我务必提早南去。
我几乎无暇理睬这一次表嫂的叙述。一方面，我正忙于在参议会中拟具给行政院和华北剿总的电文，请求中央在天津被围时，派遣空军按日空投食粮与武器，另外请求剿总抽调部队驰援天津；一方面，我又忙于处理报社内部的不幸事件——一部分员工吵闹着加薪加发实物，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没有歹徒从中煽动，这些平素和我有着深厚感情的员工们会在这紧要关头，摊给我如此一个难题与要挟；果然，我没有想错，接着，一天报纸的大标题里把“反共到底”几个大字印成了“友共到底”！共谍已经混进了我们这家最反共的民间报社。我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感到羞愧与忿怒，若非市政当局深知我的为人，我会被“请”到警备司令部里去。
十八日，最后一艘由津驶沪的轮船——元培号，开出了招商局码头。十九日，最后一架民航机飞出了张贵庄机场。二十日塘沽失陷，距离市郊二十里的张贵庄机场也被共军占领。
中共林彪的精锐部队，排山倒海而来，重重把天津围住。
新年到了。没有人燃放炮竹。没有人拜年。没有人悬灯结彩。没有歌，没有舞，没有欢笑。只有共军的大炮弹每天在市区上空呼啸穿梭，几处大建筑都被轰坍了楼尖，或者被轰成了一片瓦砾。
邮政已完全停摆，因为再没有一条船可以出入，再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落。报社总社社长连拍来两次电报催我离津，我回电说，目前想走也毫无办法了。
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在大雪纷飞中，津郊展开了主力战闹。国军和自卫队一连击退了共军十数次猛攻。
小型飞机场在旧英租界赛马场里抢修起来了。立刻，航空服务社的生意又抽疯似地兴隆了一阵。一个富商包了一架专机，全部装猪鬃，仅搭了两个活人，飞往上海。这一猪鬃比人值钱的消息给了天津市民莫大刺激。可是，很快地，大家便不谈论它，因为市郊战况的惨烈使市民无心无暇再管其它的事。
贺大哥急躁地跳着脚，劝我迅速搭机飞走，他几乎要跟我翻脸：
“我一个弟弟已经战死，我不愿意另一个弟弟白白在在这儿送命！你懂不懂？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
“您现在要我走，我怎么忍心走？”我大声喊叫着，“刚才我还到城防前线去看过，我们那些国军与自卫队的弟兄们的尸首和血液凝固在冰雪上，一层红、一层白，一层白，一层红，简直成了一大块一大块的肴肉冻——他们凭甚么就得那么死，我们凭甚么就得快点逃呀？”
“你把自己做成肴肉冻，也扭不转这座危城的噩了——”贺大哥阴冷凄怆地说，“没有代价的牺牲是一种愚蠢。”
“您怎么不去做总明人？您怎么一直不肯走？”
“我要是你，我一定走；你要是我，我一定不要你走！我走是弃职潜逃，政府抓住我要枪毙，我宁愿死在跟共产党拚命的战场，当然不愿意挨自己政府的子弹！”
“贺大哥，我要跟您一齐重回战场，我要跟您在一块儿，我要跟您永不分手——”
说着说着，两个大男人抱头呜咽起来。
贺大哥答应了我，如果天津一旦发生巷战，我俩便参加部队作战或突围。
小型飞机场成了共军炮轰的目标，跑道被炸毁了，一架飞的翅膀被击碎了。一连几天无飞机起落。机场抢修工作仍在炮火威胁下进行。登记飞机的乘客尚有一千五百多人，黑市机票已经高达每张十多条黄金。
大风雪卷带着火药烟雾、弹片、血腥臭，在天津市日夜飞舞。
一度冲破城防口的共军，像一股怒潮涌进市区，但在守军奋不顾身的抵抗与反击下，终被全部肃清。双方死亡惨重。敌人增援部队正源源而来，市郊杨柳青已设立了共军司令部。市民对国军的孤立无援，由钦敬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惶恐，他们发觉中央和剿总都不再管这一座危城了，而这支寡难敌众的守军，在粮绝弹尽之后势将无法再卫护他们；于是，谣言四起，有人说蒋总统即将下野，由李宗仁代主中枢，有人说南京已乱成一团，主战派与主和派正大打出手，有人说长江为界的“南北朝”局面即将出现，有人说傅作义讳莫如深，可能搞“局部和平”变相地向敌人投降——
天津市内粮荒之后，煤荒、水荒、电荒相继纷至沓来。天津在瘫痪中。天津在奄奄一息中。
元月十二日，几位参议员为了保全天津市民的生命财产，倡议要组织“和平代表团”到杨柳青会晤林彪，洽商休战。他们的用心良苦；但是，我坚决反对。我告诉大家想与共产党谈和直如痴人说梦，国军强大的时候，共党还不肯谈和，今天他们大军兵临城下，会跟我们谈和，岂非想都不用多想一下？可是，这几位求和心切的民意代表确也是出于一片至，纷纷声泪俱下地说出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为天津市老百姓说话、跑腿了，明知希望绝少，但不愿放弃死亡边沿上挣扎的机会——
我退出会场，声明出城与共产党谈和的事，我誓不参与。
回到家中，我难过极了，空虚极了。我并不恐惧。我摆弄了一会儿贺大哥日前赠给我的那支“鎗牌”勃朗宁自卫手鎗，我想我还有勇气用这支枪杀敌，并且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杀。可是，空虚比恐惧可怕得多。空虚使我难挨，难忍。
突然，表嫂拿着一封信，闯进我的卧室：
“唐琪有信给你。”
我接信过来展读。
醒亚：原谅我的信来得唐突与冒昧，我本不准备写信给你，打搅你的精神与时间，我深知在目前这危难险恶的局势中，你的时间与精神是多么宝贵。可是，我发现，我几次拜托别人转达请你早日离开天津的口信，没有发生丝毫效果，因此，我不得不再亲笔给你写信，要求你考虑接受我的劝告。
我在东北颇久，苏俄与中共的所做所为我知之极深，他们最痛恨的对象之一就是与他们从事思想斗争的文化新闻工作人。也许你早已听说，沈阳沦陷后，好几位报社主笔和记者被共军残暴杀害。他们对拿笔杆反对他们的人比拿枪杆反对他们的人，更恨之入骨。我清楚知道：你既用过枪杆反对他们，又用过笔杆反对他们。如果天津落在他们手里，你将是他们最得意的一件战利品。
我晓得，你勇敢，不怕死；可是，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我想不出你如此白白落在他们手中死去，有何重大意义？当然，你舍不得天津，这儿有你的事业与群众。醒亚，恕我一直尚未向你致贺，贺你三年来重大的成就，醒亚，你想象不出，这三年来，我对你由于勤奋努力获效的成就，有多么高兴，有多么欣慰，也许我的喜悦比你自己的喜悦更大更多。可是，马上你就不能再保全你的事业，也无法再为你的群众服务，或接受你的群众的爱戴了。
如果，你真的勇敢，你应该忍痛抛下旧事业到别处创造更大的新事业！如果，你真的有抱负，你应该忍痛离开不得不抛下的旧群众，到别处获得更多的新群众！
醒亚，八年分别，未通只字！我多盼望你能重视我这封短信！小飞机每天仍有炮弹落在附近，说不定一两天内又会命中跑道，无法起落飞机。所以，我请求你即日即刻搭机飞去。我本拟赴沪；可是，私下里决定，要等你先走后，我再安心地走。这不是花言巧语，相信能获得你的信任。千言万语，一时无法倾述，切望迅速起程。祝福！
唐琪 十二日中午
把信看完，我双手捧信，紧抚着自己的胸口。
“唐琪这信，我看过了，”表嫂说，“是她附在给我的信中的。”
“她自己送来的？”我问。
“不，”表嫂回答说，“她先打了个电话给我，问你在不在家？我告诉她你在参议会开会，她说正好要趁你不在的时候，派人给我送封信来。她给我的信很短，只是嘱咐我把附给你的信妥为转到，另外她还附了一张她最近的像片。”
“给我的？”
“不，上面写了我的名字。”表嫂稍一沉思，“也许她是想要你看一看的，可是她不肯写明赠给你。我想象得出，她一直在严厉地管束着自己——绝不做一件影响你和郑小姐的事。”
我向表嫂索过那张六寸大的唐琪近照。我双手微颤地捧住它凝视，天，我又看到了那张奇异美丽的脸——除了头发的型式，一切都和八年前一样，她还是那么明艳逼人，她一点没有变老，也没有变瘦——在一层湿雾迷了我的视线后，那张照片却变得更为清晰，我看到她的头发微微拂动，我看到她的眼睛闪铄出来亮丽的光辉，我看到她的笑涡，我看到她的嘴张开，似在低唤我的名字——
“啊，琪姊，”我失声叫出，被我抓住的，却是表嫂的双手。
我惊醒过来，我把那照片还给表嫂。
“你可以把它留起来，反正郑小姐也不在天津，”表嫂这么说，“唉呀，我真胡涂死啦，现在不是照片的问题啦，这宗事太小。你到底走不走？这是要立刻决定的大事！爸妈刚才也提到你的事了，他们直抱怨你，说你不该阻止他们卖房子的计划，两个月前，这栋房子可卖二十几条，足够你买飞机票用的了；现在一条也卖不上，眼巴巴地瞅着，不能帮你一点忙——”
我沉默无语，良久良久。
我突然想起无论如何也该问出唐琪的住址。
“不知道呀，”表嫂向我抛出无可奈何的一瞥，“我还特别跑到楼下亲自等那个送信的人，再三问他唐琪的住址，他说他不知道，因为是一位在他们那儿吃饭的女客人临时托他送来的，他是天祥市场后门鸭子楼的茶房。”
停了一下，表嫂接着问我：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走啦？走前要跟唐琪会一次面？”
“不是，”我摇摇头，“如果我能看到她，我要向她致谢，并且劝她走；我没有办法走，我也不想走。”
元月十三日，参议会和平代表团——实际上只是一个三人小组，由城外回来了。出城前他们曾获得守军部队长的谅解和默许，但曾一再嘱告他们，无条件投降这支国军是誓死不能接受的，双方暂时休战，静候整个大局变化，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他们极为沮丧地回来了，他们似乎不愿多报告究竟受了多少侮辱与对方究竟提了多少苛刻的停战条件。反正那些条件不是守城国军和全市市民所能接受的。
元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关闭了全国和平之门。在那个狂妄的声明中，他提出来谈和的条件，包括有：惩处战犯，取消宪法，废除法统——贺大哥在晚上到家来找我，指着刊登这条电讯的报纸，对我说：
“这些条件谁能接受？和平是绝对无望了，我们今后的反共战争势必要比抗日战争更艰苦更长久——也许我们能够活着看到赤祸消灭，也许我们活不到那一天就死掉了。可是，共产党迟早要失败的，只要反共的阵营健全，坚强。我们今天的悲惨命，正是咎由自取，不是共产党行，是我们自己太不行了——也许这血淋淋的教训，能使我们觉悟，能使我们奋发、振作，能使我们革面洗心，能使我们再慢慢培育起新的力量，那我们一定还有转败为胜的一天——”
我俩弄了一点小菜和酒，一边对酌，一边感触万端地谈论天下事。彷佛我们已经置身天津这座危城以外。
突然，庞司机敲门进来：
“刚刚送到的一封信。”
我一眼便看出信封上唐琪的字迹。
“送信人呢？”我问。
“走啦，”庞司机回答，“我告诉他我是您的司机后，收条也不要他就走了。”
我拆开信。贺大哥跑过来，跟我挤在一块看下去。
七十六
唐琪的信，这么写着：
醒亚，亲爱的醒亚，不管你还爱我不爱，我现在再也忍不住地要这样喊叫你一次，也许这是我今生最后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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