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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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方病霸±继蕾忏宸蓟薄！端晔痹蛹恰匪当彼慰馊恕耙蕴倚牧啵瑹铮▁ún）汤以浴，皆浴兰之遗风也”。还有沐井水的风俗，《岁时广记》引《琐碎录》：“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在明代，万历《建阳县志》记载：“午时为天中节，采百药煎汤浴体，以免疱癣。”嘉靖《仙游县志》说：“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清代仍保留古俗，同治四川《高县志》讲：“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
以菖蒲、雄黄酒避毒是以一积极措施。《岁时广记》所引《岁时杂记》：“端五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又引“坡词注”：“近世五月五日，以菖蒲渍酒而饮。”所谓“近世”，大约是指唐五代以来，唐人殷尧藩《端午日》说：“不效艾府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知蒲酒是新兴饮品。至于雄黄，《岁时广记》引《玄微集》：“预研朱砂、雄黄细末，五月五日小调，用槐纸五斤，如小钱大，写天地日月五字，燃作五圆，桃柳汤吞下，大治疟疾，汉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秘法。”明清时代与此不同，是将雄黄置于酒中饮用的。关于雄黄、菖蒲的药用价值，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又讲：“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端 午（2）
明清时期饮雄黄、菖蒲酒较为盛行。崇祯《乌程县志》说：“以菖蒲、雄黄泛。”嘉靖《汀州府志》记载甚详：“饮酒，午时侵晨，磨雄黄和草药于酒饮之，以辟邪气；及午供养祖先毕，则切菖蒲泛酒，大小胥庆，盖以菖蒲能延年故也。”万历《贵州志》讲：“取葛蒲细切，拌以雄黄，谓之续寿酒。”用葛蒲雄黄末屑和酒外，还要加朱砂，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泛酒用菖蒲、丹砂、雄黄，近作雄黄杯相赠。”饮酒毕，要将酒洒向四壁、角落，以避虫蛇。有的还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崇祯《嘉兴县志》不仅记载这些风俗，还谈了雄黄、菖蒲的作用：“雄黄，太阳之精，能避诸邪，解诸毒，菖蒲亦能□鬼气，杀诸虫，午日泛菖蒲于雄黄酒中，各以余酒染额、胸、手、足心，以辟邪毒，洒之墙壁门窗诸处，以辟蛇虫。”该志还记载了“瓶插桃榴葵艾以禳毒气”的习俗。
饰物
端午避恶，还以饰物禳除灾祥，表现在人们佩戴和家门装饰两方面。
五月门户饰物禳毒，最早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红色绳索和印有五色的桃木板都是避邪吓鬼之物。到了南朝，《荆楚岁时记》说：“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与祓除邪气恶鬼不同，门饰以艾草所束人形是为了禳除毒气。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已认识到艾的药用价值，《孟子•；离娄上》说：“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生不得。”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艾是可以治病的。艾治病的方法是用艾叶制成艾绒灼烧以灸病。《荆楚岁时记》注中说，南齐人宗测曾经在五月初五鸡鸣以前去采摘艾草，用艾灸治病有效。在北宋，《东京梦华录》记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城内外争买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钉艾人于门上。艾人及桃、蒲等均继承前代的旧俗，柳、葵等未见宋代以前的记载。上述风俗多流传于后世，明崇祯《乌程县志》说该地端午节“门户皆插桃艾”。万历《建阳县志》记载“五日缚艾人悬蒲桃、柳枝于门”。门上悬蒲，是因为蒲叶似剑，去恶有效。清代一般是以蒲艾插户，使用最多的是艾，有艾叶、艾旗、艾虎等名色，甘肃很多地方则插柳，湖南长沙还门悬葛藤。
上面谈到汉代已有门饰印有五色桃木板避邪吓鬼之俗，后世演化为道教的符图。北朝魏收《五日》诗：“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即很明显。从宋代兴起门饰象形道家张天师的物品。《岁时杂记》载：“端五都人画天师像以卖，又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可知北宋开封人有挂天师像和饰张天师泥人之俗。《梦粱录•；五月》说杭州人“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此处所悬艾草所编张天师，当传之于前代门悬艾人习俗。宋代皇宫也挂天师艾人于门，《岁时杂记》卷二一引苏辙《皇太妃阁端五帖子》说：“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长萦尧母门。”门挂天师像的风俗在魏元履词中有形象的反映：“挂天师，撑着眼直下觑，骑个生狞大艾虎。闲神浪鬼辟惵（dié）他方，远方大胆底，更敢来上门下户。”（《岁时广记》卷二一引）使我们看到一个骑着艾虎凝神直视的张天师把守门户、吓跑了鬼的雄姿。天师骑虎图形受人重视，也用于端午节其他场合。《梦粱录》说：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lù）把用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的驭虎像放在中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艾虎也独立出来插于门，嘉靖《太仓州志》：“或为艾虎悬于门。”还有门上贴符的，《武林旧事•；端午》说：“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禬（ɡuì）。”《梦粱录》也有记载：“士宦等家以生硃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明崇祯《常熟县志》说：“门楣多帖灵符。”后世也有把天师像称之为符的，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天师符》说：“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不仅是天师像，连其他符也被称之为天师符，无天师像者是因刻有“天师”二字得名的。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说：“杭俗，道家于端午送符，必署天师二字，以见其神。”
端午节人们在身上要佩戴一些饰物。佩戴五色丝线源远流长，东汉末应劭著《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集五色缯避兵。余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bì）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juān）悬于门，以示农工成，传声以襞为避兵耳’。”（《太平御览》卷三一引）可知五月五日有用五色小块缯帛缝于胸前避兵之俗，“襞”音转为“避兵”。《风俗通义》还说：“夏至著五彩避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按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按织取始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已织维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久，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家织新缣，皆取织后缣绢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太平御览》卷二三）可知胸前缀以五色帛条，原为告织维成，后由于东汉永建年间大疫，人们为避瘟疫之鬼，用五彩布条禳之。所谓“蚕功”、“织维告成”，《礼记•；用令》所记夏四月：“蚕事毕，后妃献茧。”《孝经援神契》说：“仲夏（五月）茧始出，妇女染练，咸有作务。”可见四五月是产茧织丝之时，这是大事，有“献茧”、“告成”之礼。而“襞方”、“五彩”可以使人“脱祸”，则是基于古人认为新织的帛能够祓除凶恶不祥。避兵一词是汉末社会不安定的反映。当时流行将“五彩”系于门户的风俗。
汉代更流行以五彩丝系臂。《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艺文类聚》卷四）又说有不同名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避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古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太平御览》卷三一）。又解释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艺文类聚》卷四）臂戴五色丝，避兵及鬼的目的，无非是保护和延长生命而已。
以五色丝系臂之俗一直留传后世。《荆楚岁时记》说：五月初五日用五色丝织品系在臂上，叫做“避兵”，可使人不染瘟疫。也有用条纹清晰的丝织绣织成各种物品，互相赠送。唐末五代所著《提要录》记载“端五日，集杂色茸丝作延年缕，云避恶延龄”（《岁时广记》卷二一）。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百索》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以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以约臂，相承之说也。又以彩丝织纽而成者，为百索纽，以作股者名五丝云。”《岁时广记》卷二一记载：“端五百索，乃长命缕等物，遗风尚矣。时平既久，而俗习益华，其制不一。”明代亦有“百索”，嘉靖河北《清苑县志》讲当地“以色丝系小儿颈腕，名为百岁索。”值得注意的是南方还有佩健人之俗。万历浙江《秀水县志》说：“妇女制缯为人形佩之，曰健人。幼者系彩索于臂。”
佩艾虎是端午的重要习俗。《岁时广记》卷二一《掺艾虎》讲北宋“端五，以艾为虎形，至有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将艾剪成小虎，或在所剪彩虎上粘艾叶，就是艾虎，戴在头上以避邪。所以王沂公《端五帖子》有“钗头艾虎避群邪”之句。宋代还有穿艾虎衣的习俗。《岁时广记》引《陈氏手记》：“仕女所戴艾衣，所用艾虎，皆未原其始，未晓其义。”衣艾虎在欧阳修端五词中亦有反映：“衫裁艾虎，钗裹朱符，臂缠红缕。”清《燕京岁时记》说：“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彩虎既有头饰，也有服饰。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端 午（3）
五毒图是端午节装饰的又一颇具特点的风俗。《岁时广记•；插艾花》记载：“端五，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缯楮之类为艾，或以真艾，其上装以蜈蚣、蚰蜒、蛇、蝎、草虫之类，及天师形像，并造石榴、萱草、踯躅（zhí zhú）假花，或以香药为花。”蜈蚣、蚰蜒、蛇、蝎、草虫成了妇女头饰所剪缯楮上的装饰图形。南宋《武林旧事•；端午》说：“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此俗传至明清南北各地。在北京，明《宛署杂记》卷一七讲：“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清《燕京岁时记》说人们为避祟恶，要在中门粘贴绘画五毒符咒的图形。在苏州，《清嘉录》记载：“尼庵剪五色彩笺，状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之形，分贻檀越，贴门楣、寝次，能厌毒虫，谓之五毒符。”关于五毒的含义，《周礼•；天官冢宰下》说，凡治疗疡疮，要用五种毒物（依郑玄说，为石胆，丹砂、雄黄、礜〈yù〉石、慈石）合成的药去敷治。后世所说“五毒”是指可以毒死害虫之物。一般指五种，如清代吴曼云《江乡词》小序说：“杭俗，午日扇上画蛇、虎之属，数必以五，小儿用之。”五毒所指不尽相同。
符箓也是端午节佩带之物。晋葛洪《抱朴子》记载：“或问避五兵之道，答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受道教影响，后世戴符成俗。《岁时杂记》说：“端五剪缯彩作小符儿，争逞精巧，掺于鬟髻之上，都城亦多扑卖，名钗头符。”宋词中有描述，杨无咎《齐天乐•；端午》：“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史浩《卜算子•；端午》：“符箓玉骚头，艾虎青丝鬓。”符箓成为端午头饰之一。明代所带符的名目不少，万历《扬州府志》说：“儿女佩丹符”；万历《和州志》讲：“小儿佩寿源通符”；弘治《将乐县志》记载：“其男女幼者戴赤灵符。”
端午也佩带其他饰物。有香囊，如万历《新昌县志》谓：“佩香囊艾虎”；还有朱砂袋，雍正《辽州志》讲：“系五丝佩朱砂袋”；又有茧虎，嘉靖《萧山县志》说：“女子以茧作龙虎，少长皆佩之，欲如龙虎之健。”此外，尚有佩带蒜、苍术及葛蒲的。
竞渡
《荆楚岁时记》说端午有划船比赛。隋杜公瞻注释讲：这个风俗是因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杀，老百姓哀怜他的去世，所以都用船只去搭救他。并记录了竞渡起源的其他说法。如邯郸淳的《曹娥碑》讲，五月五日是曹娥的父亲迎接波神伍子胥沿江而上被水淹死的日子。《越地传》说，这个风俗起源于勾践。闻一多在《端午考》中提出：“书传中关于端午的记载，最早没有超过东汉，而事实上吴、越一带的开辟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自从东汉以来，吴、越地域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流中，端午这节日才渐渐传播到长江上游及北方各地。”所谓吴、越民族的风俗，即是指：“一个龙图腾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而且吴、越一带习俗，寻常舟船刻为龙形、龙舟的目的，和吴越民族文身一样，大概也是避蛟龙之害。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我认为，至少闻一多先生关于龙舟竞渡早于屈原的说法是成立的，屈原和竞渡联系又固定于五月五日是后来的事情。唐以降端午竞渡之风很盛，唐代诗人李群玉描绘竞渡：“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楫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冲龙飞。”龙舟之快速，竞赛之激烈，跃然纸上。宋元时期，江淮、江西、福建、两广诸路流行赛龙舟活动（《元典章》卷五七）。
明代南方地方志记载竞渡事颇多。弘治《温州府志》说：“是日各乡造龙舟竞渡叶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一邦，祈年赛愿，从其俗是也。但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温州竞渡活动遍及各村，十分普及，竞渡也时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