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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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
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强化；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江泽民只宣读了报告摘要；而将全文留给十三亿中国人自己去读。人们在里面读到了过去十三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这有点不合常规；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说说十三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十三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真可以说是授命于危难之中。他决心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出现混乱局面。如果有人预言十三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听到的预言；都是说共产党几年之内就会垮台。可是今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都说第三代领导人实现了承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说；这十三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真像中南海新华门前那条标语所说的“万岁”；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匪夷所思的事。
此后两周媒体上天天在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还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的主题词；其实这是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富裕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其中。这是江泽民时代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现在他似乎打算把这份遗产留给后人。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九十处”。他在有意无意间看到了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
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不过；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为多；只是其中最富有刺激性的部分；被官方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八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这样说的：“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异己”；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说；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还宣称这是“现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话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做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的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这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五年中加入共产党的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人中；有四分之三是三十五岁以下；有五分之四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腰缠万贯的人；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五十年代曾经占百分之九十；后来占百分之七十；如今却只占百分之四十五了；其中还有不少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收入也少；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变成孤家寡人；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组织资源和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与其说这个变化是在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倒不如说是在瓦解一种过时的组织体系。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党的领袖说破；但是；他们的确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乌拉尔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挡不住。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一百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三十年里三十八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和丰富；而不能支配人。而在中国；理论一向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执政者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既热血沸腾又谨小慎微的根源。
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理念正是共产党八十一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它。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致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个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落后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发展党的理论的。这位总书记自从上任以来；阐述过不少思想。他说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说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说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说过“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说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说过“科教兴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说过“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说过“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说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很了不起；可以算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杰出的创造。但是时代在前进；共产党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新时代的理论大厦又能建筑在哪里呢？于是他指示属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还说要“理论创新”。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党的八十周年纪念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三个代表”；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定下了调子。他那满篇长句的讲话；有身边的文件撰稿人加以润色；歌颂辉煌政绩；阐明伟大目标；提出理想主义新境界；这是遵循一贯原则；每次讲话都不能少。说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说了“五十六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说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说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党”；还说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些也都在听众的预料之中。但是下面这些话可就超出了今人的想象；也是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尾声 后继者后继者（2）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江的讲话两万三千字；洋洋洒洒；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表明他所谓“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是随便说说的；后来他的这次演讲被简称为“七一”讲话；他的思想被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所有的省委书记都站出来；表明自己站在总书记一边。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十三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
一个领袖无论多么英明或者多么昏庸；都会有拥护他的集团；也有反对他的集团。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诅咒他；有人歌颂他；也就有人嘲笑他。总书记呼吁党的组织“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可还是有些人现在连党组织自己的团结也不想维持了。对于江的这番努力；“左”的人士又惊又怒。反对的意见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有些人认为“三个代表”都是因袭前人；并无新意；有些人则认定；“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政变。”有意思的是；后者这一回借助他们一向仇恨的西方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有个名叫哈利·哈丁的美国人说；“‘七一’讲话基本上是赫鲁晓夫50年代全民党的翻版”；他们认为这是一针见血。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日本《读卖新闻》说；江的讲话“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发生的一个最急剧的变化”。这些材料都被他们收集起来；成为他们控诉总书记的有力证据。他们指名道姓地质问；看看吧；对于“七一”讲话；“谁最高兴？谁唱赞歌？谁在担忧？”然后自己回答：“西方媒体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资本主义化；终于开始变成资本家的共产党了。”
夏天还没有结束；一个新的联盟就在北京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那位年迈的理论家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警告：总书记正在开创一个“理论政变与和平演变的范例”；倘若不加制止；“将引起党内党外的疑虑和思想混乱”。赞成这位理论家的人；有些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在五年以前就曾表达过对90年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愤怒之情。奇怪的是；还有一些本来不怎么热衷于意识形态争论的人参与其中；自称“一群共产党员”。他们说：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直接违反了党的有关规定；这是出尔反尔的做法”。还会导致共产党的理论蜕变和思想分化；进而“导致党组织的分裂”。所以；“‘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党的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如此为私营企业主“充当政治代言人”；“无异于向国内资产阶级投降；这等于公开‘傍大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在说了这些之后；他们便宣布：“我们同‘七一’讲话的分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意气或派性之争；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之争。”
说起来有些奇怪；这些人如此愤怒；把话说得如此严重；其实引起争论的焦点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中国出现了一些“新阶层”；以往的社会阶层———工农兵和干部；无法把他们包括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