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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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家庭转录的录音带，通过数以千计的、在隐秘地下室、在公然对抗政府的学校或工厂的俱乐部里，演奏的私人乐队组合传播。黑市上摇滚音乐磁带非常畅销。在80年代，政府对摇滚乐终于让步，停止对它们的抵制和禁止。
当大门在各个领域为自由思想敞开时，共青团组织开始衰退，其成员开始大幅减少。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三年，有4百万团员，到1988年下降到38万人。在80年代，由于支撑团组织的团员数量急剧减少，政府不得不通过造假来维持整体形象。但即使那样做，也不能掩盖共青团真正的危机。团员——这个组织的活力源泉——正在渐渐干涸。1986年，维克多？米罗年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后来得知，他都无法说服他的小儿子加入团组织。
共青团需要找出一条生存之路。共青团领导把目光转向已经在街道上搞得沸沸扬扬的资本主义。1987年，合作企业运动越演越烈，一些小型合作企业初具规模。团领导决定跟随党内的老领导们，抓住这次机会。他们打开了一扇门——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它。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那几年，最常用的、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苏联经济的措施之一是“经费自筹”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一个工厂保留自己的收益。1980年，卢日科夫曾提出这个提议，当时被否决了，但接下来的几年中，尤其是企业领导有了更大的自决权后，这个想法又被重新采纳。团组织也开始在它不计其数的基层组织中实行经费自筹。举例来说，就是允许基层团组织自己决定如何利用定期收缴的团费取得收益，也可以从共青团的许多旅行代理机构和出版社中获得收益。中央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基层，很多地方共青团很容易就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团组织成了党的商业学校。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酒吧、旅行社、打印社和其他小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通常它们都是从共青团预算中获得了贷款和补贴。这些新的企业都允许保留自己的收益，企业家的热情极度高涨。团员“下海”标志着意识形态的一个突然转变。它也暗示，党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了不改革没有出路，从而激发了他们进行可控制的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尝试。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施塔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商业精英中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她一年前告诉我，党的高层领导开始对年轻人的试验是否可行表示忧虑。它不过是“一个试验”，她说，可试验的成功远远超过领导们的想像。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3）
试验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年轻人发起的，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康斯坦丁？扎图林，他被指定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年科的助手。扎图林是工业管理专家，他研究过苏联早期试图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而失败的原因，例如60年代柯西金的改革。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起草一封给政治局的信，建议为团组织制定新的商业前进方向。扎图林花了六个月时间撰写了这封仅两页纸的信，这封信在共青团机构内部遇到许多阻力，引起了困惑和争论。对于维护旧制度的官员来说，那么多的商业概念都是外国的，让他们批准这些报告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扎
图林回忆，仅就一个问题，他就和那些高层官僚论战了好几个星期，那个问题就是成立一个股份制公司，股东们可以不断地得到分红。官僚们很难领会这样的概念，即一个人不参加工厂的劳动就能获得报酬。但扎图林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他认识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任何事情比陷于绝境的共青团的生存更重要。扎图林的信里提到的各种建议中，包括让团组织接管玩具工业，以及舍弃实行了几十年的、把团组织中的年轻人送到带有惩罚性的组织“劳动队”的做法。他的那些建议最终都得到批准。扎图林的建议中，意义最深远的是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建议。60年代，一个名为“火炬”的年轻人组织在西伯利亚的科学研究中心——新西伯利亚扎根。年轻人通过帮助渴望获得技术的工厂解决实际问题得到额外的报酬。他们那么有效率，以至于引起党组织领导层的惊慌——他们突然解散了“火炬”。扎图林建议复活这个模式。他建议创建一系列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就是让年轻科学家帮助国家工业解决技术难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项提议是被维护旧制度的最强硬的人物叶戈尔？利加乔夫批准的，他经常发表禁止摇滚音乐的激烈言论。
利加乔夫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批准的恰恰就是一个向资本主义飞跃的跳板。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最前沿目睹了共青团的衰落。他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共青团副书记，他所在的大学位于莫斯科米乌斯卡娅广场，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工学院。霍多尔科夫斯基于1986年6月毕业，那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第二年。他获得化工学士学位，并在学院经济问题研究组工作。
科学技术领域培养了许多新资本家，他们的研究集中精力钻研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实践问题，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以后成为门捷列夫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大？哈恰图罗夫告诉我，化学家和科学家学会磨炼他们的分析能力，他们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毫不费力地就适应了新生活，”他回忆实行改革的那几年时说。“他们知道经费自筹是什么意思，知道什么是利润，什么是利润率。”他们也敏感地觉察到，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不足之处。“很多人感到，国家不能再继续进行永无止境的资源浪费，”他接着对我说，“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在连两个单词都拼不到一起的领导人领导下，是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的……”
团员们纷纷退团的时候，收缴团费可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经常不得不用自己的钱补上差额，”霍多尔科夫斯基告诉我，“如果某人没有缴齐团费，收团费的人就要挨批。”他伸出几个手指揪住脖子的后面，做出挨罚的样子。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忆，他不喜欢收缴团费的工作，后来，有一次机会可以让他干些别的事情。他开了一个青年咖啡馆——这是共青团第一批商业形式之一。“它的经营不理想，”他回忆道。咖啡馆的位置不好。它开在学院里，学生们每天都消失在宿舍里——咖啡馆生意显得冷冷清清。“这是我第一次从商，是一次不令人愉快的经历，”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忆。但随后，团组织给他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机会。
重建莫斯科的人重建莫斯科的人（1）
大教堂还像庆祝军事胜利时那样庄严。1812年；俄罗斯军队成功抵御拿破仑侵犯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建造一个大的寺庙庆祝胜利。耶稣基督大教堂1839年开始修建，44年后建成，用了4000万块砖，墙厚3米；外用大理石板和花岗岩板，巨大的圆屋顶上有一个皇冠，外用重达176吨的铜包着。教堂顶端有一个高达3层楼的十字架。主屋顶有4个鼓楼环绕着，上面共有14座大钟，总重量达65吨。12个用青铜雕刻的大门通向大教堂内部，这里既是宗教神殿，又是战争纪念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一个又一个的沙皇来了又走了，老一代人
死了，新一代人又诞生了，俄罗斯卷入混乱的战争和征服，受尽了一浪又一浪的饥荒和流行病的折磨，但什么东西也没停止对完成这个超大建筑的努力。”建成后的教堂于1883年5月6日举行献祭仪式，这是莫斯科的标志建筑。
1931年，斯大林命令把大教堂炸掉，经过4个月的准备工作——清除大教堂上的每片值钱的金属块，撬掉大理石和青铜，用小炸药包把砖块炸开。经过一系列的爆破，工人们终于在寒冷的12月5日早上，把大教堂建筑推倒，留下一大堆烟雾腾腾的碎石块。一个目击者说：“可怕的寂静笼罩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要建更大的“苏联宫殿”，一座比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还要高的高层建筑，顶上挂上列宁的巨大头像。新摩天大楼的建筑方案投标竞争持续了好几年，但该项目在斯大林死后被放弃了。在赫鲁晓夫统治时代，在大教堂的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大型公共室外温水游泳池。大教堂虽然在历史书上被正式删去了，但它在人们的记忆永存。
1989年，戈尔巴乔夫允许对过去的事情更开放、更透明，莫克罗乌索夫根据他的朋友给他的原教堂的旧照片。用石膏和纸板建造了一个小的教堂模型。像所有那些敢于向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一样，莫克罗乌索夫在刚开始时，小心翼翼，采用迂回战术。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雕刻家，满脸皱纹，灰眼睛，留着灰色长发和粗长的络腮胡子。莫克罗乌索夫莫斯科的一个破旧的二层工作室用地板材料做了这个教堂模型，他把模型藏起来，因为艺术家协会用章程，禁止会员从事有关宗教主题的创作。教堂至少在公开场合是禁止谈论的话题。他不想冒风险，引起克格勃的注意。
1989年莫斯科宣布要搞一个建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馆的比赛。参展作品陈列在挨着克里姆林宫的马涅什展览观。莫克罗乌索夫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拿出他的教堂模型参展，以纠正斯大林“犯下的错误”。他的模型是400件参展作品之一，很多作品都带有锤子和镰刀（苏共党旗的象征），但莫克罗乌索夫的特殊模型引起了轰动。模型展出两周后，突然不见了。莫克罗乌索夫说，克格勃看见模型后，就把它放在保险柜里了。但是克格勃动手晚了，莫克罗乌索夫的模型激发了人们对重建教堂的兴趣。除了篇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报道过外，还成立了群众活动小组成员们经常定期在莫克罗乌索夫工作的工作室聚会。他们把自己称为宗教小团体。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团体的活动分子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街头上，寻求民众的签字和捐钱，支持大教堂的重建。他们的梦想只不过限于街头上的宣传而已，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政府很少留意他们的行动。1990年12月5日，为纪念教堂被毁的日子，在教堂遗址安了一块石板。次年3月，由莫克罗乌索夫雕刻的两米高的石膏十字架被竖在该遗址上，人们围着十字架祈祷。最初参加祈祷的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后来，1991年8月政变后，又有一些俄罗斯民主人士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里来。他们把教堂的重建工作作为一颗插入共产党心脏的象征性的钉子。1991年，在纪念教堂被毁60周年大会上，叶利钦宣布：“这种史无前例的摧残文化的行为，不是外国侵略者所为，而是由被错误思想蒙蔽，对善美的东西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干的。”
在加夫里加？波波夫1992年6月6日辞职后，叶利钦任命卢日科夫为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接任时，莫斯科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极度不稳的局势，公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和担忧。卢日科夫认识到，他需要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但他本人不是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是苏联时期的管理工程师，对政治了解甚少。他当然不知道在崭新的国家制度下，用什么样的政治手段来激发人们。瓦西里？沙科诺夫斯基当时是波波夫和卢日科夫的高级助手。他告诉我说，卢日科夫出乎意料地突然就任，没有远大宏伟的计划和战略。沙科诺夫斯基回忆说：“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地，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深思熟虑的方案。”沙科诺夫斯基说，卢日科夫只好按照他的直觉行事。
重建莫斯科的人重建莫斯科的人（2）
卢日科夫在就任后的莫斯科政府会议上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渡过目前的难关。”他制定了一个巨大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建筑方案，希望借助此方案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消除人们由于失业和绝望而带来的不满情绪。
在街上，宗教小团体满怀热情为重建大教堂募集捐款。成员们站在地铁站，往柱子上张贴标语，寻求帮助。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允许他们以合法的团体注册，并拥有银
行账号。活动分子们征集了数万份签名，呼吁政府重建大教堂，他们甚至以教堂重建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小银行。但不管这些人如何努力，他们毕竟是业余活动分子，他们的梦想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非常的小。他们募捐的钱对于建教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莫克罗乌索夫的妻子瓦莲京娜是宗教小团体组织的财政部长，她开始怀疑他们到底能否成功，成员们开始问到底为什么没有进展。瓦莲京娜说：“钱确实非常少，但我们应该做些工作，起码应该开始做点什么。”
卢日科夫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了。他回忆说，他父母曾经给他讲过大教堂的故事，他曾经看过教堂的照片，听说过工匠们当时建造大教堂时的传奇故事。据莫克罗乌索夫说，卢日科夫亲自签署了一个命令，给宗教小团体在大教堂所在的地方67公顷的土地，让他们先盖一个小教堂。当时，小教堂看起来是适中、可行的方案。莫克罗乌索夫夫妇发现，那个地方被一个车臣的旧车交易商占着。经过大胆的考虑，瓦莲京娜找到车商，要求对方支付这块地的使用费，出乎她的预料，车商立即付给她350万卢布的现金，相当于几千美元。用这笔钱，瓦莲京娜盖起了一个栅栏，构造了几个蓝图，但他们的梦想依然难以实现。叶利钦把重建大教堂的项目放在新俄罗斯将要修建的几个大项目名单上。
1994年，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位领导人把瓦莲京娜叫到一边说：“马上你们就有好事了，大教堂马上就要重建了。”
“能告诉我是谁要重建吗？”她问道。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本人亲自来做这件事，他是认真的。卢日科夫不是叶利钦，如果他说过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