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爸爸妈妈-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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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之爱收信，在《雅舍小品》初集《信》一文中描写得淋漓尽致。他收信时心情之迫切和发信时不相上下。邮差前脚刚走，爸爸就已飞奔出去取信了。如果由家人代取，最好三脚并两脚，赶到信箱，将信取出，乱七八糟一大堆一古脑儿全部交给爸爸，由他分发，他要先睹为快。若有人有同癖，也要先睹为快，或慢条斯理，让爸爸干等，他会十分光火。爸爸是个十分心急的人，得自祖父真传。我曾见过一位真沉得住气的先生。他看到信件不慌不忙，慢慢分类，置于桌上。然后烧一壶开水沏茶，看电视新闻，然后吃晚饭，饭后悠哉悠哉地拆阅信件，修养可算到家了。
爸爸的家书内容丰富，笔调生动。读其文如人在室，阅其字如音在迩。我与爸爸三十年来聚少离多，全以纸笔代喉舌。惟因书信频繁，内容巨细靡遗，不见面反而比见面彼此了解更深。因为有时表达灵魂深处的感受，笔谈胜面谈。
爸爸强调写抒情文章要细腻。他自认《槐园梦忆》还不够细腻。若论细腻我想他的家书可称细腻，因为不是为发表而写，可以百无禁忌，直言无隐。鸡毛蒜皮，包罗万象，调侃谐谑，异趣横生。但有时，轻轻的几句淡描，勾出了凄怆悲戚的心境，铁心人也会为之动容。我想好信恰如好文，但求其真。
爸爸的信如其散文，文白相掺。常引古人句，或吟诗填词以抒情。但几无例外，所有诗词皆为感伤之作。不知为什么，人在得意快乐时就没心思去咬文嚼字的寄情诗词了。
爸爸有藏信癖（见雅舍小品《信》），但藏信标准并不全符《信》文中所提各点。常有例外。依我旁观，例外每出于一个“情”字。如果爸爸对写信人有情，不管是恭楷、潦草、横写、竖写、有无标点，一概收。一收就是一辈子。爸爸早年最大的收藏当推爸爸留美时爸妈互写的情书。那是分量很重的一大捆信，密藏在一个细长的小柜中。这个小柜在有雕木罩盖的古式大床的两侧下方，小柜没有锁。尘封的那捆信就藏在小柜深处，外面放满了妈妈的鞋。我小时喜欢趁妈妈不在家时，偷穿妈妈的高跟鞋，没想到把鞋取出后，发现在黑洞洞的柜底有一大卷纸。我用长棒把它钩了出来，信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那时，我太小，还不识几个字，更不明白什么叫情书，只知道有些神秘，很害怕，所以，一声不响地又把信放回小柜最深处，佯作不知。1948年冬，爸爸仓促离平时，付之一炬。为了此事，妈妈十分伤心。
爸爸珍藏的朋友的信不多，但是很精。有几封信已发黄虫蛀，更显珍贵。1968年，我向文墨轩萧老板习裱画，顺便为爸爸的旧信托裱，得以留存，已陆续在爸爸写的纪念文字中发表。
爸爸最后想要珍藏的信是他自己写给我的家书。三十年来已积存逾千封。爸爸在世最后几年中，每年都要盘问我是否收妥。我想他如此珍惜他自己的信，恐怕也是一个“情”字吧！
第八部分：长相思爸爸的打字机
我不知道我几岁开始记事，总之，抗战以前的事是非常模糊的。那时我住在北平的老家，只有几桩事似乎依稀有些印象。其中之一是一种熟悉而又神秘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单调却有节奏。这种声音时时自小南屋传出来。小南屋是一间阴暗坐南朝北的房间，窗外有四大棵十分茂盛的紫丁香树，使光线更不易照入屋内。窗下还有一畦玉簪花，花开时，异香扑鼻。这间屋内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也许就是“书香”吧！一进门，左手靠墙是自地到顶棚（南方语为天花板）的大书架，看不到墙。右手是一个非常大的两人对面坐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书，烟灰缸，文竹之类的摆饰，还有毛笔架，砚台和一个绿色的小水罐，罐内有一铜质小勺。写字台的正中常摆着那个会发声音的神秘的机器。在那时，我幼小的心灵里，这个机器与核子反应炉一样伟大。它代表着一个深不可测的知识领域。这个机器是爸爸的玩具，我是不能玩的。我知道。所以我特别想玩。我仿佛记得，我趁爸爸不在时，偷偷进去摸过机器上的圆形键盘，对这个黑色高高的机器充满敬意。家中惟一可以与这架机器媲美的是妈妈的胜家缝纫机。
在抗战期间，爸爸只身远走后方。爸爸走了，那“嗒嗒嗒”的声音也没有了。小南屋一直空着，屋里更黑。阴凉凉的。我很少进去。抗战胜利后二年，我们全家又回到北平的老家，小南屋的主人又坐回他的老位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把那架出声的机器请出来了。于是，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嗒嗒”之声。但是，神秘感没有了，原来是一架英文打字机！键盘上面的字我也都认识了。虽然如此，想玩打字机的心情并未稍减。
1949年我和爸妈到台湾，只带了随身衣物，打字机当然就留在老家了。此后，爸爸任教师大，课余为远东图书公司编初中英文教科书，贴补家用。因此，家中又添了一架打字机。爸爸做事勤奋，整天坐在打字机前。我很少有机会玩一下向往已久的玩具。那时，我已上高中二年级，认识了几个英文字，更觉手痒。后来，在暑假里我下决心要学打字，便向爸爸请求，准我玩他的打字机，爸爸说可以，但是不能妨碍他的工作。在不妨碍他工作的条件下，惟一时间是他午睡的时刻。于是，我天天盼望着午饭后的那一小时，爸爸去午睡，我就坐上他的宝位（只是一把破藤椅），找一本英文书，就照着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将起来。初学时记不得字母位置，找半天才能“嗒”一声打出一个字母，又过半天，再“嗒”一声。虽然学得很慢很辛苦，可是乐在其中。一小时很快地就过去了。爸爸要回来工作了，我只能让位。如是这般一连好几天，爸爸终于沉不住气了。爸爸说：“小妹，你学打字是可以，能不能请你打快一点？我刚要睡着，你就‘嗒’一声，把我吵醒，我就等着你的下一声，等不及，刚睡着，你又‘嗒’一声！”我不禁哈哈大笑，看着无可奈何的可怜爸爸，充满爱怜的向我抗议。不知爸爸牺牲了多少个午觉，那个暑假我总算玩够了打字机，一偿夙愿。现在回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那个打字机，那破藤椅，爸爸在隔室地上（榻榻米）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情景，不禁心酸泪下。自我长大后，我不记得爸爸曾对我责骂过。为了成全我，事无巨细，他总是忍耐。
自从我学会打字以后，爸爸就渐渐依赖我为他清洗打字机，和换色带。日久天长，依赖成性，爸爸索性认为保养打字机是我的专职。我也很得意，被爸如此重用。后来，我到美国读书，一去几年。爸爸的打字机没人管了，他只得自己动手换色带。每次家信中都抱怨，他有多么的笨手笨脚，弄得两手全黑，一塌糊涂。我只知道他在想我。
爸爸在编字典的那些年里，经常日以继夜地在打字机前工作。我家的女佣不懂英文，也不明白稿子是什么。她只知道梁先生在那架机器上打，还不停地写。然后，有人到家里来把那些纸都取走。过几日，又有人送钱到门口。这位天真的女佣日久生疑。终于忍不住，一日，开口问妈妈：“太太，先生整天在家打字，写字，不出门。过不久就有人到门口送钱给他。我能不能问问，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妈妈为她解释先生是鬻文为生的。女佣恍然大悟，对那架打字机顿生好感，赞曰：“噢！那打字机原来是印钞票的！”
就靠这架印钞票机，我家生活渐渐自贫乏进入小康。印钞票的工人头发渐渐的稀疏了，岁月在那“嗒嗒”声中逝去。
1963年，我携长子君达返台探亲。时君达刚满两岁，是爸妈亲眼见到，亲手抱到的第一个孙辈。自然宠爱非凡。爸爸为了不受家人干扰，工作时常把书房拉门紧闭。但是却关不住那“嗒嗒”之声。君达在美国生长，天不怕，地不怕，想干啥就干啥，拉开书房门，伸头进去，说：“公公，打字机，打字机！”这是君达第一次说出三字词汇，引得公公大笑。一把将君达抱起，祖孙二人大玩打字机。我看得目瞪口呆。我等到十六岁才能玩爸爸的打字机。此子两岁就可以用小手指乱按一通！时代变了！以后的廿余年中，爸爸常提起君达说“打字机”时的日子，怀念他初做祖父时的甜蜜。
时代真的变了，机动打字机很快地被淘汰了。我买了一架电动打字机给爸爸，我以为他会喜欢，但是爸爸怕“电气”，凡属“高级科技”的玩意儿一概束手。后来，我建议买个英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er）来玩时，爸爸连呼“万万不可”！只得作罢。
爸爸故后，我伤心地整理爸爸留存在我家的衣物。在他的书柜里还存着一架破旧不堪的打字机。我打开盒子看着那磨损的键盘，剥落的油漆，只有我会给他换的色带……引起我一连串的回忆。在我心的深处又响起了那神秘的“嗒嗒”之声。
第八部分：长相思听故事
爸爸一生教书为业，全靠三寸不烂之舌，话古道今，在课堂上，时而道貌岸然，时而谈笑风生。据听过爸爸讲课的学生说：“上梁教授的课是一种享受。”我从来没有机会坐在爸爸教室中旁听过，但是听爸爸在家中的“即席演讲”却是家常便饭。
爸爸心情好的时候，喜欢讲故事。听众无需多，只要聚精会神，依故事情节作适当的反应，爸爸就会愈讲愈卖力，甚至会比手划脚，载歌载舞，表演起来。讲毕，他会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妈妈这时一定会端上香片一杯给爸爸润场。
我记得爸爸有两位忠实听众。一位是陈之藩先生。陈先生怕鬼，所以爸爸最喜欢给陈先生讲鬼故事。爸爸常讲的是“赶尸”的故事。大意是“赶尸”的人夜间休息时，命一排排的尸体靠墙站立，第二天再接着赶尸。陈先生每次听说要讲鬼故事，就立刻用双手堵住耳朵，苦苦哀求不要讲。但是他从来没有逃走过，只是急得乱跺脚。等到故事讲完，陈先生告辞时，多半已夜深人静。巷内映着淡黄色的路灯，阴森森的使人毛骨悚然。这时我们互道晚安，爸爸必定要郑重忠告陈先生走巷子当中，别撞倒墙边立着的僵尸。然后宾主尽欢而散。
另一位忠实听众是爸爸清华同学徐宗涑伯伯之次子徐世棠先生。1949年夏，我家初迁台湾，世棠常骑自行车来我家央请爸爸讲故事。爸爸看他冒暑前来，从不忤其意。闲话家常之后，必定为他来个“专题演讲”，讲题多半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中之一段。我每次必列席旁听，妈妈则负责茶点。
爸爸讲故事不注意细节。故事大致不差即可，常常为适应听众兴趣及智龄，加油加醋，使故事更加生动。有时也会作茧自缚，不得圆场。有一次，爸爸给孙辈讲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这故事本太简单，不够满足孩子们的胃口。所以爸爸临时在水缸中加了几条金鱼，随后也就忘了交代。没想到故事讲完后，孩子问：“那几条金鱼是不是干死了？”
记得抗战前，我小时候，住在北平。爸爸常在临睡前给我们三个孩子讲故事。我们最喜欢挤在爸爸的床上，甚至钻到他的被窝里听故事。我最小，最爱哭。每讲到悲哀处，我会情不自禁，一掬同情之泪。妈妈在旁必会骂道：“叫你哄孩子，怎么又惹小妹哭了！”于是爸爸立刻见风转舵。我那时听的故事都记不得了。只有一个故事印象深刻。至今不忘。那个故事是一个孩子走丢，找不到妈妈了。……（我开始哭）。（经过妈妈骂过之后）……爸爸说后来有人在那孩子的额头上贴了一张邮票，就把他寄回家去了。（我又破涕为笑。）
抗战胜利后，举家自渝返平。我们又恢复了晚上挤在爸妈卧房听故事的老习惯。爸爸有一天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困极了，就蜷曲在爸身旁打瞌睡。故事讲完后，爸爸说该睡觉了。我实在不想动，就假装睡熟了。爸说：“不要吵她，我抱她上床去睡。”哥姐大为反对，说我装睡。结果还是爸爸抱我上了床，给我盖了被子。我甜蜜地睡去。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一幕。我从来没有过严父，我只有慈父和慈母。
1970年爸妈来美游历，又得与我们欢聚。每晚爸爸都要为孙辈讲一个故事，我负责录音，计划将来或可成集。如此断断续续录了十数段。后来孩子大了也就停止了。如今，双亲均已作古，整理相片，重听录音，音容宛在，往事如烟。逝者已矣，生者何堪？
爸爸有时讲故事是动真情，声泪俱下的。我小时听到过爸爸清华同学张心一的故事。张老伯为人清廉，正直不阿。张老伯的故事是我听过的所有的故事中最动人，最使我不能忘怀的一个。但是年代久了，故事的细节已淡忘，所以1986年，我赴台探望爸爸时特别请他再为我讲述一遍。我们父女二人当时在369楼上吃汤包。爸爸一边吃一边娓娓道来：
“张心一曾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某日独自骑摩托车至乡间视察。遇上土匪一伙。被擒，绑于树上。匪徒此时拟宰羊烧而食之，苦无利刃割肉。张说有好刀一把可供使用。匪取而试之，果锋利无比，因而开始交谈，询之职业，告以为建设厅长。匪问：‘你难道就是张心一吗？’曰：‘然’。匪仍疑，验明证件始信。匪大窘，张心一是有名清官，怎可冒犯。立即松绑道歉，并享以烤羊肉，护送到县城城门下，告辞而别。”
说至此，汤已冷，茶亦凉，我听得入神，早已忘却吃饭。爸爸又接着说下去：
“张心一曾任银行稽查。某日，被银行界大亨邀约饮宴。张未到席，后询以何故，张曰：‘我是稽查，怎可吃他们的饭。吃了饭，将来查账不好意思。再者，我已领了出差费，其中包括伙食费，怎可再接受招待？’结果张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