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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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搞，可不太地道呀。”
“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上午什么也没说！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似乎都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了。
“你既然这个态度，我们就没办法了。看来，你要固执到底了，会有你后悔的那一天的。”
我又被带下去了。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3）
3天后，226房间又来了一个要犯，罪名是“涉嫌经济诈骗”，叫朱啸畴。他似乎跟我很熟悉，脾气也很好。他说见过我，我却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了。我们俩同是落难人，他这人又特别热情，所以我们很快就混熟了。
据他所称，他是做生意的。他不肯帮市里某实权派领导的一个亲戚打点关系，而且还举报了这个领导。结果这个手握实权的领导恼羞成怒，便给他罗织了一个“经济诈骗”的罪名，将他抓了进来。
当他得知我的冤情后，显得很气愤。他想了想，告诉我说，他家里有一个“有点权力的亲戚”正在帮他想办法，也可以顺便帮我活动活动。
“你那亲戚是做什么的啊？”我那个时候的心态真的很像一个溺水的人，只要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就拼命抓住不放，心想或许这个小朱真的可以帮我脱离窘境呢！
“他叫刘善祥，是省纪委书记。他是我的伯伯。”
刘善祥书记？我知道他！刘书记在任期间，办了不少贪官，为人民做了很多实事，官声很好。
“什么？刘书记是你伯伯？你不是姓朱吗？”一听说能找到刘书记，我很激动，但同时又不太敢相信。
“是啊，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刘伯伯是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哪个部队的我也不记得了……刘伯伯当时是一个连长，我爸爸是刘伯伯手下的一个排长。有一次，在山头上的一场战斗中，刘伯伯受了重伤，快要牺牲了，我爸爸拼命把他给背了回来，救活了。因为我爸爸对他有救命之恩，刘伯伯和我爸比亲哥们还亲，他对我也是比我亲伯伯还亲，每个礼拜都来看我。”
原来是这样！我当即高兴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他去见了来看他的家人后告诉我：“郭老师，我父亲说明天刘伯伯来看我，说正在给我想点子，我是冤枉的啊！”
我点点头：“有人帮忙还是找一下的为好，不然在这里真是要憋屈死了！”
“对了，他们不是不让你见家人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我刘伯伯替你捎的？要不这么着吧，你干脆给刘伯伯写点东西，反映反映你的情况呢！”
“好啊！”我喜出望外。
笔和纸是现成的，这在看守所里是个奇迹，没有暗中安排，这样的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我马上写信，但是写信的时候还是存了一份警惕心，写的大都是家务事，没有涉及案子的问题。写好了以后，我把信折好交给朱啸畴：“麻烦你刘伯伯把这个捎给我爱人吧，我爱人是石家庄铁路分局的，叫贾玉阁。”
他去见刘善祥之前问我要不要捎一点衣服、食品什么的，我想了想说：“你托刘书记给我老伴带个信儿，让她给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吧。”
过了几天，家里果然给我捎来了几件换洗衣服，我很高兴：和刘书记联系上了！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我发现关于我的案子还迟迟没有什么回音，有点焦急，便问他：“小朱啊，你那个伯伯刘善祥到底管不管事啊？”
“我刘伯伯现在不是纪委书记了，但是他在省政法委那儿说话还是算数的，公安都归他管，当然管事了！”
“那怎么现在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呢？”我满腹狐疑。
“哎，怎么没有消息呢？这衣服不是给你捎来了吗？”
到后来和老伴见面时我才知道，这些衣服是老伴主动给我送来的——我求救心切，当时竟然没有顾上问这个事情。
有一天，他放风回来，见我坐在地上发愣，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对我说：“老郭啊，其实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省里几个领导干部他们自己有问题。这样吧，你现在写信，把省里一些干部检举揭发出来，我想办法托人送出去，然后带给我伯伯看。把问题讲清楚，你肯定也就没事了。”
写完了之后，他给我捎了出去。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回音。
他似乎有点着急，便极力怂恿我写第二封信：“前面那封信是我老婆送的，她说她送信的时候刘伯伯不在家。这样吧，你再写一封，写得深刻点，不然我刘伯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写好了，跟我说一声吧。”并且提醒我：“我伯伯说，其实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省里那些领导搞的鬼，是这些领导鼓捣你写匿名信，你把省里领导揭发出来，信里给我伯伯写清楚，你任何责任都没有，你还立功呢！很快就会放你出去。”
信写完了，朱啸畴给我找了信封，信的内容没让他看，我将信放在信封里，用早餐的粥作浆糊封死了交给了朱啸畴。
第三天早晨，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牢房走廊里照例又响起了我已经渐渐熟悉的传唤声：“2——2——6——房——间！郭——光——允——提——审！”
我草草穿上衣服，睡眼惺忪地被带到提审室。
白警官看见我进来了，冷笑着摇着头：“郭光允啊郭光允，你这个人可真的是不知好歹啊！我问你，你还要捣乱捣到什么时候？你居然在看守所里玩阴谋诡计？”
我不承认。
他掏出一张纸往桌子上狠狠一拍：“你还不老实交代！你看这是什么！居然还敢搞小动作！”
我一看那封被拍破了的信，顿时傻了眼，心想完了，肯定是那封信落进他们的手掌心了，顿时脑子里乱成了一团。白警官的大声斥责我已经充耳不闻了，我低下头，仔细回忆近些日子的每个细节，想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的智商还可以应付这样的问题，顷刻间我就恍然大悟了：哦，那个小朱原来是个“内线”啊！是个政治特务！
因为我一直是对那些人存有戒心，所以那封信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无非在信中重复谈谈中纪委关于鼓励检举的政策规定，并没有专案组想要的内容。
直到后来再次提审我的时候，这封信被拿出来当作攻击我的利器，我才知道朱啸畴说的全是瞎话，那时候真是后悔莫及啊！原来这个朱啸畴是个派来“卧底”的啊！整我的人真是煞费苦心，除了调动“200多人的专政队伍”对付我这么一个小干部，而且居然连这种手法都用上了，承蒙他们这么看得起我。
顿时心里感到万分的毛骨悚然。我懂一点法律，我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欺骗的侦查手段进行询问，绝对是违反相关法律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只是想想而已，这个时候面对这帮人，还妄谈什么法律呢？
法律有时是脆弱的，对于此时河北发生的事情，法律在不少情况下是鞭长莫及的。然而，我认为，虽然在每件事上都要求“依法办事”，在目前还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弃追求“法治”。否则，“依法治国”就永远是奢谈。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4）
我招供了
“是啊，这封信和那封匿名信都是我写的，我写这封信就是想和家里人联系联系，不是搞小动作。那封匿名信也是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我认为我没问题，我要出去！”
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我决定承认匿名信的事情。我没有退路了，我也不应该再继续后退了。
“啊？你说什么？你承认匿名信也是你写的？”白警官兴奋地点着头。
“是。揭发李山林的信是我写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喝人民的血，不能看着国家财产被这样的人胡乱糟蹋！我……”
“那些无关紧要的话就不要说了，你正面回答我，骂程书记的信是不是你写的？”
“‘大蛀虫’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我更没有散布出去给人看！”
“得，你其他的不用说了！招了就好，你先下去吃饭吧。”审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白警官很高兴。
我除了承认写了检举信外，别的什么都没供出来，也坚决不承认《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在这次提审我之前，专案组怕我跟朱啸畴拼命，怕闹出什么事来，于是他做出一个姿态，又上演了一场戏，让我感到好气又好笑——纪科长跑到牢房门口，对朱啸畴发起火来：“朱啸畴，你一个犯人竟然还敢吵架！你给我当心点！”骂完后，转身就走。 整个226牢房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纪科长的背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约有20分钟纪科长又折回来让特警打开我住的牢门，进门就大吼一声：“郭光允！”
我一愣，随即起身应道：“干什么？”
这时候朱啸畴开始不声不响地收拾洗漱用具——其实这些都是事前定好的。
我走过去问纪科长：“你叫我？什么事啊？”
“哦，没事没事……”他的反应让我越来越糊涂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然后，他又冲着朱啸畴一顿臭骂：“在这坐牢还敢吵架！让你待在这个屋倒是让你来享福的了！经所里专门研究决定让你换号去反醒。”
他又转过头来指着另一个叫小李的人对我说：“朱啸畴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待在这里还不老实，还跟他吵架！”
“纪科长，据我所知，他们俩没有吵架啊。”不知内情的我还给朱啸畴辩护呢。
“他们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吵的，有人告诉了我。”
“他们就争了几句，其实没吵。”我还是很认真地帮朱啸畴“澄清事实”。
朱啸畴终于被纪科长带走了，到了哪个号我不知道。但过了一会儿纪科长又返回到我的牢房，大声讲：“我给朱啸畴戴上了手铐，也戴上了脚镣，再让他不遵守监规？”
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我始终没搞清楚纪科长怎么气成这样。
而朱啸畴不愧是一个表演天才，离开我的牢房时，当着我的面他还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1996年年底我保外就医以后，还留心又调查了这个朱啸畴一下，结果是：这个人的一切都是假的，他根本就不认识刘善祥书记，也没有什么亲戚是大官，当时纪科长宣称给他戴手铐脚镣更是掩人耳目的小把戏了！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朱啸畴的，因为我以前不认识刘善祥书记，光知道他的官声很好，但是就一直没想起来请他给解决问题。这下可好，多亏朱啸畴“提醒”了我，我可以去找刘书记申诉啊！
一个哲人说过，世界上的事情，今日之为恶果，他日或许可能成为善因。有了亲身经历后再细细体会此言的真谛内涵，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警察们发现用“卧底”的效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便接着想办法。
过了几天，他们又派来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干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人的态度倒是很好，一来就给我读一些政策、文件，然后笑眯眯地说：“郭光允同志啊，你这个思想老转不过弯，组织上也替你着急啊。你被人当了枪使，沦落到这种境地，可那些背后指使的人呢，现在一个个装聋作哑，都不吭声了。你一门心思保别人，可人家呢？唉……”他意味深长地摇着白发苍苍的头，叹着气百感交集地看着我，“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相信组织啊……”
我在琢磨他的身份，甚至疑心他是省里或公安部派来的犯罪心理专家，专门来从我嘴里掏实话的。我想，他们肯定是私下里讨论过这些事情，认为我“吃软不吃硬”，所以就改变了对我的询问方式。
“交代了，5天以内马上放你走！交代了吧，别拧着劲儿了。”省纪委的一个干部也这样敦促我。
然而我此刻已经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嘴巴紧闭，没有再轻易上当，双方就这么一直僵持着，谁也不轻易让步。
我反复强调说的主要是揭发李山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事实。我只要一开口，他们就不让我说。我问，为什么不让说他？为什么你们不去查他？然而我喋喋不休地讲李山林时，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到后来干脆不理我了。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我开始闹病了，持续高烧不退。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看守所伙食太差，午饭和晚饭时喝的汤与刷锅水没什么区别，上面漂浮着几片菜叶，汤碗底下有那么几根菜帮子——菜帮子是苦的，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洗得不干净，甚至本身就是腐烂的。不过这菜即使苦也要吃啊，不然怎么活呢？反正在这里容易上火，苦的东西可以清火呢，我自嘲地想。此外，看守所经常给我们吃一种棒子面饼——我那脆弱的胃绝对受不了，我只好在吃馒头时省一点儿，留一点到吃棒子面饼时吃这冷馒头。
二是那阵子流感肆虐，我虚弱的身体抵抗力很差，很快就得了流感，从此病得一塌糊涂。我这次前前后后大概病了20天，往往一烧就是38度以上，并且是断断续续地发烧——饥饿、发烧，似乎我又回到早年苦难的生活中去了。
我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我相信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但是眼前这种贪官污吏横行的现状让我脑子里充满了疑问和迷惑，实在无法保持乐观的心态。
躺在冰凉的床板上，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个社会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