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寻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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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林徽因和林微音联在一起，是因为读了杨义先生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一条引人注目的注文，注云：林徽因“1928年与梁思成结婚，归国后与朱维基、芳信创办文艺杂志《绿》……”。注文显然混淆了这男女二位。杂志《绿》是1930年初创办于上海，参加创办的是江南的林微音，每期刊有林微音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一首小诗题名《我只要你的嘴唇》。无需引述诗句，只看这题名大体可断定，此作决非诗风优雅的北方林徽因所肯为。杨义先生搅和了不相及的两位作家，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文又有一处失误：“1928年9月，刘呐鸥自日本来沪后，联络震旦大学法文班同学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撰稿人还有冯雪峰、杜衡、徐霞村、姚篷子、林徽因。”此处的林徽因也应是林微音。混淆这二位的不只是杨义先生，于研究者很大方便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其作者索引同样“徽”冠“微”戴，把好几首林徽因的诗作引于林微音名下，包括林徽因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中一个夏夜》。
造成混淆的直接原因是两位作家名字的读音几乎相同，而字形十分相近，林徽因原名林徽音。此外可能还有个心理因素，即因林徽因资料难觅，一有所获，欣喜之中不免忘了辨析。还有，两人的作品曾发表于同一个杂志，甚至同一期刊物上，如1935年出刊的《文艺月刊》第7卷第6号，既刊登林徽因诗歌，又发表了林微音小说，这多少起了点推波助澜作用。
林徽因与林微音名字的混淆，林徽因开始登诗便发生了，排字工人时有误植，为此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季刊）曾专门更正、声明过，混淆仍难以消除。自1935年始，林徽音发表作品一律改署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
第二部分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
遭遗忘几十年的林徽因，这几年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了。然而，对这么一位旷世才女，如果仅从报刊去认识她，那么除了她出身名门、容貌出众以及徐志摩与她那份传得有点走样的感情纠葛，还能认识她多少呢？真要走近林徽因，捷径莫过于读她的作品。虽然林徽因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均有佳作，但她生前并未结集出版过，直到去世三十年之后陆续出版了几种，而今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分文学、建筑两卷）是最佳的一种。编集者梁从诫先生乃林氏之后，借亲属特有条件，这部文集不仅收集林氏作品最为全备，而且披露了林氏致友人、亲属的信函数十封，为研究林徽因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尤令人爱不释手的是附印了百余帧林氏照片，它们大多数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文集”初版一万册，三个月后又重版六千册，所受欢迎可以想见。然而“文集”的编辑也有微瑕，此仅就集中林徽因致胡适的几封信作一补正。
致胡适第二信（按“文集”编序，下同）的写信日期，不知何故编者定为1927年3月15日，核对此信影印件，所署日期为“二月十五日”。这一年2月6日，留学费城的林徽因为当地教育会邀请正在纽约访问的胡适前去讲演（见集中致胡适第一信），第二信是讲演后林向胡致谢词，又因他乡遇故知“情感激动”，信写得较长，颇多感慨。虽讲演日期原来约得较远，约在中下旬的一个周末，但胡适是短期访美，4月初即离开，他可能提前应约。信中道及演讲的“星五那天”，该是2月21日。那么演讲后几日致谢且大发感慨乃情理中事，若延迟到3月中旬反倒有点不太正常了。
“文集”中此信一处有脱文。“文集”所录是：“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核对1927年2月15日林徽因致胡适信手迹原信，应是“………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这样行文流畅多了。
致胡适第四信的写信日期编者注为“1931年农历正月1日”更是明显有误。此信内容指责凌叔华不肯交出徐志摩罹难留下的日记，而徐志摩在这一年秋才腾空西去，信只能写在西去之后。“文集”收的此信，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年正月一日”，可能是写信人笔误，当为“二十一年”而漏写了“一”字，也可能原信不误，属编者误认所致（第二信即是）。第四信写信日期应是1932年元旦，与落款“二十一年元旦”的第五信系同一日。依据是第四信的开头一段：“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黑点为原信所有）。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下午的信指“文集”中致胡适第五信，全信用近三千言竭力证明凌叔华在志摩日记纠葛中“说瞎话”（第五信语），内容与这一段所言完全吻合。胡适来往书信档案中，这两封信也是连在一起编序的。第五信先写，与第四信一并付邮。胡适编序将第五信置后，是因为把第五信看作第四信“附件”（第五信末仅有日期，未署写信人名）。编者既然作为两封信收录，其编序应依书写时间互换过来。两信实同一内容，又写在同一日，却各有“适之先生”抬头，成两封的格式。所以如此，因为其各有“主题”，第五信全在申辩事实，志摩日记纠葛原委繁复，故罗列十二条，一一分头道来。最后一句“底下的事不必再讲了”，完成“主题”随即结束。林徽因是位诗人，想来她当晚太过气愤于凌叔华的“瞎说”，下午的申辩，虽事实澄清，但感情仍难平伏，或许还难以入眠。于是再予凌叔华笔伐，“主题”在于“明志”，洋洋洒洒又是一封不短的信。为此，这第四信于研究林徽因更具价值。
“文集”共收录林徽因致胡适信函六封，我知尚漏一封，补录于下。
适之先生：
上次我上山以前，你到我们家里来，不凑巧我正出去错过了，没有晤着真可惜。你大忙中跑来我们家，使我疑心到你是有什么特别事情的，可是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如果真的有事，那就请你给我个信罢。
那一天我答应了胡太太代找房子，似乎对于香山房子还有一点把握，这两天打听的结果，多半是失望，请转达。但是这不是说香山绝对没有可住的地方，租的是说没有了，可惜的却似乎还有很多。双清别墅听说已让□□夫妇暂借了，虽然是短期。
我的姑丈卓君庸的“自青榭”倒也不错，并且他是极欢迎人家借住的，如果愿意，很可以去接洽一下。去年刘子楷太太借住几星期，客人主人都高兴一场的。自青榭在玉泉山对门，虽是平地，却也别饶风趣，有池；有柳；有荷花鲜藕；有小山坡；有田陌；即是游卧佛寺、碧云寺、香山，骑驴洋车皆极方便。
谢谢送来独立周刊。听到这刊出世已久，却尚未得一见，前日那一期还是初次见面。读杨经（今）甫那篇东西颇多感触，志摩已别半载，对他的文集文稿一类的整理尚未有任何头绪，对他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也没有人认真做过一篇。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自是大原因，现在过时这么久，集中问题不容易了，奈何！
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
有时也还想说几句话，但是那些说话似乎为了它们命定的原因，绝不会诞生在语言上，虽然它们的幻灭是为了忠诚，不是为了虚伪，但是一样的我感到伤心，不可忍的苦闷。整日在悲思悲感中挣扎，是太没意思的颓废。先生你有什么通达的哲理赐给我没有？
新月的新组织听说已经正式完成，月刊在哪里印、下期预备哪一天付印，可否示知一、二。“独立”容否小文字？有篇书评只怕太长些。（关于“萧翁与爱莲戴莱通讯和戈登克雷写的他母亲的小传作对照的评论，我认为那两本东西是剧界极重要的document不能作浪漫通讯看待。）
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天气好得很，有空千万上山玩一次，包管你欢喜不觉得白跑。
徽音香山六月十四日
此信写于1932年，也许它于林徽因研究说不上多么重要，不过有几点尚可留意。其一，已经披露的林徽因致胡适信为数很少，这一封比“文集”中的几封更能见出林、胡之间过从甚密的关系。“文集”中的信，头几封写于相交未深之时，语气上不无客套，有的陷于纠纷、急于表白，感慨抒发是被动的，而这一封，自发、自然地吐露了不宜向一般人吐露的心声。林徽因对胡适高度信赖和坦诚求助意思溢于言表。其二，徐志摩去世给予林徽因情感上的震撼，见诸林徽因本人文字的不多，尽管此信所涉依然有限，但其表现的情感强度，甚至为林氏两篇悼徐文章所不及。只是语意稍嫌晦涩，或许是不便于说得过于明白，或许胡适处于我们未知的语境，一切了然，无需说得过于明白。其三，那句“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表明林徽因的爱国情怀，不仅表现于战时，而且融注于平常的学术事业中。最后，此信透露了一点信息，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徐去世之后新月社便渐趋消亡，但曾有人欲挽回颓势，又建立过新组织，筹划办新刊物，遗憾的是林徽因未道其详。不过，最后一点和林徽因关系远了。
第二部分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1）
难以置信的林徽因佚简和绝对可信的佚诗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其关系究竟如何，却众说纷纭。无疑，他俩往来的书信是揭示这种关系的捷径。可惜，必定有过的而且数量也可观的这批信函，留存极少。徐志摩致林徽因信，除了那封有名的，在火车上被恩厚之抢下来的残简，还有是年梁从诫先生披露在他所编的《林徽因文集》里一封，此外尚未有新的发现。至于林徽因致徐志摩信，至今并未见到片言只语。日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展望之、张方晦合著）两次引述了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信，尽管这本传记用了时下流行的演义小说笔法，但由于出版者介绍，“两位作者是陆小曼的弟子”，传记是“在大量的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加之所引资料确多有依据，因此有人惊喜发现了新的林氏佚简。然而，读过这一封半信（第二封只引了一半）不禁生了疑窦：此信真是林徽因写的吗？此录前一封信全文：
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弱，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漩涡引起亲友的误解与指责、社会的喧嚣与非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我也还不能过早的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的生活。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住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感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我真佩服幼仪的镇定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假装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的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我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的有福了。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人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作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作出了。我对爸爸说，我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他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同意了。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那个摔碎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