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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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按照预约来到钓鱼台16号楼的小会议室时，才知道不但自己来了，而且还有“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康生都在座。江青一见他就笑吟吟地站起来：
“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人物到了，这就是富治同志，我们的尊神。”江青习惯于见面先给人戴“高帽子”，先吹得你晕晕乎乎再说。“富治啊，现在可是有人要火烧我、油炸我呢，我们的安全可是擦在你手心里呢。”
“没问题，对极少数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我已采取了措施。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我们已经对跳出来的极少数几个反革命分子，实行了坚决的镇压！”
“好哇！太棒了！”
谢富治的话音刚落，立即爆发出掌声和叫好声。
康生站起来，以一副权威人士的口吻说：“同志们，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的镇压，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就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如，有一小撮右派学生拼命攻击三司和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这些左派组织，其实矛头完全是对着中央文革的，我们同样不能允许他们那样做，同样要予以坚决镇压。”
谭厚兰是第一次被请到钓鱼台里的学生领袖，从到会议室后，她的眼睛便一直注视着江青。她从来没有这么面对面地和她谈过话，尽管她早就和关锋、林杰这些人接上了头，并深受他们的信任。前一段，她连续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她：“不要跟着中央文革某些人太狂了”，“你要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否则你决没有好下场。”
“好哇！”江青听完谭厚兰的介绍，拍着桌子说：“他们是鸡蛋硬往石头上碰，我们倒要好好领教一下，看看究竟谁能碰过准！他们不是叫嚷要‘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吗？好，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三司后台！”
“我也是三司后台！”陈伯达气鼓鼓地站了起来，“给三司当后台光荣！”
“我也是！”康生拍着胸脯说。
谢富治急忙跟着嚷道：“我也愿意给三司当后台！”
蒯大富心潮起伏。从他还没考上大学时，就一直想在中央机关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成为一名年富力强的风云人物；但他那漫无边际的梦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条件。今天，他终于感到自己有了实现这种梦想的可能。
人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强或减弱着自己的梦想，蒯大富便是在那种特定的条件下膨胀了自己早先那颗心，尽管他自己也在怀疑。
宋刚突然接到康生的命令，让他穿好便装，跟着卫兵来到等在外面的红旗轿车旁，康生已经坐到里边。一路上，他一声不吭地来到了中南海。警卫认得这辆车，在他们从门口通过时，打立正敬礼。
在康生告诉他“我们毛主席现在接见你”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到了中南海。他走进客厅的门时，觉得喉咙非常干渴，他竭力控制自己；告诫自己一定要毕恭毕敬地、忠诚老实地回答主席的任何问话。
康生和毛泽东握手时，非常恰当地介绍了宋刚：“他是中央专案组的活档案，对几件案子很熟悉，即使不带卷宗也能准确地说清案件的任何细节。”
“这次给我带了些什么？”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康生作为专案组的直接指挥者，向宋刚使眼色示意，他便从皮包里抽出两本卷宗。在毛泽东面前，宋刚有些紧张，在专案组的会议和讨论中，很少提到他对某一被审查对象的具体指示，因为他这个最高权威给他们提供的只是方向和要求，而结论则要他们自己提出。
“主席，我们想向你汇报一下少奇同志历史上几次被捕的情况和疑点。”宋刚小心翼翼地开始汇报，不时地偷偷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因为很多叛徒们的材料都牵扯到他，他几乎成了所有重大叛徒集团的总根于。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发现了少奇本人在历史上也被敌人关押过，而审清他被捕期间的表现的问题，很自然地摆到了议事日程上。”
当康生也想抬起眼皮看看毛泽东有什么反应时，他才发现，毛泽东下愧是大型政治象棋比赛中的高手，他脸上一直毫无表情。最后，宋刚终于讲完了，他们等待着。一片沉默。
“刘少奇第一次被捕是什么时候？”毛泽东问得非常平静。
“1925年12月16日，他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自批准将刘少奇斩决。”宋刚机械地、像背书那样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他什么时候又被释放？”
“1926年1月16日，他离开湖南前往广州，开始了他新的活动。”
“他是怎样由一个要斩的囚犯变成只关了一个月就释放的工人领袖的？”
宋刚觉得不大自在。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没有任何材料佐证。宋刚只得说：“这个问题我们只是怀疑……”
“怀疑不行！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你们不但要对党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毛泽东很干脆地说：“怀疑一切是不对的！”
康生似乎陷入了沉思，他不想打扰毛泽东的思路，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的双眼踩思了5分钟之久。他终于抬起了头。“证据暂时没有，不等于我们的怀疑不对，是不是？”
这一反问，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他睁圆了眼睛。
康生继续说：“刘少奇的问题还多着呢，1927年4·12事变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联系，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角色，提供‘工运情报’，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并于同年6月29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的办事处。为了掩盖真面目，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苦肉计’。6月28日晚，他们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轻轻“哦”了一声，眼睛转向宋刚。
宋刚有了勇气，继续说：“1929年7月14日，比名赵之启的刘少奇到奉天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21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盂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10多个特县委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况’，进一步进行破坏。于是，他就被释放了。”
“真的吗？”毛泽东再一次惊讶地问。
“我们还准备进一步取证。”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康生心里格登一下子。他明白，此举的责任太重大了。毛泽东特别善于抓薄弱环节。这件事一经落实，便可把他们的对手推向死地，相反，一经证实是诬陷，整个局势将走向反面，他也可能成为一场政治赌博中的牺牲品。
“还有吗？”毛泽东问。
宋刚说：“暂时完了。”
三十二
刘少奇跟着卫士从大门口进来，穿过了高大的游泳池的圆形大厅，又穿这一条通道，来到毛泽东往的房间。他吃了一惊，这里原来只是游泳他的一个更衣室啊，没想到毛泽东办公、吃饭、睡觉都改在这里了。这里对他来说了如指掌，但现在又变得异常陌生了。其实，房间并没有大修，只是由于房间主人的身份特殊，使得这里便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等刘少奇进来，毛泽宋才缓慢地从书架旁转过身来，不怜不热地伸出左手，作了个请坐的手势。等他坐下污，毛泽东也坐回办公桌跟前。
“少奇同志，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不知你对自己的错误考虑得怎么样了啊？”毛泽东说，“我很为你着急啊，很快就要开九大，你的事也该早作结论了！”
刘少奇看了一下他的手表，时针指在10点上，他十分清楚，所谓早作结论，就是要让他承认当前舆论对自己的批判。他放缓语气，慢慢地说：“主席，我也说句心里话吧，当然只是在你我之间，公开场合我始终是维护你的威信的。我至今还没认识到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为什么要犯错误了。我看其他同志对他们所犯的错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不好，很不好！”毛泽东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你是作了检查的，现在你又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搞倒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你在检查中信誓旦旦地向中央保证，你绝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你是搞了两面派的。”
“主席，我想你既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有足够的事实，我希望你能拿出足够的事实来。”
毛泽东微微一笑：“你今天的态度难道不是一种有力的证据吗？”
刘少奇如梦初醒，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凝视着毛泽东，痛苦地说：“主席，我发现我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确有距离了。我很想努力缩小这种距离，但有个问题总也解释不了，我想请教一下主席。”
“有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你口口声声说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可以为50多天的错误负责。但你也知道，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以后的许多同志又同样在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而且在各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我想知道这个责任又该由准来负呢？”
毛泽东的目光盯住刘少奇，眼睛一下子闪亮了：“你说呢？”
“是中央文革！”刘少奇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明白，这一段的工作和运动都是由中央文革负责的。中央决定不是说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吗？但这一段公安部却抓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毛泽东猛吸几口香烟，缓缓地吐出一串烟圈，说：“感谢你的坦率，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课。看来，你是相当了解情况的。连‘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这个组织的情况你都一清二楚是不是？不错，这个以部分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学生组织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和策动下，正在炮打中央文革和林彪同志，还有我。他们很拥护你呢。这些受蒙蔽的小将们并不了解中央的内情，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公安部。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快会觉醒过来，同他们的后台老板划清界限而反戈一击的。”
刘少奇明白了。如果社会上再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活动，只会更加使自己陷入困境。现在的努力，只是徒劳的挣扎，一切都需要时间的检验、只有历史才是最公正的。
就在数小时之前，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给毛泽东报来秘密材料说，他们业已发现一个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反动组织，叫“联合行动委员会”，该组织到处张贴《致毛主席的公斤信》等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要为刘少奇翻案，主张中央文革解散，要求陈伯达、康生、江青下台。12月16日，“联动”集合一批暴徒，借口公安部拘留了他们的人，冲入公安部接待室，抢走凶手，殴打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和其他公安人员，并高呼“刘少奇万岁！”等口号。目前，公安部派出特勤人员正在跟踪这个组织，越来越接近其核心成员，并且确信，依靠必要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它是受刘少奇、邓小平等极少数人操纵的。
毛泽东完全相信了这个报告。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标志着刘、邓路线的大反扑。如果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成功了，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于是亲自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开会，神情严峻地说：“种种迹象表明，刘、邓及其那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并不想投降，还想卷土重来，甚至炮打我们的司令部。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社会上反中央文革的风都是从中央刮起来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刘少奇要求谈话的紧急电话。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毛泽东问。
刘少奇痛苦地想了想、义说：“据说，11月14日首都文艺界在工人体育馆批斗了陆定一、张闻天、李维汉、蒋南翔、杨献珍、陆平等人，还发生了武斗现象，建议中央发一个制止武斗的通知，防止事态的蔓延。还要防止一些人把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
“谢谢！”毛泽东冷冷地说。
谈话不到一小时，不欢而散。
当卫生将刘少奇带走后，毛泽东指示秘书再次拨通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办公处的电话。大量的情报表明，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已经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弄得不好，原来的红卫兵就要迅速分化而形成反中央文革的浪潮，那样，自己的信誉扫地，各种反对势力里应外合，从而导致可怕的局面。现在，除了彻底依靠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外很难再有最佳的方案可供选择。
“红卫兵已经分化了。”康生用异常冷峻的语言说，“有一部分老红卫兵被王任重、周荣鑫等人利用，用以反对首都三司这类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成为他们挑起武斗的炮灰。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就是王任重一手操纵的武斗组织，他们公然打人、杀人，死保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王任重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