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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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下，想法子取到证据！”江青对姚文元下令。“你不是说，12月28日三司的红卫兵把薄一波从广州揪回来了吗？让红卫兵突击审讯薄一波这个坏家伙，是谁把他保护到广州去的？”
姚文元说：“已经查清了，是陶铸安排他去的。”
“保皇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一点也没有冤枉他！”江青连声说。
“我们在今年的元旦社论里已经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牛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康生讲话的时候，总喜欢摇头晃脑。“我建议，我门今年把陶铸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彻底解决他的问题。刘、邓，毛主席已经下令把他们隔离审查了，陶铸也不能让他漏网。可能，他从首都街头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际语中已经觉察到了什么，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主张，我们中央文革的同志集体见一下揪王任重造反团的小将，给他们一个鼓舞和支持！”
“我同意康老的建议！”江青拍着巴掌响应道，“康老真不愧是我门的智多星，主意出得非常及时，非常高妙，和我心里想得完全一致。我们向小将们学习，来一个万炮猛轰陶铸，让他也从中央滚出去。”
突然，陈伯达提了一句：“要不要报告一下主席？他还是中央常委啊。”
“老夫子怎么突然右倾了？”膀大腰圆的戚本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引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哄堂大笑。这位春风得意的秀才和姚文元那副言谈谨慎的外表相反，说话冲得很。他并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拍着他的肩膀和他开玩笑：“毛主席一直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嘛。群众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个叶公好龙？”
陈伯达脸一红：“我不是右倾，我是怕犯错误。”
关锋说：“江青的话就代表毛主席，江青已经公开表态了你还怕什么？我们坚决听从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王力打开笔记本，郑重地说：“我向大家反映一个陶铸的问题，供审查。据群众揭发，淘铸在解放初期担任辽北省委书记和沈阳市委书记期间，多次吹捧叛徒高岗，说‘高岗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党内有数的人物。’在东北期间，他和高岗、黄克诚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看中了许立群，把他任命为地委宣传部长，不久又任辽西省委党报《胜利报》主编。还有，他在1949年初，因私自把中央复林彪同志的电报指示发给干部阅读，违犯保密原则，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对此大为不满，多次扬言要到中央看自己的档案，说如果档案上写了就要撤销，他的……”
“算了算了，”江青连连摆手，“这些历史问题都要给他算上就该杀头了。我看，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端出来就足够给他定性，起码他的政治品质极坏，是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建议文元好好写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揭露一下他的嘴脸。”
姚文元说：“我正翻阅他的那两本书，即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196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嗨，不是我笑话，那简直是土地主要当洋太爷，笑话连篇，充满着全套的修正主义货色，是一些典型的反面教材，我没看完就……”
“我看时间不早了。”陈伯达打断他的话，宣布，“我看我们在1月4日下午5点钟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代表团的同志，地点放在人大会堂，这样影响大。好不好？”
三十四
康生一见常虹就紧紧地拥抱他。
“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全部出马接见你们，就是为了支持你们。”康生拉着常虹的手，把他介绍给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时，大厅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出现了一遍又一遍的掌声。
陈伯达首先讲话：“在这里，我代表中央文革愤怒地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
这话使那些小将们激动得不得了，使劲地跳呀，叫呀，好像欢庆胜利的节日。陈伯达竖起手指继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更加变本加厉。我同他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不但不改，反而对中央文革更加仇视了。”
常虹插话说：“那天，他接见我们时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准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岚清参加；三是让我们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他太盛气凌人了，要不是我们准备绝食，他还不想见我们呢。”
“他怕群众！”江青说，“他陶铸是个鬼，你们揭露他揭得很好。”
陈伯达接着说：“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提供的材料我们都看了，你们揭得很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向陈伯达同志学习！向陈伯达同志致敬！”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连连摆手：“不敢当，不敢当，还是向我们的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你们的斗争勇气很好么，我非常同意伯达同志的讲话，陶铸是刘邓路线的新代表，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保皇派。我主张你们迅速整理材料，把材料尽快整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下面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了。”
常虹非常明白江青这些活的含义。他们和湖北专揪王任重的造反团一到北京，就通过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和《红旗》杂志社的人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又向中央文革报送了大批材料，同时也获悉了冈铸在中央的实际处境。他心中有底了。
这时，康生正在讲话，他讲的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常虹想，这正是自己成为著名左派的极好机会，回去应马上派人整理材料，给中央文革提供炮弹。他知道，最早炮轰陶铸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上海时代中学的学生陆荣根。那也是一个充满狂热激情的年轻人，在1966年11月20日跑到中宣部去贴《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受到中宣部许多人的围攻。沟铸指令公安部通知上海，让上海市委严肃追查，然后对陆荣根进行盯梢和殴打。但陆荣根又于12月1日再次贴出炮轰饲铸的大字报进行反击，然而他并没有被中央文革发现，更没有得到支持……
看来，并不是造反的人都能得到机遇，但对他来说，命运之神却对他伸出了温暖之手。常虹一直陶醉在喜悦之中。
不到两小时，北京城内就轰动了！
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争先恐后地出动宣传车，对准中南海西门的红墙，高呼“打倒陶铸”的口号。与此同时，几千名红卫兵连夜出动。一个晚上便刷满了“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和大字报，他的各种罪行和罪名也就接因而来了。
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
陈毅怔怔地说：“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真是活见鬼！”
中央紧急会议在新年刚过的第8天召开，本身就足以使人震憾不已，尤其是在那个人人感到自危的岁月。
在北京，时间是晚上8点钟。当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来到怀仁堂会议室，和军界、政界的其他要员们交谈几分钟后，毛泽东和林彪才并肩步入会场，全体与会者自然要起立、鼓掌。
“同志们！”林彪说，“中央在号召粉碎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同时，决定对陶铸也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拔掉这个混入党中央的黑钉子。”
接着，他列举了陶铸的一系列的罪状，说他家庭出身是地主，祖父陶益斋就是大土豪，父亲陶铁挣则是地主兼资本家，其兄陶自强早在30年代就当了叛徒，投身于国民党，历任伪法官、保安团总秘书、县长、上海交警总处密外专员、台湾伪警处主任秘书等职，是个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大坏蛋；甚至他的老婆曾志也不是好人，先后有三个丈夫，等等。好像陶铸一生下来就有罪，是个注定的坏人。
在会场的后头，陈毅正与谭震林在低声说话：“嗨，陶涛现在算享福了。”
谭震林低声说：“你看吧，陶铸倒了，用不了几天还会有人倒的，只要那个婆娘还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他是容不下任何人的！”
陈毅一抬头，发现讲话人已经变成毛泽东了，于是马上咽下要讲的话，用肘部碰了一下谭震林，他也立刻闭住了嘴。
“陶铸问题很严重，”毛泽东打着手势说，“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入中央的，这人很不老实。当时我问邓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我没再说什么，试试看吧。此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我接见红卫兵时，报纸的照片上和电视上都有邓小平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并不是中央有什么暗示，更不是中央想突出谁。”
周恩来插话：“陶铸在讲话时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红卫兵时都讲大家来京见毛主席都很好，我想毛主席一定会接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也一定见。他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方法来将毛主席的军，搞两面派手法。这样的话，即使毛主席不见，他也买了好。”
毛泽东微微笑道：“雕虫小技，根本不值一攻。陶铸这个表演家的手法是能人剩下来不用的技法，所以他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什么卫生部、文化部、中宣部，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我看，教育部我们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周恩来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你们说，陶铸这人要不要审查呀？”
姚文元说：“陶铸非常非常的坏，他采取了欺哄天下的‘换头术’，把我们都蒙蔽住了。”他见大家都用惊诧的目光看着他，便认真地解释道：“去年国庆十七周年时，新华社发了一张所谓有毛主席、刘少奇、总理、邓小平和他的照片。其实，根本没有邓小平。是陶铸指示熊复把陈毅的脑袋剪下来，换上了邓小平的脑袋，于是便突出了邓小平！”
“卑鄙！太卑鄙了！”江青连声骂道。
张春桥也说：“在中南局他一直造舆论，好像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其实都是假的，没有这口事。他竭力树立自己的威信，搞他的独立王国。这些，群众都已揭露了。”
“所以，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显得很兴奋，“我希望你们开个会，好好把情况凑一下，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会场的气氛骤然改变了。
自昨晚被一个可怕的恶梦惊醒后，陶铸再也睡不着了。连续几天的孤独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奇怪，紧张的忙乱岁月并没有使他感到疲乏，而一旦清闲下来，却乏困缠身。看来，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真是说得太妙了：“政治家最可怕的疾病是孤独。一旦孤独到来时，政治家的生命也就该结束了。”陶铸好像听到，一只为自己走向死亡计算着时间的无形钟表开始嘀嘀嗒嗒地走动了。直到天快亮时，他才又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当他再次清醒后，天已通明。
陶铸穿好衣服，还像往常那样习惯性地走出自己的院门时，被两位面无表情的警卫挡住了：“对不起，我们奉上级命令，从今天起不准你随意离开这个院子。”
陶铸一怔，马上明白了：他已失去自由。
他紧锁乌黑的双眉，觉得风低云暗，飞沙走石，巨雷震耳欲聋，骤然暴雨如注，刹那间院子里的一切都已失去往日的光彩。
他想呐喊，他想咆哮，他想放声痛骂，他还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然而，他都没有这样做。他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从西门那边传来的口号声：“打倒刘、邓、陶！刘、邓、陶从中央滚出去！”
陶铸笑了。在这个时候，喊这些口号还有什么意义呢？从一扇紧闭的窗口里，看见北风狂怒地吼叫着，用力摇晃着大树，这时他才知道，一个寒冷的冬天已经到来了……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