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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谁是刀郎-第13部分

小说: 谁是刀郎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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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郎”,是麦盖提县的古地名。麦盖提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南边缘。过去这里沙丘连绵,水洼遍地,到处生长着梧桐、红柳以及央塔克、阿克提干等野草。人们按部落分散居住在几块林木茂盛、水草丰美的绿窝子里,以狩猎、放牧为生。根据这种情势,大家开始将这块地方称作“刀莱”。“刀莱”是维吾尔语,相当汉语里的“堆”,意指这里的人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分居各处。后来由于语音的演变,“刀莱”渐渐被叫成了“刀郎”。于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便自称“刀郎人”,成为古代维吾尔族的一个支系。刀郎人十分自豪,他们把叶尔羌河流经这里的一段称作“刀郎河”,把这里的舞蹈称作刀郎舞,把这里的民歌称作刀郎歌,把生长在这里的姑娘、媳妇也称作“刀郎女”。“刀郎”这个地名后来又演变成麦盖提,相传是用一位深受刀郎人尊敬和爱戴的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的。    
      刀郎人以刀郎舞闻名新疆。刀郎舞发源于麦盖提,在叶尔羌河畔的巴楚、莎车、叶城、岳普湖等县也很盛行,阿克苏地区的阿瓦台县以及沿塔里木河的轮台、尉犁直至哈密等广大地区都有刀郎舞,流传颇广,深为全疆人民所喜爱。    
      刀郎舞历史悠久,形式完整,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保持着狩猎和战争生活的痕迹,表现了自古以来维吾尔族劳动人民骁勇善战的性格。这种舞蹈,动作自然大方,粗犷矫健,格调明快,使人振奋,给人以鼓舞。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古代维吾尔族人,曾有过较高水平的歌舞艺术。刀郎舞就是在吸收这些古代艺术的优点中发展起来的。    
      刀郎舞可分为四组舞蹈。先是散板,称作木凯迪曼。接着开始第一组舞蹈,叫做且克脱曼,双人缓慢地对舞。第二组赛乃姆,双人对转。第三组赛尼卡斯和第四组色勒利玛,改对舞形式为竞技性旋转。关于刀郎舞表现的内容,当地群众有各种解释,流传最广,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是:表现了一次狩猎过程。    
      那高亢、悠远的男高音,就是在召唤各个部落的人共同行动起来参加狩猎。接着是穿越密林,披开荆棘,举着火把,擎着灯盏寻找野兽。    
      刀郎麦西来甫开始了。悠扬、婉转的卡尤琴奏起散板,一排留着各种胡须的老人跪坐着,双手捧着达甫鼓,在胸前不住地摇晃,用高八度的声音引吭高歌。接着,大、小达甫鼓一齐打响,节奏沉稳有力,乐队演奏的旋律变得极富弹性。蝴蝶闻到了花香怎能不扇动翅膀?善舞的刀郎人听到手鼓心里就发痒!于是人们纷纷上场,诚挚地躬身摊掌,邀请对手,双双起舞。麦西来甫顿时变成了百花摇曳的海洋。手鼓的节奏忽然变快,舞蹈也由平稳转为激烈,两人忽而用肩靠紧,又骤然旋风似地散开,节奏变得更加急迫。然后对转的双双对对全部舞散,全体舞者组成了一个大圈。舞者轻巧、急剧地自转,大圈也在缓缓地动。从此,两人一组对舞,变成了分散的竞技性旋转。头昏眼花、体力不支的纷纷下场,最后只留下一个人在场中央,左旋右转,快如疾风。观众为他的高超技艺热烈鼓掌,并伸出大拇指称他为英雄。于是刀郎舞在激奋欢快的高潮中结束。    
      民俗摄影家韩连曾亲眼观看过刀郎舞的表演,他向记者展示了他拍摄的一组新疆歌舞的图片,其中“刀郎舞”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出生于南疆,说一口比汉语还流利的维吾尔族语言的彪形大汉说起了拍刀郎舞的经历时,眼里发出咄咄的亮光。    
      韩连说,他曾在2000年秋天到过麦盖提县的央塔克乡。在一棵古老的大柳树下,他观看过刀郎木卡姆的表演。演奏者是十几位中年男子,他们席地而坐,有的拨弄卡龙琴,有的弹奏热瓦甫,有的敲击打卜(手鼓)。没有舒缓的前奏,一开始便是高亢、奔放、激昂的调子。    
      接着,刀郎舞开始了。女人胳膊高挑,做类似于提灯状;而男人们则两手向外用力拨,      
    做拨草状。先是个人单跳,后来就围成了一个圈。    
      跳到高潮,人人都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极度亢奋,有一个人最后胜出,是最后的“王”。就有人向他扔钱币,也向那些演奏者扔。    
      一场刀郎舞大概有半个小时。麦盖提县的人在跳“刀郎舞”的间隙时分,还做一些小游戏。游戏有很多种,其中“判官司”很出名。其过程是模拟审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让他反穿皮袄。或者让他脱光上衣,用手鼓砸他的背。    
      还有“花腰带”,把腰上的腰带编成辫子,放在盒子里邀请别人接对口诗,如果对方接不上来,就用力抽打对方,对方就努力躲避。    
      还有“扮女人”。就是一个男人同时对两个女人表示喜欢,这两个女人是两个男人扮演的,“她们”就把那个男人按在地上痛打。    
      韩连曾跟着刀郎人一起去狩猎。那些刀郎人手里拿着红柳棍,那些棍子的头都凸起,类似于高尔夫球棍,发现猎物时,用力扔出木棍,把猎物打死,回来后围着一堆火烤着吃,吃完后就开始跳舞。对于刀郎人来说,打猎、跳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他从文化的角度总结说:刀郎舞其实是草原文化的典型表现。而到了哈密麦西来甫的时候;草原文化和中原的汉文化已经有了嫁接,人们跳起来的时候就很文雅了。    
    


第七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给唱片界一记耳光

      太多人听过刀郎的歌,但很少人知道他长什么样歌手刀郎没有进行起码的宣传、没有MV、没怎么打过榜,也几乎没接受记者采访,甚至他的照片都很难找到。与一掷百万打造偶像的唱片公司模式截然不同,刀郎创造了一场非典型流行,让不少专业人士吃惊原来流行也可以如此简单。    
      有一种市场推测称,现在刀郎的唱片销售量可能在800万张(不含盗版)以上,是国内最近十年销量最大的一张唱片。    
      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刀郎的流行并非偶然,记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文化前所未有的乏味。90年代末期,中国唱片业市场机制逐步成熟,但所谓的文化就是在商业运作下的消费品,常常是浮于表面的流行现象,流行过后不留一丝痕迹。这种商业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重复,而千篇一律的东西只能让人产生失望和疲劳。这时,人们更渴望一种新鲜但不重复的流行文化出现刀郎的出现恰逢其时。    
      二,港台音乐的没落,内地音乐的混乱无序。十年前,内地音乐正处在市场化转型初期,以港台唱片业操作为模板在大陆复制,在当时是可行的。但这种机制仅局限在迎合市场的某一类流行音乐产品上。近十年,流行音乐市场变得愈发单调浮躁,唱片业尽可能制作没有风险的产品,一味追求时髦的音乐形式,反让模式化捆住了手脚。刀郎的音乐创作在新疆没受这些模式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音乐本身。    
      三,怀旧、翻唱与民族色彩音乐的流行,给刀郎带来了机会。人们喜欢怀旧,尤其是流行音乐。刀郎虽不是被怀旧的对象,但他音乐中有种很旧的色彩,这本身就有点奇怪。这种现象在西方倒是常见,比如前年在美国走红的Stroke乐队打的就是怀旧牌。在刀郎之前,刘欢、韩红、郑钧都在做一些老歌翻唱,实际上为翻唱市场做了段很长的“前戏”。刀郎选择的那些老歌耳熟能详,翻唱得又很成功,那种味道甚至超过了原唱。    
      另外,《刀郎》的营销也是与众不同的,李松强说:“营销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则,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将这一个方法传授给每一个人,如法炮制,这样大家就都赚钱了。”    
      但对于营销,李松强还是有颇有些心得的,他分析内地某些唱片公司拥有大牌歌星,但唱片销量却一直上不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做得太专业了,太成体系了,完全按流程做事情,打榜、采访、歌友会,发行后的三个月,不管你是谁,都这样按部就班地照着死程序去做,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其实这种流程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不过,李松强也认为,像他们宣传刀郎的这种方法只适合刀郎一个人,绝对不能“克隆”。    
      一开始铺货的时候,李松强他们曾让音像店的人每天循环播放两个小时。但这种手段并不新鲜,此前也有很多人用过这个办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刀郎的歌好,所以才能激起听众的购买欲。”    
      最初,刀郎的宣传仅限于西部,但当网络以及盗版开始涌现后,北方主流媒体开始关注刀郎,刀郎就这样突然红了起来。谈起这一点,李松强说网络的力量不可忽视:“网友的口口相传,对《刀郎》的影响是巨大的。”    
      刀郎的走红模式在唱片业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曾想把刀郎招致麾下的著名音乐人宋柯说,刀郎的出现对唱片业界现有的造星模式是一种反讽,“现在的唱片公司对推歌手都太技术化了,什么样的造型、什么样的音乐风格,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宣传,说起来人人都头头是道。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歌手最终还得靠歌声去赢得市场”。流行音乐应该回归到最本质的元素:简单、好听、深入生活,这看似简单却是流行音乐最高的追求。刀郎以其独特的音乐走红市场,为唱片业提供了造星的另一种思路。    
      宋柯也承认,刀郎的出现虽然给已经走得太远的流行音乐提出一次警告,但却没有多少公司敢借鉴他这种方式,不宣传、不打歌、不包装,唱片公司是不敢推出新歌手的。    
      著名音乐制作人王晓京表示,自己早在去年就听过刀郎的歌了,“他没有任何宣传就红了,这是歌手魅力的最高体现,给我们业内人士很多思考”。但他决不会效仿刀郎,也去推一个重唱不重宣传的歌手,他说:“决不冒这个险!刀郎只是一个个案,现在谁敢不宣传就去推一个新人呢?”    
      刀郎的奇迹般走红,暴露出现今唱片业经营上的很多问题。    
      第一,商业模式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目前华语地区推行的唱片业操作模式似乎已经很成熟,但同时也是很死板的,缺少灵活性。刀郎没借助商业操作模式便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对唱片界的最大嘲讽。    
      第二,供需之间的偏差。唱片业操作者与消费者间的判断误差永远存在,操作者应缩小误差,让差距缩小的方法就是了解市场和消费心理。目前,唱片业操作者中许多人过于想当然,他们认为制作出来的产品就是市场需要的。消费者别无选择下的选择往往给操作者造成假象,最终导致他们判断的失误。    
      第三,对音乐本身关注太少。现在据说有无数公司因当初错过刀郎而后悔。在内地唱片业操作者概念中,刀郎不是流行音乐,因为它不时髦、不偶像,仅凭这两条,足以让刀郎被他们拒绝。唱片界人士基于某一种操作模式而不是基于音乐本身以及音乐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他们把关注点过多放在了音乐之外的东西上,缺少音乐的眼光,一味跟潮流,缺少引导潮流的勇气。    
      刀郎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内地歌坛以现象著称的案例并不多,1988年的“西北风现象”,1989年的“崔健现象”,1993年的“红太阳现象”,1994年的“校园民谣现象”,1995年的“阿姐鼓现象”从时间上看,这些现象无规律可循。但从这些现象的酝酿到爆发,还是有规律的,那就是积累。    
      背后的积累是什么?如“西北风”当时积累了一批词曲作家,他们从西北信天游中找到了与流行的联系,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崔健则是把摇滚乐带给中国的冲击在1989年释放出来。“校园民谣现象”是商业化之后的一个成功范例,但这成功的背后是十多年的积累。那么,现在如何去分析、判断这些隐含的积累,这是唱片界人士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刀郎的流行,给整个唱片界和娱乐界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有些事情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第一、中国内地整整有三代人是浸淫在港台音乐中,其单一的表现方式是否让人们的审美方式发生了改变?    
      第二、我们在制作、接受音乐的概念上,除了欧美、日韩、港台之外,对自己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否还有过关注?    
      第三、提供音乐的人和消费群体之间的误差在哪里?刀郎的流行和唱片界拼命制造的那些流行有什么不同?    
      第四、什么是好的音乐?    
      第五、唱片界该反思什么?是都去找下一个刀郎还是能触类旁通,改变观念?    
      第六、是不是民间音乐将面临一场被过度开发的灾难?    
      第七、这么土(在很多人看来)的东西都能这么流行,唱片界制的洋东西是否有问题?    
      刀郎现象也许只是音乐圈的事情,但这个现象恰恰说明回到根源是一种趋势。明星不过是文明中的海市蜃楼,我无意把刀郎形而上,可是刀郎现象值得反思的东西太多了。    
    


第七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周杰伦和宋祖英之间寻找共性(1)

      2004年7月2日,记者在乌鲁木齐鸿业文化传播公司专访了刀郎经纪人李松强。就现在人们关心的问题,李松强一一做了解答。    
      记者:你们有没有什么营销策略?为什么一下子那么火?    
      李松强:我们的销量是从广州做起来的,珠江三角洲销量很大,后到了内地。其实,市场上流传的很多都是盗版碟。2004年1月份内地市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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