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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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展示出极大的开放性。在此之前的竞选纲领事关外交事务，超出记者提问的能力。尼克松和政府首脑会晤，而记者却不能。尼克松是外交专家，而记者却很少离开美国。他们不了解外交，只能接受并记下尼克松的意见。而加利福尼亚却是另一码事。加州的机构庞杂，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相仿。这个大州有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教育，公路，供水等。大多数记者都亲自报道过这些问题，真切地参与这类复杂事务，而尼克松却无此经历。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十年内美国记者群的质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从旧式的芝加哥第一时事学校（Chicago Page One School）——只管记录，迅速地记录，而不操心其含意——进入了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深谙事理的新一代。这一代记者兴旺发达，他们毕业于全国最好的学校，越来越把自己的职业看做独立的专业。新闻业是一个专业。这意味着它有本身的义务、权力和责任。他们薪俸很高，责任感更强，态度更加严谨。他们不像昔日那样俯首帖耳、被人利用。编辑变得更为公正。不像前一代编辑，他们无法操纵左右记者，记者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新闻作为一种职业在政府事务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这一点在《洛杉矶时报》表现得尤为清楚。诺曼•；钱德勒已不再任出版人，巴芙•；钱德勒的兴趣也从政治转向艺术。新的出版人对塑造总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优秀的、负责任的新闻工作。旨在消除报纸共和党色彩的第一步就是同时为1962年竞选州长的两位竞选人派出采访人员，如果作为加州第一大报的《时报》同时报道两位竞选人，其他报纸就一定会效尤。1962年，威廉斯和麦卡洛克一致同意审查对尼克松和布朗二人报道的长度，确保篇幅相等，他们还希望文体一致。凯尔•；帕尔默走了，白血病正吞噬着他；他将死在竞选期中。（几年前他离开《时报》去夏威夷，霍奇基斯非常需要他，恳求他回来，但是他的自行离职使他失去了退休金，现在他竟病入膏肓。诺曼•；钱德勒是一个固执的人，凡是事情和制度相抵触时，他都毫不让步，最后，尼克•；威廉斯将帕尔默作为政治顾问列入他的私人工资表中。）吉姆•；巴西特是首席政治撰稿人，虽然他和尼克松关系密切，但他有更强的独立性，他的稿件反映了这一点。整整一年，凯尔•；帕尔默不断打电话给巴西特，千方百计要《时报》登载更多的支持尼克松的文章。此举失败后，他打电话给尼克•；威廉斯，告诫他巴西特远非他所期望的那样是尼克松的好朋友，那是巴西特装出来的。然而，《时报》还有另一个新因素，那就是迪克•；伯格霍尔兹（Dick Bergholz）。伯格霍尔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明镜》关闭后来到《时报》。一开始，诺曼•；钱德勒对他稍有不悦之意。是否确实需要伯格霍尔兹进入他的班子呢？他曾和朋友科普利夫妇（Copleys）商谈此事。科普利夫妇经营《圣迭戈团结报》（San Diego Union），伯格霍尔兹曾在该处供职。夫妇俩是虔诚的保守派，他们为伯格霍尔兹担保。不过，伯格霍尔兹在《时报》报道政治的班子中却是新的类型，他思想倔强，咄咄逼人，几乎是好斗。这一点主要反映在他那近乎于惹是生非的态度上，而他写的东西却公允平稳，很难看得出这一点。他不仅对尼克松如此，对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这样。他说，其实你们不必因为我而忧虑，我对任何人都可能粗暴。
第二部（二）加州州长落选人（三）
肤浅的做作与聪明的做作
在开始阶段，尼克松竭尽全力检点举止。尼克松在1960年竞选中曾将记者推之门外，现在他千方百计扫除这种记忆。这次道路畅通，很容易接近尼克松，即便是末流小报的记者他也随时接待。他把最近出版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的照片复本寄给所有记者。他在特劳斯代尔新居为记者举办社交会。（即便在这种场合下，过去的阴影仍萦绕不散。记者们左右打量房子，然后发问道：爱犬小花哪里去了？帕特•；尼克松回答道，小花老了，地毯是新的，洁白的，对小花不能放心。）但是，竞选仍然急速恶化。尼克松的朋友认为他对竞选深感懊悔，他心不在焉，他对竞选纲领的涉足从未超过对简报的浏览。竞选的整个过程使他陷入从未有过的虚弱境地，很容易受到日益严厉的记者群的抨击。竞选开始不久，尼克松邀集了一些记者，说他准备介绍布朗竞选的简况，但不要以此得出结论。伯格霍尔兹立即说道，不，不要来这一套，不要在我身上耍华盛顿的那套把戏，迪克，只要你说，我们就要用，否则就别说。尼克松惊呆了——一名记者如此对他说话，竟然还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此类情况在竞选中并不鲜见。他曾发表一篇演说，谈他打算清除萨克拉门托的混乱。回到机座后，记者就开始发问，萨克拉门托有什么样的混乱？具体点，他听说的是哪个部门？可他说不具体。对加州问题他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他的知识少得可怜。不久，记者开始对此加以报道。锡德•；科森（Sid Kossen）给旧金山的《观察家报》（Examiner）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尼克松对加州所知甚少，对各类议题没有真正的兴趣，谈话总是泛泛而论。第二天，加利福尼亚的两名富豪出现在《观察家》报出版人查利•；迈耶（Charley Mayer）的办公室里，要求开除科森。这位出版人告诉他们，他不会开除科森。他们又要求，不得让他涉足政治，对此，迈耶一笑了之。科森相信他们是在尼克松直接请求下这样做的。
如果说在竞选之初尼克松竭力做出欢快达观的样子，那么这副模样很快就消失了，民意测验大为不妙，他没有真正的竞选纲领，而帕特•；布朗却并非那样冒失。事实上，帕特•；布朗学习演讲术，体重下降了三十磅。尼克松一方面珍视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想成为普通人中的一员，所以老是显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而帕特•；布朗却恰恰相反，他是一名杰出的世俗政治家。如果说过于普通化是他的缺点，那么他和普通人在一起却如鱼得水〔他的儿子杰里（Jerry Brown）的风格和他正相反〕。帕特•；布朗合群，通融，政治始终是一种娱乐。竞选开始不妙，尼克松变得阴郁，脸上的线条变得僵硬。当时，杰克•；兰古思（Jack Langguth）是《今日谷地时报》（Valley Times Today）的年轻记者，后来成为成绩斐然的小说家。起初，他认为尼克松身上有善与恶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在冲突。但是当民意测验跌落，更为邪恶的精神在尼克松身上居统治地位时，兰古思感到自己以前的看法错了，尼克松内心的冲突不是善恶的冲突而是两种策略的冲突。现在，尼克松每况愈下，此时，他死抱住共产主义问题不放。尼克松不仅自己参加竞选，还担任竞选组织的领导，他举行了若干次非正式的户外机场记者招待会，开始指责帕特对共产主义软弱。“同伴们，下面的问题扣人心弦，也是我准备认真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布朗的共产主义问题，伯格霍尔兹和其他记者提出了一连串尖锐棘手的问题：他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是。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吗？也不是。伙伴们，我想说的是布朗州长不了解共产主义。我和共产主义首领打过交道。我清楚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对一位加州的州长至关重要。”但是，问题一个接一个，都是很难对付的问题，是尼克松在加州从未遇到过的。记者们目睹了伯格霍尔兹诘问尼克松的情况，目睹尼克松露出的畏缩。伯格霍尔兹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笔下有所流露，但更多的表现在他的态度之中。对大多数政治家来说，伯格霍尔兹就是伯格霍尔兹，他对所有政治家都同样粗暴，部分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是，尼克松却敏感得异样。凡事都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在他眼里，伯格霍尔兹并非伯格霍尔兹，而是与他作对的伯格霍尔兹，怀着个人成见，怀着某种仇恨。尼克松的高级人员在诺曼•；钱德勒面前发了伯格霍尔兹好多牢骚，却无济于事。骰子已经掷定，报纸已经改变。尼克松认定伯格霍尔兹在帮助布朗，专挑他在竞选中的毛病，再将这些打电话告诉布朗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尼克松过去的竞选建筑在摧毁对方之上。除了尼克松之外，其他竞选人本身都成了竞争的论题。那是凯尔•；帕尔默的专长，是他的第一专业。共产主义问题是使人陷入困境的绝招，总是把对手逼入守势。
但是，此次竞选，选民已非昔日之选民，他们老练，他们成熟，新闻记者也同样如此。帕特•；布朗不是束手挨打的靶子。他任加州州长四年，当权时间不长，但留下好印象：好州长，严肃而有人情味的公职人员。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出现过丑闻，没人格外怨恨他。他的形象是干练，和蔼，心地善良，而不是超群的智慧。尼克松抛出共产主义问题，而布朗在记者面前巧妙地将其化解。他说，他听说尼克松要朝他的营垒投放一枚重型炸弹，着实吃了一惊。某天，他在某个路旁汽车旅店醒来，感到身旁有个热乎乎的手臂。“该死的尼克松，”他思忖，“派娼妓当钓饵，溜到我身边，这就是他的重型炸弹。”惊恐之中他发现是妻子夜深之时睡到他的身边。接着他又说，声音里充满了诧异和揶揄，“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有什么能比他到处指责我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更加冒失荒唐的事吗？请想想，我是一个奉行天主教的人。”显而易见，他在记者群中优于尼克松。尼克松每天至少十分钟混迹于记者之中，竭力成为他们的好伙伴，但总有一些不自然，七拱八翘，相互间感到难堪窘迫。每天晚上，记者都累得精疲力竭，却又不得不到酒吧间凑在一起，安排日程，每当此时，帕特•；布朗就和他们呆在一起，和他们谈自己常常闹的滑稽事，解释自己当天所犯的错误。他似乎是美国政界最少利用权力左右局势，操纵他人的人，然而袒露错误是他独特的方式，他是一个最精明的操纵者。
第二部（二）加州州长落选人（四）
完全失控的州长落选人
随着竞选的进行，尼克松的人对《时报》工作人员的抱怨日盛。霍尔德曼的怒气特大。尼克•；威廉斯听到这些忠实的老订户的抱怨时，有现存的回答：该报已不再是共和党党报。了解诺曼•；钱德勒的人认为他多少有些懊悔，新的进程在他心中卷起不安的波澜。这些看法给了尼克松些许安慰。竞选的最后一星期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他的竞选纲领被淹没了。倒是民主党人在对付共产主义时显出了坚定和力量。理查德•；尼克松长期以来把自己粉饰成共产主义者的对头，此时，已降格为肯尼迪跟前的唯唯诺诺之辈。古巴导弹危机打出了定音锤，局势发展成为脱缰之马，尼克松已无法控制。完蛋了。在这场谋取连自己都不放在心上的职位的竞争中，他彻底失败了（在最后的几天中，他曾告诉一位电视记者，他竞选的是美国州长，《洛杉矶时报》将此错误登出，又是致命的一击），在他脑子里，新闻界铸成了他的失败。他并非没有自咎之情，并非不埋怨时机的选择和自己的运气。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是加州报纸迷惑了他，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尤其是那一家最先把它扶植起来的报纸。很明显，《时报》已不是他的朋友，而是敌人。尽管在临选之前《时报》总算对他表示了认可。但是以传统的钱德勒标准来衡量，这次认可只能算是勉力而为之。他痛恨报道，深信报道一边倒。真实情况是，对他和帕特•；布朗的竞选报道公正而无偏袒。所有政治家对都市政治大报的希望是，倾听时无先入之见，报道时公正平等。很简单，他在加州从来不是受的平等的待遇，他感到平等的待遇是一场灾难。
他受着折磨，如同身上的溃疡，一点一点吞噬着他。特别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特别是伯格霍尔兹。最激怒他的是，伯格霍尔兹一个接一个的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时报》有意派出了一名讨厌他的记者〔事实上，为了均衡报道，《时报》不断交换伯格霍尔兹和另一个报道竞选的记者卡尔•；格林伯格（Carl Greenberg）的任务〕。尼克松发出这类抱怨本身就具有讽刺意义。他常在台上吹嘘自己是徒手进入政界，仅靠双拳出击的政治家，最喜欢的莫过于公平而严酷的竞选。猛烈地出击，坚定地承受。其实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政治，他过于羞怯，遮头盖脸，处处挨打，他闯了进去，无奈自己皮太薄，肉太嫩。他喜欢自诩为哈里•；杜鲁门的衣钵传人，但杜鲁门却牢实得多，远为自信，步步升迁，不像他一跃而起。杜鲁门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五十一岁进入参议院，当时的新闻界远远没有如此强大，不像现在，摄像机光芒夺目，无所不至。杜鲁门曾说，你如果不喜欢灼人的热，就干脆离开厨房，他说话算数。而尼克松却与此相反，他神经过敏，满肚子狐疑，缺乏自信，总是自我中心，有匹夫之勇，但内心却是一个脆弱的自我。每一次伤害，他都铭心不忘；每一个对手，他都记录在案；每一次出击，他都渗入了个人的恩怨。在一般情况下，这类自我脆弱的政治家早已被筛出政治舞台，这些人不是在压力下崩溃，就是悟出自己吞咽不下公共擂台上的残酷。世道如此，就得遵循。但是，尼克松不一样，他过去是神童，他的事业如蛙跳，大大超过了政治家的正常步伐，三十八岁，参议员，四十岁，副总统，他被定为种子选手，免去了第一轮障碍，在此之前他从未腹背受敌，碰上真正的批评。这是一个招致灾难的局面。职务每升一步，必定会吸引更加严峻挑剔的目光，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