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传 作者:周汝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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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据镇江李氏后人说，保存到很近的年代，可惜目下怎么也找不见了。
此番雪芹渡江何事？因何而来的呢？原来他因友人之荐，为两江总督尹继善礼聘，到江宁做他的西宾幕客。“两江”是指“江南”、“江西”两大省区，是全国重要的财赋之地，总督乃是本区的最高长官，友位甚重。
尹继善初到南京，曹家正好刚已北返；不过他的总督衙院，就与曹家“老宅”相邻，自己又兼着两淮盐政，也是做着和楝亭一样的官。在南京一住，才日益体会到曹家祖孙数辈，历时六七十年之久，在江南一带的深得人心，远非一般俗常仕宦可比，而他家在文学事业方面的成就与影响深远，尤为大出原来的想象之外。尹继善对曹寅，本已入所心慕，至此，宦地相同，官职联属，自己也十分喜爱诗文书史，于是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学步楝亭，也作东南半壁的风雅主持。在这种心情之下，尹继善自然留意于访询曹家的现况，子孙的下落。
中进士以前，尹继善曾在怡亲王府做过记室；后来曹钍怯赫挥脞酢罢湛础钡摹Ｒ躺圃缒昃鸵芽赡苡氩芗蚁嗍丁４笤嫉角∈拍暝偈鹆浇芏绞保俗潘崖奕瞬诺幕幔鲆馕褚伴さ暮笕恕�
而雪芹此时，编述《石头记》一记，已经有了脂砚抄阅再评本。意在问世传奇的雪芹，正也想为书稿谋一个乐为出资刊版的东道主。两相凑泊，事不难成，尹继善爱才好士，礼聘情重，雪芹又可藉此重游童年故地，一举数得，就答应了前来请聘之人。
雪芹前往江南，并非一次，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南京已有他的足迹。所以二十二年敦诚寄怀诗句，正劝他不必远游——“劝群莫弹食客铗，劝群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显然不是一种并无缘故的闲文琐语，而这一年，乾隆有意改变对待汉族旗人的政策，准许包衣人开户出旗，这是雪芹生平中的一次颇有关系的事件。但到了二十四年秋天，他由于生计的艰难，为了著作的传播，还是不得不下决心，再度前往。这时，有人对雪芹也加紧注意，在形势不利的考虑下，敦诚弟兄也同意了他南游的打算，如此可以暂避风波，保全书稿，因此反而赞助雪芹料理南行的一切准备。
一到江南，雪芹的才华立即受到了尹继善的赏识，并以楝亭有此嗣孙引为欣慰。初时，宾主相得，情好甚笃。常在扬州的肖像画家云间陆厚信（字艮生）者，来游南京，曾入尹府，见到雪芹，十分倾慕，为他绘了一幅小照，并写下了五行题记，其辞云：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爱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这就记录了一时的景况。
可是，雪芹的处境到哪里也是复杂的。这次南来的遭遇，有几件事使他更叹命途之乖舛。正如敦敏赠雪芹所说的，“可知野鹤在鸡群”，他的才华出众，易为人知，也易为人妒，同事中间，小人之辈，谮毁之言，久而遂多。尹继善虽然爱才好士，扬风书雅，但全是正统派人物，眼见雪芹的一些言谈行径，渐渐心有不乐之意。尹继善是正人，倒出于一片好心，从他自己的正统观念出发，以为雪芹落到此等境地，是因无人“导之于正”，他就要设法挽救雪芹，而雪芹对于这种“挽救”，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本不能接受。这么一来，其本无恶意，皆本素怀，可是误会既多，彼此都无法谅解：别人本是一片热心为他好，而雪芹看来那是不能苟从的道路；雪芹如要自行我素，不肯污于流俗，就必然被人视为狂妄无行，负义忘恩。一个不能为世人所理解的伟大的哲士文豪，越是伟大，越是孤独，越是寂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雪芹的最巨大、最深刻的悲哀。
当时南京住着一位声气极大的诗家名叫袁枚。有人介绍，想为曹袁二人牵丝引线，以为两诗人定能投契。而雪芹素知袁枚风格不高，看不入眼，拒而不往。这也得罪了南京的诗坛文苑。
雪芹本是为《石头》一记而仆仆南游的，不想最后事情也就出在这部书上。
这几年来，皇帝的主要精力是花费在武事军队的调度上，但是使他颇为心烦的也还有文字科场，——正因如此，乾隆有一次亲至某满人家，发现了《石头记》并挟其一册而去，以致某人大惧，急谋删改进呈云——显然，这是《石头记》未有刊本，流传未广时候的事情。
当乾隆查出身有“内病”的永璇竟然偷看这种“邪书”，自然十分震惊恼怒，决心要弄清这部“淫词小说”的一切原委。这件事的风波很快传到了永璇家尹继善那里，不觉目瞪口呆——因为著书人就在他的幕席之间！由是，风声汹汹，人言啧啧，顿时大为紧张。尹继善毕竟还是厚道长者，不肯出卖楝亭的后人，就透消息给雪芹，让他赶紧托故离职，潜身他往，庶几多所株连，将关系的复杂程度尽量缩小。
于是，无可回避的雪芹，收拾行装，决意北返。幸而永璇有力，多方弥缝遮掩，设法将事搪塞过去，一时未至酿成大案。这就无怪乎敦敏在重阳节后意外地与雪芹重遇时，立即写出了“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这种万分感慨，无限悲怀的句子了。
雪芹的江南之行，不过一载有余，却使他的好友异常想念。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的初秋，一个阴雨连绵的夜里，敦敏闭门闷坐，自斟自饮，感怀往事，便想起曹雪芹，不相见已一年多了。敦敏十分思念，因
此在题诗时说：
短檠独对酒频倾，积闷连宵百感生。
近砌吟蛩侵夜语，隔邻崩雨堕垣声。
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
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
重阳以后不久，他偶然到友人明琳的养石轩中去，忽然听到隔着一道院子有人高声大谈，那声音直传到这边来；敦敏立时就听出这是雪芹的声音，除了他，别人是再没有这种意气风度的。他于是赶紧跑到那边院去，果然不出所料，雪芹竟然来了！相逢之下，彼此都又惊又喜，十分意外。他们便在明琳那里摆酒快叙，同话旧事。敦敏感而成诗一篇：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只要看一下敦敏的情词之切，惊喜之深，就可知这一年多的离别，乃是他们这些年来的一次少有的离别，也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离别。
尤其引人思索的是，如此一番稀有阔别之后，意外重逢，又惊又喜之下，赶紧把袂快谈，那话题却不是别的，就是“呼酒话旧事”，并因此“感成长句”，而诗句也说明所话的内容就是和“燕市悲歌”为对的“秦淮旧梦”。这就十分清楚地透露出，曹雪芹的此次离别，是和他祖上在南京做织造时的往事有所关联的。
不但如此，从这次重逢为始，直到次年的夏秋之际，敦敏、敦诚二人同访雪芹于其山村，赋诗纪事，那诗中的主要内容也还没有离开这一点，两人异口同声地写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的联语来。
明琳大约就是著名的将领明瑞的弟兄，是大学士（宰相级）傅恒的侄辈。明瑞军功甚伟，后来本人战死于边疆，封为诚嘉毅勇公爵。他的府宅在安定门大街南兵马司路北。这个府第是三个大宅连在一起的，院子甚多，族中人众，各居一院。明琳的养石轩，也许就是这处大宅的一个院落，安定门者，是北京城北面两门中东边的一座大城门，与西边的德胜门遥遥对峙。
在那时候，明瑞从事新疆伊犁地区的开发之后，召回京师，正做户部左侍郎（1758——1762），当时他袭着承恩公的爵位。他的一姐妹嫁与了豫良亲王修龄，生子裕瑞——就是著作《枣窗闲笔》传述雪芹形貌事迹的那位宗室了。
看来，雪芹的足迹是常到安定门内这一带来的。非常有趣的是，尽管明家是那么富贵，而敦诚作诗却把他家人比作一群鸡——雪芹则翩然如云霄之仙鹤一般，高不可及！这是何等的推崇钦慕啊！
在雪芹离京南下的这一载有余的时光里，脂砚也是最想念他的人了。她受雪芹重托，在二人不能相聚时，为书稿多下工夫收拾整顿。脂砚果然不负所托，到乾隆二十五年秋日，已经编整出一部四次评阅的本子。内中仍有短缺文字之处，空着等待雪芹回来。
雪芹在江南，也不会空闲，从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了第七十五回之后，到二十五年秋日回京，历时又已四年多的光景了，应该是又写出了不少章回，也许已经接近于全书的尾部了吧。脂砚日夜盼望着雪芹的归来——捎回来的不是财物，却是一大包新的书稿！
这里，请允许我运用一点点文学的手法，用推想来补充我们所无法尽知的情景——我们可以设想雪芹临行时是把脂砚寄托在一处尼姑庵中，这是为了地方幽静；也是为了她的安全和工作方便。
下面是想象的“镜头”——一座尼庵的偏院，后层僻角上一间小屋。脂砚灯下独坐，心事重重，若有所念。忽有轻轻敲窗声，脂砚急问：“谁？”
“我，荣儿。”
脂砚惊喜，连忙迎他进来。一个小孩童，约十二三岁，村中衣饰，手提一包，神色紧张。
“你怎么来了？你芹二叔从江南回来了吗？你没碰上坏人吧？……”一连串急切的问语。
“芹二叔前儿才来的，来了就问起您。他吩咐我，背着人把这些写的字儿带给您……”
脂砚赶紧接过包袱，打开一捆书稿。
脂砚十分兴奋，即时把它放在厨柜里。忙找一块糕饼塞到孩子手上。
“难为你这么黑夜奔了来，看你身上的土，跌了吧？”
“嗯”。
“可疼的孩子。”（给他掸土）“荣哥儿，那个坏东西还盯着你吗？”
“可不是！他还打我……”孩子委屈，说不下去，哭了。脂砚气愤地抚慰他。
“别伤心。等我给你出气。下次可多小心！”
从脂砚的批语来推断，她与雪芹并不是能够经常聚居的。她的批书是在与雪芹不能会面时作的，那隔离着的情况，从批语口气中有明显的透露。这当然可以是因为雪芹出外南行了。但是这里面还有别的缘故，是被迫分开的。这也许是由于生计上的问题而不得不另作安排。但是也有可能是被迫而暂避，因为他们二人的重会在当时舆论的目光里是“不合法”的，是不光彩的事情，有人施加了压力，逼他们离开。
敦家弟兄的诗所说的“燕市哭歌悲遇合”包含着这种难言的悲剧性事故。
乾隆十年，皇帝再次晋封了一些妃、嫔，并定出新典制：皇贵妃、贵妃的仪仗之内原用红缎，现改用金黄色缎。其次一级的妃、嫔等原无制，今添用红缎。
雪芹在他的小说第十八回中，写贾元妃归省，仪仗中正有“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这足以说明：他写到这回书时，已在乾隆十年之后，因为本年以前是无法预想这种制度的。
又如，乾隆二十年（1756），宣布将小公主在几岁时即指配与蒙古王公幼子。到二十四年，又申谕宗室王公之女儿皆须指配蒙古，不准私自婚配。这种满蒙“和亲”的规矩直接影响了雪芹小说原稿中后来写探春（宝玉的三妹，最有才干的少女）被指配与“外藩”去作王妃的情节事迹。
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平郡王福彭病故了。雪芹的这一门最重要的至亲的家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皇帝悼念福彭是他自幼的同学密友，特例为之“辍朝”（不办公）二日，并派大阿哥（皇长子）去代祭二次。福彭原是可以成为军政上首席地位的人才，可惜由于政治原因，中途蹉跌，以后便消沉起来了。
在他手下的记室（秘书）方观承，后来却成了十分重要的一位名臣能吏。福彭一死，平郡王府与雪芹家的关系自然就疏远了一步。
约十年之后，与福彭最要好的慎郡王胤禧也亡故了。他是康熙帝的第二十一子，是一位著名的宗室诗人与高人，专门喜欢结交寒素的读书人，毫无富贵尘俗之分。他早年与福彭都是极推重御史谢济世，也赏识过少小时的雪芹。他也就是小说里的“北静王”（胤禧无子嗣，乾隆将自己的第六子永容过继给他，作为他孙辈的承嗣人。雪芹借了“永容”的字形，造了“水溶”二字，用以代指胤禧）。
福彭的丧礼中，乾隆单单派遣大阿哥去代祭，也让人寻味。因为正是这一年，皇帝透露出他的诸皇子，特别是大阿哥、三阿哥异常“不孝”，行为不端——他们也正像他们的爷爷辈（康熙诸皇子）那样，已经在明争暗斗地图谋将来“继位”之事了。所以福彭生前与大阿哥的私人关系比别人密切。乾隆对福彭，后来有些变化，大约与此不无干系。
乾隆十九年——脂砚重评《石头记》的这年，天下无数的怡亲王祠，都悄悄地变成了关帝庙。这是一场戏剧性的政治措施。在雍正时大得褒宠的怡亲王，这时早已成了乾隆的“敌对”，因为他的儿子们曾要推翻他的统治。
同一年，继以前准许在京八旗汉军人出旗为民之后，又许各省驻防汉军人“自便”了。乾隆对汉姓人日益歧视的心理屡有表现。这年，他又惩治一个满洲人名叫世昌的，只因他喜欢作诗——效法汉人的风习，诗句内容时有牢骚之语，大加指责。因此，满洲人饮酒赋诗，都不敢公然显露，需要偷偷地避人而为之了。诗和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