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ars时代文化反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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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大狼：有一句话叫先生产后生活。

　　　　张颐武：对，它每一个都是，你比如说大庆，我们干革命什么总是这样，总是先要奋斗，然后我们把生活搞得很低，然而这是为什么？当然也有它的理由，就是说一个革命时代，它的对社会的奉献，每个人应该是给社会做更多的贡献，而且通过这样的奉献给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中国得到了工业化。但是另一方面呢，这样对身体的忽视呀，确实是把身体工具主义的看待，也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就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开始不敏感了，所以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故事小说什么都是讲的怎么样带病坚持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身体本身是具有高度的价值的，一个人的身体是他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是他获得社会性的基础，不呵护好身体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社会性是没办法体现的，给社会的贡献也只能是非常短暂的。而且SARS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个，就是你要是这么带病工作的话，甚至会给别人造成巨大的危险，对吧。所以这个工具主义地看待身体，在那的计划经济时代里边是这样的。同时我们经过了计划经济以后，到了今天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也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大家也是工具主义地去看待身体，为什么呢？就是把身体作为追求个人目标的工具了。

　　　　张颐武：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也想注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文革中间，或者文革前的小说里面，不注意身体，但是到了我们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小说里面，你可以对身体的敏感性也是很弱的。你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作家，他写的那个小说，比如说人，他身体变成了一个欲望的容器，可以说。就是把欲望装在里面，他有什么欲望都可以通过身体来满足，就是这个身体是不会得病的，不会损失的，不是脆弱的，就是这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坚强的，过去我们讲革命者是钢铁造成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小说里面，他那些身体也像是钢铁造成的，你比如说彻夜地去泡吧，比如说在两性关系上面，他是非常开放的，或者说非常自由的这种态度，比如说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地狂热，狂热工作，玩命地玩。就是这样的一些价值观，你可以发现，他的身体也觉得是无足轻重的。

　　　　主持人：还有很多影视作品也是这样。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这个身体，特别是现在这个身体，他能够穿越各种界限，无限制地去膨胀自己。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经过了SARS以后，就可以发现，这个身体是有高度的公众性的，你的身体，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而且你涉及到你的家庭、社区、国家。你一个人感染了SARS，就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的链条就要断裂，你整个的你的家庭、你接触的人都被隔离，一下子就可以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还是几千年前的那个身体，还是那么脆弱，我们人其实并不是像一个变形金刚那样，打不倒，也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我们还是一个普通材料，就仅仅靠我们的意志是不够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启悟。就是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让身体凸显它自己的价值，超越这种工具主义的使用，我想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如果不把这个身体的意义重新去观察的话，那么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很多看待事物的方式，就会变得很简单。

　　　　主持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过去老说什么异化异化，如果说人的异化应该是从身体的异化开始的。

　　　　张颐武：对，身体的异化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没有把身心和谐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当然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洪昭光教授的演讲，那么已经广泛流传。说明这个对身体的呵护，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重要的主题，但是这个主要是存在于比较年老的人中间，或者年纪偏大的人。年轻人一般来说不在乎，因为他，一个是他年纪轻，他觉得无所谓，可以挥霍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种挥霍本身，可以发现他的身体其实具有高度的危险性。

　　　　主持人：我拿青春赌明天。

　　　　张颐武：对，我拿青春赌明天，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对身体的这种重新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大家的价值观，一般来说都是个人主义的，或者个人力争上游的，就是说通过这个身体，我们可以个人去力争上游，自己就行了，有我自己就行了。

　　　　张颐武：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其实是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的，这个就说明了，就是说个人原来我们想的是，个人只需要力争上游，你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只需要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成功，追求自己的奋斗，就是这个价值观在二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被我们所接受了。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你努力奋斗，你不努力奋斗，只要受穷，或者你就困难了。这个价值观变成了我们最主流的价值观。

　　　　主持人：深入人心。

　　　　张颐武：深入人心。就是你个人对自己负责，但是现在突然发现，个人没法为自己负责。你要依靠社会，要依靠国家，这些力量，你比如说你现在有钱，你可以坐头等仓。但是你不能阻止飞机旁边那个人呼吸。这个人的呼吸可能给你带来危险，就是说这个过程就会很严重，就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样一下子怎么得了，他呼吸了，就会造成你的危险，同时你个人解决不了这种危机，当然你说大公司也没有用了，你是一个很大的私人的公司，民营的公司，但是你突然发现你的公司没有任何能力，去控制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的结构，一方面我们个人努力地跨越每一个边界，你比如说国家的边界，我们要跨出去。家庭的边界我们跨出去，社会的边界我们要跨出去，越跨出边界的人，我们觉得他是越有本事的，一个人怎么是有本事？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越有能力去接触整个社会，你越是有本事的人，但是现在发现，哦，原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是一个随便说的话，是真正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你跟陌生人说话，就在SARS中间。SARS时代就可以造成危险，这一下子给我们的反思是很深远的，就是说你一下发现，你个人是和社会、国家和社区都紧密在一起的，最后发现，国家是保护你的一个重大的防线，虽然你个人可以和全球化紧密地相连，特别是现在人口的流动，特别是白领阶层，你想像自己是一个全球的人，你是一个环球居民，就是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存，但突然你发现，你原来有个国家在这儿，有个社区在这儿，有个城市在这儿，这些东西你都抛不了，你要是到别的地方去，人家要把你隔离的，这个时候你一下子发现，这些概念，原来有的概念，对你来说，是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的，就一下子就会，使得个人，我觉得会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回事，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思考。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就是说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会有一个调整，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的看法会有一个调整，我觉得SARS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在SARS在非典爆发的这个过程中间，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所谓信息不透明，是来源于我觉得非常深的一些概念，就是从现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屈辱的国家，我们有一个名字东亚病夫，这个是我们一百年来，中国人内心的一种，非常深沉的悲情，就觉得我们老是东亚病夫，所以我们特别地对这个疾病特别敏感，就是疾病好像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这跟刚才说的那个身体的问题也有关系，特别容易把这个上升到一个民族感情的高度上，就是说一旦你要是得了病，就是说意味着你是一个东亚病夫，意味着一百年来中国民族的屈辱，好像都加在你身上了。好像西方人，或者外国人会怎么看你，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中国电影，或者我们传统上你比如看到李小龙，电影里面他和外国人对打，或者非常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就觉得我们的认同感，我们的精神上的寄托，都在这儿。这个就是跟我们一百年来受到的屈辱，我们的主权在上个世纪的上半期都是不完整的。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受到了很多的屈辱，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屈辱感，使得我们好像哎呀，一想到疾病，就会想到内外有别，我们不愿意去说，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那个时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你比如说它外松内紧，它采取这个，或者内外有别，它真能把这个（社会）控制住，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没有广泛的流动，不像一个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的社会，它是广泛流动的，人是互相穿透的，来回走，特别是你可以发现SARS，它就是在这个全球大都市里面，就是通过飞机一下子到哪儿，马上这个地方就出来，就是它把身体作为爆点的时候，还拿现代的航空工具作为载体。你发现它是潜伏在全球化里面的病毒，就是全球化给我们的资本全球化了，人口全球化了，没想到病毒也全球化了，这个病毒全球化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一旦什么严重了？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变成一个病毒的爆点，爆炸起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原来我们能够控制住的，比如说信息控制住了，我们在过去，信息控制住了，其实你那个时候人口也不流动，所以信息控制在这个小范围里面，你的人口也在这个小范围里面就解决了，但是现在你光控制住信息，信息不透明，但是你的人是自由流来流去的，你可以发现人是管不住的。这个时候你只管住了信息，你好像一个水龙头，把信息这个口关了，但是那边人的那个口还哗哗往外流呢，你这样流下去，怎么能够控制得住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原来那套民族悲情。确实有一个，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要有一个重新思考，就是我们觉得内外有别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记忆，不愿意提起来，不愿意说我们有病，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种病，这个我们不愿意提，但是现在发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你没办法不提。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告别这种民族的悲情。其实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年里面，我们有了高速的成长，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有了，就是说告别民族屈辱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发现，中国人到国外去什么，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或者变成了一个很有面子的人。就是说你这种屈辱感根基已经越来淡化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就是说从SARS可以考虑，就是怎么样建构一种新的民族的性格，这个是从文化上看，当然比如说从政府应该公开信息什么，从行政学、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的角度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从文化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怎么样铸造一种新世纪的新的民族性格，我们在新的民族性格中间，告别我们的百年来的民族悲情。这个我觉得也是SARS反思留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

　　　　告别了民族的悲情，感觉到中国是世界大家庭里面平等的一员，这个地方发生了疾病，其实跟世界上其它地方发生疾病，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由于我们是东亚病夫发生了这个疾病，而是疾病发生我们这里，这是我们种种情况造成的，这个造成并不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因为中华民族的这种百年的屈辱历史，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告别，到了这个新世纪，已经告别了这个百年的屈辱了。所以我想。

　　　　主持人：就是说真正健康的人，不怕说自己有病。

　　　　张颐武：对，真正健康的人，不会害怕把自己的病讲给世界听，为什么？因为向自己的人民负责，向全世界负责，恰恰是一个大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就是在这个新世纪，在全球化时代的伟大民族的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非常好的典型的，反而是显示了你的自信、自豪，反而显示了你自己的尊严感。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需要反思的问题。所以我想呢从SARS看起来，就是仅仅从信息公开的角度，就可以发现，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民族性格的培养，就是告别一百年来的悲情，然后有了新的性格以后，我们把这个新的性格，和我们对个人对身体的呵护关照，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给我们的文化增加一个新的侧面，就是二十年来我们都讲的是个人奋斗，讲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超越我们的过去的这些局限，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就会想，我们一方面要回到社区里面，回到国家，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SARS发生以后，你发现我们的传统一方面可能有耽误的问题，就是在4月20号以前。我们没有动员起来以前，可能有一些耽误，贻误战机，或者贻误时机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意识，但是在4月20号以后，你可以发现，一旦社会动员起来，我们传统的国家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我们的传统的组织方式，比如街道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她都全动员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力量仍然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提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我们的个人身体，国家这些大的问题，通过这些思考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方面我们要超越简单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