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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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日本侵华国策的逐步实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其中也有一些不受时局左右的纯学术研究，但更有不少学者自觉自愿地服务于侵华。他们极力在历史研究中寻找侵略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法化，并且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学者甚至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前锋。这一切，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19世纪后期以来，在日本的史学研究中，所谓“东洋史”、“支那史”的研究相当活跃。由于江户时期延续下来的汉学教育传统仍在发挥作用，明治时期出现了不少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为“支那史”、“东洋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学者当中，内藤湖南作为日本“支那史”研究的奠基者，名声最响，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我们对日本“支那史”研究的剖析，不妨从他开始。
图16内藤湖南像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的中国历史及中国问题研究家，前期从事新闻工作，担任编辑和记者，并多次来中国收集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陆续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逐渐成为知名的“支那通”。1907年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教授，讲授中国历史课程。其间又多次来华，并陆续出版了若干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著作。他的著作在日本学术文化界影响很大，被称为“内藤史学”。他的全部著作后来被编入《内藤湖南全集》14卷，由岩波书店1969～1976年出版。
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自觉地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的性质。在此，我们主要以他的《支那论》和《新支那论》（《支那论》1938年由大阪创元社出版，该版本另收《新支那论》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两本书为中心，对他的“支那历史”研究加以分析。
《支那论》发表于1914年，全书分为绪论和“君主制乎共和制乎”、“领土问题”、“内治问题之一”、“内治问题之二”、“内治问题之三”等五章。这是一部以中国历史为依托、纵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论性质的书。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第二章“领土问题”。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事实上渐渐地丧失了对境内五大民族的统辖力”，“对支那的国力而言，支那的领土从来都是过于庞大了”。他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关系，认为在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中，即使五大民族都被统辖起来了，那么汉族能否真正与他们平等相处，其他民族是否真正服从汉族，也还是个疑问——
其结果，其他各民族自然就对他们（汉族——引者注）起了反抗之心，各自打起了独立的主意，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满洲，既然大多数都是支那内地人拥进来的，满洲人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反被支那的移民夺去了。这样的民族迫不得已就同化于支那人，为的是图自己的生存。但是，要说蒙古、西藏，还有土耳其种族，他们本来是在清朝的时候服从支那的，随着自己的势力增强，而生起独立之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管是蒙古人还是西藏人，他们服从支那，本来服从的是满洲的天子，只有满洲的天子统一了他们，他们才服从之，所以压根儿就没有服从汉人所建立的国家的意思。在满洲朝廷倒台的同时，所拥有的各异种族的领土随之解体，是当然之事。蒙古人要闹独立，西藏人要依附英国，这都是可能的。或者像内蒙古那样的靠近支那本国的部族，或者一直在北京等地生活的人，从感情上说他们一下子难以分离，但随着支那政府日益具有民主的倾向，也就越来越失去对异种族的统辖力。今日所谓五族共和，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袁世凯等出于一时的策略，而讨好蒙古王和西藏的喇嘛，也许能扯上个人的关系，但解体乃是大势所趋。……
以上是从异民族之间的感情问题着眼得出的看法。另一方面，以支那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从政治实力上，即兵力和财力上看问题的话，可以明白对支那而言，现在要实行异种族的统辖，是不可能的。（《支那论·附新支那论》创元社1938年版，第74～78页）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2）
接下去，内藤湖南分析了从汉唐，到元明清各朝代的情况，他认为，支那历代拥有那么大的版图，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由于领土版图过于庞大，周边民族叛乱的不断发生，而在国防上花钱太多，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国力疲弊，反过来却削弱了对异民族的统辖力，最终造成异民族闹着要独立。
内藤湖南之所以做这些分析和论证，其现实着眼点显然是在满洲。他强调说，从财政上看，满洲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当地创造的，而是靠从内地拨付来维持的。日俄、日清战争后，日本和俄罗斯的资本融入满洲，由于修了铁路，当地的土特产可以向海外输出，满洲的财力有所增加，但如果将日俄的资本撤回，则满洲仍然是一片贫穷的土地。他由此得出结论：
所以即单从财政上看，把满洲分离出去，是有益的。因为（支那）现在的财政没有继续占有满洲的实力。……
现在将国力，即兵力和财力所不能维持的土地分离出去，单就将来的经济发展上看，都是非常适当的。
从这一观察点来看支那的领土问题，从政治上的实力来考虑，现在应该予以缩小，不再为五族共和这样的空想的议论所支配，而是考虑实际的实力，毋宁一时失掉一些领土，而致力于内部的统一。（《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93～95页）
内藤湖南极力说明“支那”的“领土过大”，还是让出一些为好，讲到这里他仍感到不够，又通过对中国历代内政问题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国防不必要论”——
清朝这样一个朝廷，过去为勉强维持一个强大国家的体面，而不得不保有不必要的领土。但像李鸿章那样的知道国家实力的政治家，主张即使做出缩小领土的牺牲，也要和外国保持和平。而对其中深意，连张之洞、曾纪泽那样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何况袁世凯那样的猿猴智慧、不通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不足为之道。他们也许没有觉悟到，如今清朝的灭亡，其一大原因就在利权回收论。
然而今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首先明白，未来二十年，支那绝对没有国防的必要。现在虽然俄罗斯和英国等侵略了蒙古和西藏，但可以说（支那）决没有与之对抗的兵力。即便支那完全放弃国防，被人侵略的土地还是有限的，决不至于完全危及国家的独立，这是由列强的均势所决定的。即使拥有四十或五十个师团的兵力，其素质也可想而知，假如日本或俄罗斯等，有断然使之灭亡的决心，则无论如何也抵御不得。……倘若支那以内治为本位，在各省的两三处要害地区各部署一个联队的兵力，加以充分训练，若有大宗匪贼之患……也绝无危险。（《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161～162页）
这就是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内藤把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政治、经济上的困难、问题和危机，都归结为“领土过大”。即使是对中国历史没有研究的人，都会看出这种结论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内藤这一结论的荒唐可笑，并不全是由他的不学所造成的。相反，他知道自己研究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因而在这幼稚可笑的荒唐结论中，却透着他的“学术智慧”，即通过对“支那”历史的研究，为日本对华侵略寻找理论根据。他极力要说明的是：中国领土过大，累赘就大，那就割让出去更好；外国来瓜分中国，对中国而言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这可以为中国减轻负担。外国要来取中国的土地，以中国的实力无法抵抗，抵抗也无用，那就别抵抗；既然不抵抗，那国防就没有必要——这就是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的全部理论！但谁都知道，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的根本标志，就是拥有自己的国防；没有国防，国何以为国？要中国放弃国防，就是要将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于外国列强。显而易见，内藤湖南的“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是赤裸裸的瓜分中国的“理论”，是为日本侵占满洲乃至整个中国制造根据的“理论”。《支那论》写作时，日本政府正勾结俄国等其他列强、策划“满蒙独立运动”，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支那论》的出笼，显然是自觉地服务于日本的国策时局。该书出版一年后的1915年，日本悍然向袁世凯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政府的这些侵华步骤与《支那论》的深层联系，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只是一条蚯蚓”（1）
在《支那论》出版十年后，即1924年，内藤湖南又出版了《新支那论》一书。当时由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和扩张活动，引起了中国人的抗日浪潮。对此，内藤在《新支那论》的一开头就写道：“去年支那的排日问题颇为激烈，一时使我国国民感到忧虑。其中事情的变化不知何时是终了。无疑，排日问题并非出自中国的爱国心，也不是起于公愤，和袁世凯的排日问题一样，完全是煽动的结果。”图17《支那论·附新支那论》书影
自《支那论》出版到《新支那论》问世，内藤曾多次往返中国考察，对于中国人民为什么“排日”，却得出了“完全是煽动的结果”这样一个本末倒置的结论，足可见他的侵略主义立场对他的中国观察和中国研究带来了多大的偏见。在《新支那论》中，内藤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中国现实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在第二章《支那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中，他写道：
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的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支那人有句俗话，叫“常山之蛇，打头而尾来扫，打尾而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例如去年在排日骚动的时候，汉口是排日的中心地，假定日本派兵把汉口给压下去，那么为此绝不必担心会造成整个湖北的骚乱。（《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45～246页）
……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55页）
这就是作为“支那通”的内藤湖南对中国国民的总体判断，断言中国人缺乏国家意识，整个国家“只是一条蚯蚓”，首尾不能相顾。内藤做出这样的结论，其用心十分地露骨：既然“支那”人是这样一条蚯蚓，那么由日本人来斩几段，又有何妨？一则不会遭到“支那”全体人民的抵抗，一则也不会担待使“支那”“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责任。
不仅如此，内藤接下来还努力说明，“支那”要“革新”，必须有日本的介入才行。为此，他在《新支那论》中专列《支那的革新与日本》一章，进一步阐发了他在其他著述中早已提出的所谓“文明中心移动”论，来证明“东洋文明的中心”是怎样一步步地移向日本的，而由于日本已经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日本又怎样有资格“领导支那”。为了说明这一点，内藤首先就要说明“东洋文化”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超越民族界限的。他论述说，“东洋文化”发展中的一大特点就是东洋各民族之间没有“无视国民的差别”，而支那历史上本来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至少由两三个民族构成——
从文化发展看，他们泯灭了民族的差别，朝着东洋文化的路径不断发展。其文化的发展和移动，在支那上古时代就发生了，从开辟到战国时代就开始了这样的历史进程。秦汉以后支那统一，此后文化中心渐次移动，原有的文化中心渐渐衰微，文化的未开地渐次开发，有的地方成为文化的中心。汉代之前黄河流域是文化的中心，三国后渐渐向南方移动，由于地理上的关系，由于人工对于地理的改造，例如大运河那样的工程，对文化中心的移动产生了影响，不断地向东移动，又向南方靠近，南宋以后文化逐渐向东南倾斜，大体上沿着大运河形成中心。然后，随着这些地方的文化达到烂熟的程度，以前从未开发的地方被开发，文化也波及云南和贵州之类的地区。文化中心地带，唐代为止是河南陕西地区，宋元间是移向直隶和河南东部，此后到了明代，江苏浙江地区进入全盛，最近随着与外国的交通频繁，文化中心又移向广东。……（《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65页）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只是一条蚯蚓”（2）
内藤湖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移动”的现象，为的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