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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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移动”的现象，为的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接受支那文化而言决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今日要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对支那文化来说成为一种势力，这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现在的日本已经成为超越支那的先进国家，尽管对于日本的隆盛，支那人投以猜忌的眼光，但倘若通过某种机缘，使日本与支那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的话，文化中心移入日本，那时即使日本人在支那的政治上社会上很活跃，支那人也不会把这视为特别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可以从过去汉代的广东人及安南人对当时的支那人的感情态度中推测出来。（《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65～266页）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内藤认定日本已经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那么这种“中心”应该如何向支那本土“移动”呢？在中国人“排日”、不接受日本的情况下，日本的“中心”作用如何发挥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内藤又一次发挥了一个“支那史学家”的特长，首先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内藤认为，在历史上，支那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就在于周围的夷狄向支那的“混入”，例如汉代的匈奴，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时代的北方种族，他们的“混入”给衰老的支那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云云。在这里，内藤湖南对周边少数民族侵入内地所带来的作用的分析和见解，显然是十分片面的和错误的。事实上，恰恰是外族的入侵和周边的叛乱，几次毁灭了强大的中华帝国王朝，对政治经济等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中外历史上，外族入侵对入侵者是享受掠夺的盛宴，对被入侵者从来都是灾难。如果外来入侵对文化发展是好事，那么为什么不少日本史学家们对日本国从来都没有遭受外来侵略而津津乐道？为什么日本人要对元代蒙古人征伐日本未成功而弹冠相庆了几百年？既然外族侵略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出“攘夷”的口号？内藤湖南有意歪曲历史，把日本“己所不欲”的“外族侵略”施加于中国，鼓吹外族入侵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好处”，显然是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那就是为了证明日本入侵中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写道：
支那的有的论者特别是近来的论者，认为外族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支那的不幸，但实际上，支那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都是因为外族屡屡进行的入侵。……应该说对于支那民族的焕发青春，是一种非常的幸福。……
从这种使命来说，日本对于支那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议论，全都是无意义的。尤其是单以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说法来看待日本与支那的关系，是极不恰当的。（《支那论·附支那新论》第273～274页）
在内藤看来，日本作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担负着一种“大使命”，就是将日本的先进文化“移动”到中国，促进已经处在衰老垂死状态的、产生自身“中毒”征兆的“支那”实行“革新”。如果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神圣的目的，而采用“军事”的、“武力”的手段，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为此，内藤打了一个比方：“为了开垦一大片土地，就要挖掘灌溉用的沟渠，在沟渠中间有大岩石突起，对此可以用斧凿，也可以用炸药爆破。然而能够忘记其目的是在田地中开渠，而断定其目的是在土地上实施爆炸破坏，行吗？今日的日本的国是论者，忘掉了本国的历史和将来的发展道路，而只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的武力说成是侵略主义啦军国主义啦，这完全是自我贬损。”
在这种逻辑下，内藤湖南更进一步赤裸裸地鼓吹对中国的军事入侵。他指出：“日本的力量介入支那促使其革新，还算是支那自发的革新，而最快的捷径是从军事上加以统一。”也就是由日本来实行军事上的统一。在他看来，“支那在政治军事上，完全没有自发革新的素质”，没有日本的介入是不行的。
总之，内藤湖南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支那史”研究者，在某些著作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但是，作为一个终生在野的知识分子，他的“支那研究”却是自觉地为日本的现实政治、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的。这就使得他的研究充满了大量反科学的、非学术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描述和解说充满着谬误与偏见。尽管在某些细节问题上，内藤对中国文化给予了肯定，但从总体而言，他的“领土过大论”、“文明移动论”、“国防不必要论”等主要论点，是对中国不怀好意的谬论，其实质是鼓吹分裂中国和灭掉中国，而他的全部的“支那研究”，是建立在宣布“支那死亡”、“支那文化衰落”、“中毒”这些基本判断基础上的。他在1919年发表的题为《山东问题与排日论之根据》中早就断言：“确切地说，支那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就不是个问题。现在的支那，其实已经灭亡，不过其残骸还在蠢动而已。”在当时的内藤看来，“支那国家”已经灭亡了，但“支那文化”还在，“即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也没有必要过分悲哀……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而其文化却能大放光辉于世界，支那民族之名誉，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然而几年后在《新支那论》中，他又宣布连“支那文化”也已经“衰老”、“中毒”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内藤已经宣布了“支那国家”和“支那文化”的双重死亡。而能够使中国起死回生的，只有日本及日本文化。这就是内藤的“支那研究”中最根本的逻辑。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中国“只是一条蚯蚓”（3）
可以说，这样的“内藤史学”在20世纪上半期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制造舆论、献计献策、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误导了一般日本读者对形势的判断和对中国的了解。1938年，也就是日本全面发动对华侵略的第二年，他的两个儿子在《支那论》（含《新支那论》）创元社新版序言中，在谈到乃父的书所起作用时这样写道：
著者在《新支那论》中所预言的日支关系不可避免的破裂，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不管幸还是不幸，都被言中了；著者所阐述的老大帝国支那要靠日本国民的蓬勃的朝气来获得更生，此乃东亚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问题也已成为现在及将来我们面对的最切实的问题。如今对支政策如何是关乎日本国民命运的重大问题，对此恐怕谁都会有所认识。在这个重大的时期却未见关于支那问题的权威的大手笔的出现，不免寂寥，好在现在支那问题不只是少数几个专门家的东西。负有东亚指导者之使命的日本国民必须具备对于支那的理解和见识，我们希望亡父的这本书能在这方面起些作用。
历史也已经证明，这种“作用”确实是起到了。
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我国的一些“日本学”学者，对上述“内藤史学”的实质尚没有清醒认识，一些人撰文对内藤史学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其祸华之心却轻描淡写。这样是不可能揭示内藤史学之本质特征的。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支那史学”“东洋史学”成为侵华史学（1）
内藤湖南之后，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步步升级，日本的“支那史学”、“东洋史学”学者们，更多人自觉地为侵华服务，充当了对华侵略的工具。他们挖空心思地改造传统的史学模式，以符合侵华现实的需要。
首先，“大东亚史”鼓吹日本是东洋史的核心，而不应再把中国作为东洋史的核心，要重新书写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大东亚史”。
如东洋史专家矢野仁一（1899～）在1938年出版的《东洋史大纲》（东京目黑书房）一书中宣称：“在支那，文化早在周汉的古代就已大成、定型，此后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乎没有显著进展。”“中国的文化，不过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袭前代的文化。随着时代推移，则模仿之模仿，因袭之因袭，日益退化。如今，中国的文化……不过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前代文化的僵尸而已。”矢野仁一通过讲述东洋史，极力说明支那文化是停滞的，而日本文化却是不断发展的，东洋文化的中心已由支那转向日本。他说：
支那周边诸民族，除我国外，都受到了支那政治文化势力的刺激和影响，而开始了民族活动、促使了文化的发生。而且虽然在政治军事上对于支那也有反抗，但结果还是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未能展开独立的政治文化历史。而惟独在我国，受了支那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却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和支那周边的其他民族不同，没有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独自展开了自己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到了近世，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东渐，侵入了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圈，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刺激和影响力。……而我国由于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的侵逼，却受到了非常的刺激而崛起，取代支那在其政治文化圈内发挥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而且，对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圈之外的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各民族，也给以激发，唤起他们民族的自觉，使他们产生东洋与西洋对立的意识。（《东洋史大纲·总论》第2～3页）
矢野仁一宣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东洋所占的地位更加重大……以前以支那为中心的东洋史，如今进入了以我国为中心的阶段，迎来了对以前的东洋史进行再检讨的时期”。那就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史的体系。
图18《概说东洋史》书影
另一位东洋史专家有高岩在和山崎宏合著的日本高等学校（高中）的历史教科书《概说东洋史》（东京同文书院1938）中，也开门见山地说：“如今东洋的时局日益重大，尤其是此次的支那事变中皇军十分活跃，实在是旷古未有的盛事。以前的东洋史都是以支那为舞台的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抗争的记录，而今后的东洋的命运则相反，应是在日本帝国的率领下，各民族享受和平幸福。”他认为日本“作为名副其实的亚细亚的盟主，已为东洋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做出了切实的业绩”，因此，东洋史的重要性在国家的大局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他在1943年出版的《大东亚现代史》（开成馆，1943）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大东亚史的理念”，他主张，“应废除‘东洋史’、‘西洋史’之名称，将外国史之教材，分为以国史（即日本史——引者注）为中心的东亚史与世界史，三者（指国史、东亚史、世界史——引者注）是同心圆，国史周围有东亚史，东亚史周围有世界史”。按照这样的设计，日本就处在了东亚史的中心，而东亚史又处在了世界史的中心，实际上日本也就成了东亚史和世界史的共同中心。有高岩在《大东亚现代史》中，还大大拓展了“大东亚”的范围，认为大东亚“包括亚细亚大陆的几乎全部、日本及南洋群岛，而且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夏威夷等太平洋、印度洋诸岛屿”。他甚至说，“大东亚应该考虑到它是以南北两大美洲和埃及作为外廓的”。在这里，有高岩划定的“大东亚”的范围几乎占了世界地图上的一大半的土地，这显然是与40年代日本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野心相一致的，与上述的日本是大东亚的中心、也是全世界的中心这样的思路也是一致的。显然，这种理论主张不过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论和“日本盟主”论在史学研究上的翻版罢了。
对于大东亚史的日本中心论，既有像有高岩这样的独断，也有像秋山谦藏那样的“诗意”的煽情，秋山谦藏在《大东亚交涉史论》一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日本是亚洲的太阳。
亚洲是世界的太阳。所以，日本是世界的太阳。
宇宙的森罗万象，全靠太阳才获得蓬勃的生机，亚洲因日本的存在，才得以生机勃勃。只有生机勃勃的亚洲的存在，世界才有生机。
没有日本，亚洲就如同死灰。所以，以亚洲的太阳日本为中心，在亚洲建设新秩序，才能点燃世界新秩序建设之火。（《东亚交涉史论》第417页）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支那史学”“东洋史学”成为侵华史学（2）
在秋山谦藏的心目中，日本是亚洲的太阳，是世界的太阳，是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这很能代表日本的一些亚细亚历史学研究者的信念。
第二，“大东亚史”学者们极力贬低、轻蔑中国历史文化，宣扬中国文化“停滞”论，进而宣称日本侵华是为了打破“支那”的停滞性、推动“支那”社会的进步。
日本人关于中国文化停滞的观点，较早见于福泽谕吉的著作，后来成为许多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通行的看法。例如，著名的“支那史”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3）在其代表作《支那上古史》等著作中，提出了“尧舜否定论”，即认为作为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尧舜是后人编造出来的神话，而不是历史的存在。他从社会生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人类文化的发展看作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知情意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观察外在事物，并概括其普遍属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使外部的经验和内部的，即内心的经验统合一致、不相矛盾的阶段。白鸟库吉认为中国文化属于第一阶段，中国人没有哲学思辨的能力，思想不具有深刻性，也缺乏艺术的感觉，故不能创造出美丽雄浑的诗歌和杰出的建筑作品。他认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只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而正是这种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中国文化停滞和僵化的原因。像这种中国文化停滞、落后论，在稍后的日本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