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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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期望扫荡、歼灭“支那恶”的元凶、蒋〔介石〕政权，援助、强化“支那善”的汪派政权，即使前者和平投降，也断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只要“支那恶”的巨魁、头目、先锋还残存，则“小支那恶”就会在支那全土繁衍开来。
假如道义的日本不与“支那善”的政府协力，依靠文武两战彻底地消灭“支那恶”，则东洋永久的和平就没有指望。应该认识到支那事变是超长期的或者是永远的圣战，是造成世界根本变化的前哨战。（《这就是支那》第470页）
在该书的后记中，山崎又说：
现在的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对于支那民族的直接的报恩的行动。
一、“日本善”彻底打倒“支那恶”的元凶、巨魁，把被统治者从数千年的涂炭之苦中解救出来。
二、以“日本善”，援助远见卓识之士，使其发挥“支那善”。
三、让支那民族实现数千年来憧憬的孔〔子〕、孟〔子〕、老〔子〕的愿望。
自有史以来，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的报恩行动绝对没有。我把它叫做“圣战”，意味就在这里。（《这就是支那》第476页）
山崎百治的这些画龙点睛的“点题”之语，明确地说明了他的“支那民族性”的“解析”及他罗列、凸现所谓“支那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日本善”来打倒“支那恶”，为了服务于对中国的所谓“圣战”，为此，他把“科学的解析”变成了所谓“文武两战”中的“文战”，亦即文化侵略的工具，并且还无耻地把日本的侵华称为对中国的“报恩”行动。由此，强盗加无赖的丑恶嘴脸便跃然纸上。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1）
将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与侵略中国密切结合起来的典型案例，是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东京：严松堂书店1943）。大谷孝太郎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做过教授，也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图21《支那国民性和经济精神》书影的教授，此前著有《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研究》，《最近支那经济要论》等书。经济学的背景使他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与现实问题、与日本侵华的需要更加贴近。该书由绪论“支那国民性的实体性”和前后两编构成。前编是“支那人的性格与世界观”，后编是“支那人经济生活及其经济精神”。其中“前篇”观点较为集中，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分析其前编。
大谷孝太郎认为，“典型的支那人的精神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构造形式是散文的，基本的内容是群的保身。”在这里他用了“散文的”、“群的保身”两个概念。他解释说：“支那人的生活的根本形式是散文的。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整体地统一起来，不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这就是我用‘散文的’这个词来比喻的原因。从支那人根本生活形式的散文性中，可以看出尊大、虚无、无自信和过分自信，冷漠和激情，安分、合理、矛盾、乐天等诸种属性。”什么是“群的保身”，大谷孝太郎说：“在这散文式的状态中，支那人最为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支那人的生活是以群的保身为基础发出旋律并运转着的。”“支那人最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是在群体中安居乐业，是把安居乐业置于群之中，而不是为了安居乐业而群。群居、经济与生命维持是浑然的复合。”他还将“支那国民性”与日本做了比较，说：“我们日本人生活在对国体的信仰中，具有自信力，具有感动的精神的生产力，带有英雄的狂醉的要素，缺乏安分性，虽有点沉不住气，但决不歇斯底里；具有人性而不残忍，也有因不太矛盾的矛盾而发生的烦恼，比较起来〔与支那人〕颇有不同。”大谷孝太郎认为，这种“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发端时期和经过时期都有表现。
关于“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发端期的表现，大谷孝太郎归纳为六条。第一，“支那人本来就有民族结合的基础，加上近来炽烈的民族意识的爆发，其民族意识是激情式的，所以民族运动也从内部建设而转向对外”，使“准备并不充分的民族主义者和与之同床异梦的共产党人一起，驱使族人走向对日战争”；第二，“由于支那人自身并不能产生民族自信力，所以一旦从外部获得了自信，就具有了超过其实力的极端的自信，因此，依靠时代思潮和列国对支那的媚态而获得自信力，自己不顾自身的实力而自信力膨胀，热衷于对外反拨，疯狂抗日侮日，反反复复，终于酿成了事变”；第三，“支那人一旦遇上强大对手……出于憎恶而发生歇斯底里症，破罐子破摔，甚至不惜‘饮鸩解渴’，敢于‘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第四，“支那人长于局部富有合理性的算计，但过犹不及，却导致非合理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从全局看采取的是歇斯底里发作时的行动”；第五，“支那人只注意局部的合理性却堕入非合理性，从而陷于矛盾境地，越陷越深，终于成为不能自拔的喜剧人物”；第六，“支那人是一种无感动的合理主义者，缺乏英雄狂醉的要素，因而支那人中难以出现真正的英雄。蒋介石被封为‘民族英雄’，但他没有创造精神，不是个真正的英雄，如上所说，毋宁说他是蹩脚的喜剧演员”。
关于“事变经过中表现出的支那人的世界观”及“支那国民性”的表现，大谷又归纳了十二条——
第一，在事变过程中，支那人炽烈而又激越的民族意识一直持续，尽管是自暴自弃式的，但重庆方面的支那军一直在顽强地抗战。
第二，由于没有自信力，一旦外部给予自信，便走向极端的自信，倘若在一个小局部显示了若干优势，就夸大其辞，民众欢呼雀跃，士气大增。动不动就说什么四月攻势、冬季攻势等等。
第三，对逼上来的对手一味憎恶，歇斯底里大发作，越发自暴自弃，继续抗战，因节节败退，徒使国土荒废，失去民生，也使日本方面疲于奔命。结果〔支那〕不断败退，致使失地赤化，哪怕“国家灭亡赤色仅存”也在所不辞。……
第四，支那事变作为“战争以上的战争”正在继续……蒋介石方面搞的是“彻底战”。这种“彻底战”，非支那人那样的虚无主义者所不能为。虚无主义的支那人对日本极度憎恶而歇斯底里，看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彻底战”。……
第五，因为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所以一方面搞这种“彻底战”，一方面又涌出大批机会主义者，做出和平姿态，使事变更加热闹。
第六，由于富于局部的合理性，长于算计，故往往使合理性走向非合理性，太算计却招致损失……对于日本方面当初的不扩大方针，支那方面却使之扩大，将日本军队引向上海、中支（即中国中部——引者注）。循着同样的轨迹，为了对日胜利而把被他们同样视为“夷狄”的英、美、法、苏联引为朋友，依靠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而持续抗战。而这些第三国的援蒋显然是从各自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并非出自真情实意。……
第七，由于只讲部分的合理性而堕入非合理性，陷于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而且还满不在乎，因此，当武汉陷落后，在重庆方面，正如周佛海所说，“没有一个人不想到讲和，又没有一个人敢于讲和，这些人……都希望别人来讲和，而自己做主战论者。换言之，希望他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这种可悲的矛盾现象，不仅在〔西南〕内地，而且在上海也随处可见。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2）
第八，支那人性极尊大……稍有得意的事情便得意洋洋，是矛盾的乐天派，因而，即使一朝被攻下了一城，一夕被拔掉了一堡，节节败退，一般也没有失败感。失败时也以善战相安慰，无论遭遇多大的倒霉事也不气馁，看上去就是高高兴兴地失败。……
第九，支那人就其社会性来看，不具备高度的“性格性”，故对于民族乃至国家的“性格性”不认同，对诚心诚意者不认同，不相信有什么信义的东西存在，因为有时日本未必都显示出高度的“性格性”，所以除汪派外，〔支那人〕基本上都不能认识日本的“性格性”，认识不到日本的诚意。……
第十，支那人在看破对方的合理性的打算方面过于敏锐，富于猜忌心。……尽管日本方面已付出努力，宣抚工作却举步维艰……
第十一，支那看似生命人却不是生命人，看似经济人却不是经济人。看似生命人却把生命视为鸿毛……看似经济人，却没有人吃嗟来之食；喜欢安居乐业，而能使他们安居乐业的宣抚工作的奏效程度〔如何〕，看看就明白了。
第十二，支那人比起生命人、经济人来，毋宁说是社会人。支那人娴于巧妙的社会技术，而且娴于利益性的社会技术。所以对货币经济生活很老到。抗战中，如果说支那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果的话，那么比起武力战来还是谋略，是经济战，特别是通货战。什么“汇划制度”啦，什么“外国为替管理办法”啦，什么“地方金融机构改善办法”啦，什么“法币平衡资金的设置”啦，这其中虽然肯定有在支那的外国金融资本家的智慧及实际的帮助，但与武力战的寒碜比较起来，还算是新鲜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第82～92页）
在大谷看来，中国人都是些顾此失彼、歇斯底里、性格矛盾、妄自尊大、自暴自弃的人，而这些“支那国民性”对于“日满支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一个制约因素”，是一个“障碍”。“支那人”的这些性格“顽固而又可厌”，“以尊大性和民族意识为中核的支那人的内心组织的顽固性，实在不堪言喻”，但“顽固是顽固，支那人的世界观又并非固定不变……如果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把支那人的心引导到日满支新秩序建设的方向，不是不可能”，所以他建议日本应该想方设法地完成“现代支那人性格的超克”。这恐怕也正是他的主要目的所在。
可见，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对所谓“支那国民性”的总结，是他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中国人民抗战的观察之所得，尽管他提炼的一些事实还算是基本正确的，如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焕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最后胜利的乐观信念等，都是他不得不正视的事实，但他以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和眼光，对这些事实做了歪曲的、荒唐的解释，断言这是中国人尊大、非理性、自暴自弃、盲目乐观的“国民性”的表现。大谷把中国人的国民精神看成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试图以此来解释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战行为，但他最终也不会理解、当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群的保身”的中国人，那么希望“安居乐业”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略又会奋不顾身，却有着“与汝偕亡”、“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的斗志，和日本进行所谓殊死的“彻底战”？！大谷只能把这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归结为“散文的构造”，即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不具备所谓“性格性”，即矛盾、混乱、不统一、非理性、歇斯底里等等。满脑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大谷孝太郎面对中国人民的决死抗战，在惊诧、困惑之中，只能做出如此皮相、荒谬的解释，这并不奇怪。
在该书的第三章《在大陆上的彻底战》中，大谷进一步运用他的这种“支那国民性理论”来解释侵华抗日战争。他惊诧于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卓绝，写道：“我国军人在谈到自己体验的时候，认为在我们的敌人中，支那兵最强，苏联兵次之，英国兵再次，澳洲兵又次，最后是印度兵，这是值得三思的。”大谷把战争分为“不彻底战”和“彻底战”两种类型，而把中日这场战争称为“彻底战”。他对“彻底战”和“不彻底战”的界定是：“‘不彻底战’是交战双方在共同的地盘上交战时，不放弃相互理解的关系，准备着谈判，战争行为是有限度的，并有履行承诺的精神准备；而‘彻底战’则是交战双方不共戴天，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理解也没有谈判的余地，战争行为没有克制，没有承诺也不履行承诺，一句话，是把敌方的精神人格作为对手的、完全不可预料的战争。”他认为在中国大陆上的这场战争就是“彻底战”，并把“彻底战”作为“蒋共支那在支那大陆和日本展开的一种特异的战争类型”，认为此种“彻底战”是“发自于支那人的世界观，支那人独特的世界观才是‘彻底战’的基础”。即“尊大”的心理和“信义”观念。为了自尊，为了信义，生命财产在所不惜；对不讲“信义”者，“支那人”厌恶至极，一旦对手逼上来，就会“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的症状大发作”，鉴于这种国民性格，“支那人突入对日战争，以非人性的、物性的‘彻底战’应敌，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面对这种“彻底战”，大谷认为要改变这种“支那国民性”极不容易，而要“超克”这种“彻底战”，“所能够想出的办法有两条，第一，就是面对蒋共的‘彻底战’，我方亦挥泪以‘彻底战’应对之。要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可以考虑的第二种办法，就是要把支那人认为日本没有信义道义的误解清除干净、予以根绝，以此把他们拉到信义道义的共同地盘上来，由‘彻底战’变为‘不彻底战’。”他强调不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实力。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3）
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理论是在日本侵华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