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规模与范围之大、研究之细致，当令人叹为观止。该研究所资料课于1941年编辑的《东亚研究所日文图书目录》即达上下两卷的规模。
“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也是一个官方的情报机构。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经营，在40年代初成立了专门的“大东亚省”，并下设了一个“调查课”。“大东亚省调查课”从1942年起将搜集到的情报加以编辑，连续出版了十五期（号）《调查资料》，对满蒙地区的造林地、羊及羊毛资源，以及向满蒙移民“分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是一个设在南京的重要情报机构。这个机构成立于1937年，是在占领地区的“图书及文献接收委员会”和“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的基础上由“中支派遣军特务部”组织起来的。这个“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除了搜集整理图书资料外，从1939年起连续出版《资料通报》共十辑，从1940年起出版《编译汇报》，到1942年，共出版八十八期。这个情报所搜集编译的情报范围，均集中在中国的经济问题方面。
“大东亚问题研究会”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报组织。在1944年刊印的题为《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体制论》（此书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扉页上盖了一个“秘”圆印）一书最后，附了一篇文章，题为《大东亚问题研究会第三分科（共荣圈文化体制）研究会的构成及研究经过概要》，兹节译如下，以见此类研究会之一斑——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七七事变后各种对华情报活动的活跃（2）
一、设置的趣旨：
大东亚共荣圈必然要用新的文化来形成，此不必多言；对于从特有的立场谋求发展的、作为指导国家的日本的文化指导力加以再检讨，确立政治、经济方面的新体制，实有必要；同时，作为共荣圈内诸民族结合之纽带的新文化建设，当然也势在必行……因而必须确立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的文化对策的根本方针……
二、研究的方针及其态度：
根据如上趣旨而发足的本分科研究会，并非只单纯地冷静地进行文化问题的检讨，而必以共荣圈的建设为大前提，而展开具体方面的研究……本研究会认为共荣圈文化的成立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加以确立……故一方面要尊重大东亚各民族的文化的自主性，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共荣圈，必须创造统一的共荣圈文化。本会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研究的。……
三、研究会的构成：
本研究会由下列十位专家组成，此外长谷川如是闲、久富达夫、岸田国士、宇野圆空、新居格等诸君，也从自愿的立场予以协力。
第三分科研究委员会芳名（以五十音图为序）：
赤坂静也君日本劳动科学研究员
小野俊郎君放送协会调查部
桦俊雄君立正大学教授
木村毅君评论家
小山荣三君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官
小林高记君中央大学讲师
谷川彻三君法政大学教授
高桥龟吉君本会调查局长
吉野清人君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堀真琴君法政大学教授
宫园诚一君教育研究同志会主事
矢次一夫君本会总务局长
（事务局干事：荒居养洲 君）
四、研究经过概要
……
从这个研究会的趣旨和人员组成来看，这个研究会的人员构成是多方面的，而且确实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有的还相当有影响。这表明，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特别是1940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是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研究“共荣圈”的思想与文化问题的。
除了上述的情报机构和组织之外，日本还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图书馆，也具有对华情报搜集和整理的功能，主要的图书馆有以下四个：
一、东亚考究会图书馆，设立于1920年11月，地址在上海欧阳路二二一女校内。主要搜集和收藏与东亚有关的图书资料，包括地方志等。
二、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设立于1936年，地址在上海四川路149号，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兴亚院成立后归属兴亚院管辖。名誉馆长兼理事是船辰一郎，总务主任兼理事是上崎孝之助。藏书量十三万册，据说一个月的阅览人数突破一千名。
三、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分“本馆”和“分馆”两部分。本馆设立于1936年12月，地址在北京东城王府大街9号；分馆成立于昭和十三年6月，地点在北京西城小将坊胡同。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馆长小室三良。藏书基本是日文图书，总量为三十一万册，杂志六百余种，报纸四十余种，可以说是日本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图书馆。该图书馆除了正常的图书情报业务外，还从事日本在中国的日语教学及教材的编写。
四、天津日本图书馆，位于天津“大和公园”。具体情况待考。
上述这些情报机构不仅起了相关情报人员的组织、协调作用，而且还做了大量实际的情报搜集和研究工作。每一个情报团体机构都有自己专门的刊物，出版相关的书籍，从而构成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情报资源体系，在日本对华侵略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1）
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僧侣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九十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有六十多个，有日本当代学者把这些建在中国的神社称为“侵略神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主义体制中，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大部分佛教宗派都公开宣称支持军国政府侵华国策，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做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宗教界在“脱亚入欧”的时代选择中，很快认识到了宗教在西方文化对外传播、对外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落后状态。于是有人提出要优先考虑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朝鲜等地开始日本的传教活动。明治九年（1876）7月，日本佛教真宗的东本愿寺的谷了然、小栗栖香来上海建立别院，开始传教活动，是近代日本宗教登上中国大陆的开始。随后，日本宗教陆续来中国开展活动，主要有：
第十四章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1899年，佛教日莲宗在上海设立寺院
1901年，日本在台湾建成首座神道教神社
1902年，日本神道教天理教派在厦门设立神社
1903年，日本基督教会在天津落脚
1905年，日本佛教真宗本愿寺派在北京落脚
1912年，金光教在上海落脚
1915年，佛教曹洞宗在青岛落脚
1918年，妙心寺派在山东张店落脚
1920年，日本组合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0年，古意真言宗在上海落脚
1924年，西山深草派在厦门落脚
1925年，きよめ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7年，净土宗在青岛落脚
另外还有御岳社、大社教、扶桑教也在青岛、上海等地落脚。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落脚的日本宗教宗派都有对华宗教侵略的动机，30年代之前日本在华许多宗教团体和设施主要是为在华日本人提供宗教服务的，规模也不算大，有些是经当时中国方面的同意才进行活动的。
但是，在台湾的日本神道教却有不同，神道教虽然也受到了中国道教的不小影响，但它是日本惟一的一种固有宗教，日本有些人认为神道教是日本“国体”的基础，《古事记》中记载的“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是“现人神”、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成了神道教的基本信念。由于神道教的这种性质，明治维新之后它自然地与天皇制帝国主义国体结合起来，成为地地道道的“国家神道”，而对进入中国的神道教而言，神道教一开始就带有宗教侵略的性质。在对华宗教侵略中，神道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37“台湾神社”神道教在中国登场首先开始于台湾岛。1895年日本人大举登陆并占领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派遣北陆军中将、近卫师团长北川宫能久来台湾指挥镇压。此人在1895年10月28日“战病死”后，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立神社，将北川宫能久作为“神”来祭祀。到1901年，神社建成，命名为“台湾神社”（后改名为“台湾神宫”），这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开始。此后，日本有计划地在台湾推行神道教，建立神社。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要让台湾人体会“崇敬神社的本意”，并规定“将神社作为地方教化的中心”。而“台湾神宫”建成后，自然就成了台湾岛最大的“教化”神宫，日本总督当局规定每年十月八日作为台湾神宫例行的“祝日”，全台湾岛都放假，而学校的学生则被强制必须到“台湾神宫”搞“新年参拜”、“毕业参拜”，一有机会就组织学生集体参拜。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2）
为了树立神道教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日本人还对台湾当地具有中国地方传统的宗教及其寺庙进行强制性清除，名为“寺庙整理”。关于“寺庙整理”问题，日本当代学者宫本延人在《日本统治时代寺庙整理问题》（天理教道友社1988）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林景明先生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东京·高文研1997）一书中，则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记录了当时“寺庙整理”的现场情况：
新义州的桃园郡守，决定将一个很大的寺庙拆掉，自己亲临现场指挥。他将壮丁团的人集合在布满纸钱灰烬的寺庙前面，说道：“日本国民没有参拜寺庙的必要。而应该参拜神社！”然后下命令：“哪一位先来动手拆？”但是谁都怕遭报应而不敢出手。郡守见状，从庭院走上台阶，站在神殿的高处，说：“哪有什么报应？你们既然那么害怕，看我来开个头！”说罢要走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激动脚下没留神，一脚踩空而摔了一个跟头，脚崴了，疼得他大叫了一声。
“瞧啊！遭报应了不是？”此事一时在台北州流传开来，而这座寺庙也因此而幸免于难。（《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第41～42页）
据林景明讲，不光是寺庙，日本总督府连台湾各家庭祭祀祖先的灵坛也让拆掉，而以祭祀天照大神的牌位取而代之。
据日本当代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东京·新干社2003）一书中提供的表格，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期间，在台湾建立的主要神社如下：
神社规格神社名称所祭祀的神建立年月官币大社台湾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00年9月18日官币中社台南北白川能久1925年国币小社台中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1年2月28国币小社新竹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6年9月26日国币小社嘉义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26年12月24日县社开山郑成功1896年7月25日县社宜兰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01年3月7日县社基隆北白川能久等六神1911年2月23日县社高雄北白川能久等二神1912年12月5日县社台东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2年12月27日县社花莲港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5年8月19日县社阿堠北白川能久1918年1月23日县社澎湖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34年7月23日除台湾外，在中国，被日本神道教渗透较为严重的地区还有东北三省。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后不久，于1905年10月最早建立了安东神社，来祭祀天照大神。接着，1908年建立平山神社，1909年建立抚顺神社，辽阳神社等，后来又建立了长春神社（后称新京神社）、大连神社等。在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已达四十多座。到1945年统计，神社已多达二百九十五座。1936年，日本外务省专门出台了《在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对这些神社的性质、作用、管理和参拜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而且，除了神社之外，日本还在满洲建立了若干与神社的功能相当的类宗教场所，如“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塔”之类。
除了台湾、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内地广大地区，日本的神道教也有相当的活动。日本的神道教有十三个宗派，在中国活动的有天理教、金光教、大社教、御岳教、扶桑教等五个教派。根据“东亚研究会”编写的《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提供的材料，神道教各派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如下表：
日本神道教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一览表：
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大社教上海教会所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大正年间大社教北京别院北京文昌胡同1939年扶桑教上海支厅上海吴淞路不详御岳教日月教会青岛金一路不详金光教北支布教管理所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1939年7月金光教北京教会所同上1939年4月续表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金光教中支布教管理所上海武昌路不详金光教天津教会所天津春日街1919年12月金光教济南教会所济南升平街1920年3月金光教青岛教会所青岛德平路1916年7月金光教上海教会所上海武昌路明治四十五年金光教汉口教会所日本租借中街1927年5月金光教香港教会所香港骆克道不详天理教华北传教厅北京东城礼士胡同1928年天理教上海传教厅上海靶子路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