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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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这种主张自李汝珍以来在中国已经周期性地发生——而是女性所发动的革命。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她有时甚至在《天义报》的编辑上做了比刘师培更为投入的工作。更为主要的是法国以及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在这两个国家，他们甚至示范性地允许女性进行恐怖性暗杀行动的尝试。当东京无政府主义小组如巴黎方面要求的那样，从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处逐渐取得领导地位，并将中国留日学生中逐渐蔓延的对生存的厌倦转化为自杀式行动的冲动时，这方面的工作，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由此，何震在1907年会议期间，宣布了她的关于革命运动三阶段的观点： 1 政治讨论阶段； 2 政治行动阶段； 3 政治暗杀阶段。而张继，东京小组地位仅次于刘师培夫妇的第三位主要领导者走得更远，他说：“依我看，无政府主义并非什么高尚的理念。它的最高理念，就是消灭全人类。”这个结果将通过五个同时发生的步骤实现：所有政府、村庄、人类、大众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灭绝。这个“五无”理论，让人很自然地联系到明末造反领袖张献忠的恐怖理论，他同样相信他发现大屠杀，所谓“七杀”，是对人类惟一有效的拯救手段。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3）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极端激进的主张，使得东京无政府主义小组不能够完全实现他们的主张和理念。尽管日本警方只是加强了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力度，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们还是感到了压力，并导致他们的组织于1908年初解散。后来由何震出面，刘氏夫妇被当时两江总督端方收买，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监视颠覆政府的组织，而张继则逃亡巴黎，直至1911年革命成功。尽管未被接受，他在同一年（1908年）向当时新组建的共和政府的建议仍然被记录下来。他建议将长江出海口的崇明岛建设为“世界无政府主义试验地。”而崇明岛，在将近两千五百年前曾被中国人视为蓬莱、瀛洲的仙境福地。
共和的建立，给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机会，在他们的国家实践他们的理念。因为之前身处异邦，共和已经建立，那种兴奋对他们而言并不真实，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没有像巴黎小组那样进行憎恨自身文化的世界主义式的尝试行动。但他们也曾在中国本土传播西方的、世界主义的观念。出乎意料地，中国被视为存在成为世界革命先锋的可能，因为他们的说法，在这个国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能够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一仿新杂志《民声》（原名《晦鸣录》，由心社于1913年在广州创办），成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机关报，并在其创办之初就表达了这样的态度。不仅仅它的名称，甚至它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同时以中文和世界语两种语言印刷出版。杂志第一卷开始于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宣言，其中，世界语的传播成为他们实践计划的重要部分。刘师复，这份杂志自始至终实际的精神领袖，如此描述他的目标由于资料的原因，原文未能找到。此处由译者从英文转译。——译者注：
358今天，这个帝国的普通大众已经被野蛮的压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快乐，陷入了甚至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痛苦、不幸、污秽和耻辱之中。如果人们探究其中的原因，就会明显地看出，现在的社会组织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为它的大众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因此希望有所作为，使人们得以解脱痛苦，我们惟一能作的事情，就是通过世界革命，废除现在社会的野蛮压迫，并将它替换为一个更好的、更合法的遵循真实理念的新社会。只有到那时候，普通人才有可能说他们发现了真正的快乐和自由……我们的主要理念是：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会组织主义，反对宗教和家庭的意识形态，素食主义，所有语言和所有国家“大同”的标准化。为达到这一点，必须加上新发现的自然科学，它将使生活更加方便，人类得以进步。“世界语办事处”的成立同样是件紧迫的事，所有的语言将由世界语统一。一种世界的语言将因此被引入中国。同样，一个真实的中国将被传播向世界。一旦世界语和中文被接合为一种语言形式，从中文到其他语言的翻译桥梁就得以建立，不同语言、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将因此更加紧密。这将同时引导东亚大陆普通百姓，使他们有可能直接关注神圣的世界社会革命的原因，这个革命最终将由全世界最低层阶级联手完成。中国无疑是个巨大的国家。因此，将不会缺少有识之士，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大约一年以后，刘师复在一次面向“上海的同志”的演讲中，更为清晰、完整地从细节上阐明了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计划，共分十四个段落由于资料的原因，原文未能找到。此处由译者从英文转译。——译者注：
3591 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山、工厂、农具、机器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为公共所有。这将使资本主义的个人力量走向消亡。同时，金钱将被废除。2 尽管所有重要的生产工具都已收归公有，部分个人生活所需的工具，仍属个人。3 将再也不会有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区分。所有人都将进入生产劳动，每个人都要决定何种劳动与自己天性条件最为适合，何种劳动自己的体力能够胜任，并自由的从中选择自己的劳动方式。将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强迫。4 所有劳动产品，如食物、衣裳、房屋等等将都归于公有，人人各取所需。由此，人人皆可享受平等之幸福。5 将不再有任何种类的政府。所有行政体系及规定，尽皆废除。6 将不再有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7 法律条文将被废除。8 各种自由组织的公共工会将得以建立。其职责是提高各工种的工作条件，并引导制造业的方向，服务大众。这些工会，无论简单规模大小，成员都仅包括工人或其他相关部门。领导和官员将被排除在外。当一个工作位置被委托给某人，同时还需监督此位置包含有相应的实际工作，而非仅仅使被任命者借此位置具有有了侵犯他人权力的可能。同时，不能有任何法律，使得这种工会具有限制人们自由的可能。9 婚姻将被废除。所有男女将自由的以其意愿结合。公共卫护中心将照料孕妇、护理婴儿。出生在那里的婴儿将随即送往公共托儿所。10 所有六岁到二十岁或二十五岁的儿童，都将接受教育。无论男孩女孩，都将接受最好的教育。随后，他们将工作至四十五或五十岁。在那之后，他们将在公共机构中得到照护，安度晚年。所有的疾病都将在公共医院中得到治疗。……12 所有宗教信仰，以及基于这些宗教信仰，违背人的自由的命令与限制，都将被废除。在那里，将引入“互助”的自然道德，自由也将达到它的最高境界。13 所有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将不超过二至四小时。余下的时间将用于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这将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同样还要有属于艺术和体育的娱乐时间，每个人将因此提高他的智力和体力。14 学校教育之中，一种用于日常需要的国际语言将逐渐取代不同国家使用的不同语言。这样，远与近、东方与西方的世界，将很快消除。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4）
刘师复的天堂，不仅与吴稚晖的有相似之处，而且与康有为、刘仁航的理想社会也同样具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尽管文中所描绘的图景呈现出一副生机勃勃之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们的生活却并非如此。在当时，几乎所有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以近乎冷酷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他们严格的纪律，只是部分源于他们有时感受到的外部压力，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被搜捕的状态，因为他们几乎在永远地计划着破坏和暗杀活动。他们使读者感到震惊的清教徒式的严格品质，源于一种奇怪的杰出道德，正是这种道德，支撑着他们承受自己选择的这种孤独的生活。同样产生影响的，还有中国式的传统道德，如简单、节俭和严格等等，这些传统道德从最初就进入了中国人的思想，甚至在他们的“天堂”中也不例外。巴黎无政府主义组织已经放弃了它对组织成员的严格的道德纪律要求。但是，那些聚集到刘师复身边的狂热信徒，已经将他们的理念发展为一种中心意识形态原则。他们对其他的，甚至与他们持相反理念的运动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心社”成员的“戒约十二条”，在成千上万的无政府主义者间传播。他们的目标如此，但是他们散发的传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其说是因为人们渴望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不如说是恰恰相反，人们已经对污秽、贪污和混乱的社会现状失望至极，希望得到清洁与秩序。非常荒谬地，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最持久的遗产，是他们严酷的道德规戒。其影响所及，可至30年代初期国民党以及同时期共产党两党内极端的道德要求。实际上，甚至在今天，尽管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肯定地赞成这些要求，这些道德律令在中国大陆也随处可见： 1 不吃肉； 2 不饮酒； 3 不吸烟； 4 不使仆役； 5 不婚姻； 6 不使用姓； 7 不作官吏； 8 不坐轿及人力车； 9 不作议员； 10 不入政党； 11 不参加陆军或海军； 12 不信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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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田园、生命哲学与民族主义
但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新的标签下富含古老社会的乌托邦思想——不可避免地在细微处发生了分裂，并使这些运动发生了本性完全不同的变化。吴稚晖曾经谈及刘书福短暂的生命——他曾长时期的被自己的肺结核病所困扰，并最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似乎能够印证这个过程。当他死于1915年时，他身边的圈子已经几乎向所有的方向分散，尽管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会在这里那里短暂闪现。毫无疑问，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这种分散，而非确实聚焦于某一个现实问题，使它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们的纯粹理想，逐渐发展成为包含有这种思想的混合体。在严格清教徒宗教的影响下，在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发展成为“留法勤学会”（The Society for Frugal Study），随后在一战期间，当法国出现劳工短缺，并开始雇用包括学生在内的成千上万中国工人时，“勤工勤学会”（The Associations for Diligent Work and Frugal Study）出现了。它的成员包括了在中国本土的各种预科班。在1918年，毛泽东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团体。这场发生在西方的巨大战争，是许多被压抑的压力和矛盾的爆发。但是，在这场地狱般破坏的同时，也熄灭了许多当时发展热烈的运动（如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火焰。其中，中国留欧学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又回到它组织之初的水平：一个工人和学生的联合组织，在最困难的时刻，为那些出国留学为学费困扰的学生提供帮助。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正因如此，经费的短缺严重的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自由。在1921年，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被强制离开法国。
361在东京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更为短命，也更没有聚合力，然而却与他们的祖国保持了最为密切的联系。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思考以奇怪的折射方式，受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发生的大讨论的影响。其中一个有意思的主张，是将所有社会组织到“村庄”里，这个主张，刘师培在他的“权力平衡”理论中已经提及。接近1918年，由学者武者小路实笃（Mushanokoji Saneatsu；生于1885年）的提倡，这个理念在日本引发了“新村运动”（New Village Movement；Atarashiki mura）。这个运动的理念受由托尔斯泰（Tolstoi）与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启发，建立了集体农场式的专制社会，并由自愿的共产主义者支撑。这个运动很快由日本从中国东北影响到了整个中国大陆（新村“计划”）。因为它消除了无政府主义哲学的麻烦、消极一面和恐怖主义行动，在1919年的五四文学革命后不久，它就在当时的主要杂志《新青年》和《新潮》上激起了热烈的讨论。胡适，一个相信“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杜威主义者，对这个运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场运动不过是在摩登外套下的浪漫空想主义。但是，包括如蔡元培这样的学者（1867…1940年），（“留法勤学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哲学是无政府…社会主义与美育主义的结合，相似于刘仁航的“艺术的世界”，还是热烈地接受了新村主义。与蔡元培一样被新村主义吸引的著名学者，还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1879…1942年），著名作家鲁迅（真名周树人，1881…1936年）以及他的弟弟周作人，他在1919年夏天以个人身份视察了东京和宫渏的“新村”，并且在《新青年》杂志上做了报道。刘仁航很可能也同样是这个运动的追随者，并说过“新村思想发展的历史审视”，“普天下新村同志万岁！”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5）
362从刘仁航的身上（可以与同样来自江苏的学者刘师培相联系），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模糊影响。这些事例，体现了由最强烈的拒绝宗教到宗教狂热，从破坏整个世界的狂热火焰到平和的田园牧歌冥想这一系列的发展轨迹。因此，胡适对这种思想上的变量投以怀疑的目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合理的。他以比别的人都快的速度，发现正是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开始由仇视外部（主要是西方）影响的极端激进、现实主义、破坏偶像为导向的意识形态，转而发展为因为在重点上细小的变化（如，一种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神秘主义），而去坚持所有“古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