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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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发展为因为在重点上细小的变化（如，一种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神秘主义），而去坚持所有“古老的价值”，也就同样是去认同古老中国，并由此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误解。刘仁航仍然处在分化两个极端的线上。在他并列的“老传统”与“新大同”之间，他明显偏向于“新”，但是在谈及威廉·莫里斯和克鲁泡特金时，他又开始秘密地引进类似世外桃源而非新世界的一些幻象。当我们读到在他书中的另外一些章节，说他所忠于的不仅是克鲁泡特金，还包括韦尔斯（H。G。Wells）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译者注以及托尔斯泰，并把他们称为“东西方最伟大的‘大同社会’预言家”时，我们还能够加深这样的印象。
但当他写到这些文字时，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世系都是一个已经呈现的图谱，他们有自己清晰的位置，却没有思想的过渡。在这里能够提及的最重要的要点，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在谈及他1918年在北京时说道：“我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对你讲过这一变化的背景了。但直至这时，我仍然是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深受影响。当时有一个叫来舜白的学生常来谈我，我就和他经常讨论无政府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可能性。那时，我是同意他的很多主张的。”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保守主义学者如梁漱溟（1893年出生），经过了佛教和新儒家（王守仁）阶段，在20年代所作的一系列演讲，认为所有人类（包括个人），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进攻与侵略、和谐与平衡、放弃与脱离。西方表现为第一个阶段，中国是第二个，而印度是第三个。在尼采、威廉·詹姆斯、杜威、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下，西方将要达到中国所在的位置。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中国和西方将同时到达印度佛教的理念。当梁漱溟越来越逐渐发现这个理念只不过是个幻象，他就越相信来自于自然本性的行动，不是西方哲学的发现，而是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就已经存在的理念，而这样的理念，足以与西方的理念相抗衡。因为“机械化”的城市来自于西方文明的性格模式，而“乡村”，与自然的贴近，则更能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某种程度上，这些思想来源于他自沉于京郊湖中的保守的父亲梁漱溟的父亲梁济。1918年11月8日，梁济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在他的遗书里如是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旧两派的人物都对他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意。这种精神，在梁漱溟的身上有着完整的体现。——译者注）。363梁漱溟进一步谴责，中国的这种乡村文明，正在受到来自西方的城市文明的破坏和摧毁。他自己也遭受到他自己观点所带来的结果，1924年，他辞去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职位。在经历过几次不成功的建立乡村机构（这种机构以学生和教授的紧密联系和他们之间的“积极对话”为基础）的尝试之后，他建立了乡村合作组织，先是在湖南省（1930年），而后是在山东省（1931…1937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里，“乡村学校”成为了自我管理和社会改革的组织中心。他在计划中写道：“通过以小型的合作组织联合为大型的合作基地，我们可以依照消费和生产，为社会提供普通的经济计划，而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其作用，是从合作运动的政府由此进入经济领域。政治与经济的联合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自然的进行。”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6）
颇为反讽的是，梁漱溟的实验性工作因为1937年的日军侵华而被迫中断。尽管它是由日本的“新村运动”间接影响而产生，在中国本土，它在很早之前便已具有模型。最具影响力的，当然是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孟子书中便已经描绘的土地制度。自19世纪末开始，大量的中国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讨论，这样的政治经济概念是否在中国大地上确实曾经施行。答案多种多样。但是，如同古书所描述的那样，好的土地被描绘为乡村单位，这是一个甚至遍及全国的网络系统。城市并非作为乡村发展规划的中心而起到作用，事实恰恰相反：城镇以乡村聚合的面貌出现。无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多么激进，它们在某一部分都奇怪地相近似：宣布他们处于乡村的背景之下。因为“乡”的概念，经常与另外一个概念“家”紧密相连。而专制国家的理念，与共产主义管理下的村庄单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同林语堂曾经戏剧般描述的那样，在中国人心目中，现代西方式的大都会，与其说是想像中的天堂，倒不如说更像一个自生自灭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因为儒家的土地制度，而且还因为道家“鸡犬相闻”的社会理念的影响。由此，一个由乡村上升发展而来的新世界，要比一个从城市发展而来的新世界（如同西方曾经许诺的那样），更快且更乐意地被人们当作中国式的天堂接受。乡村社会向有序土地制度发展的程度，被视为中国社会由最初状态向现代化阶段积极发展，并由此解决切实问题的惟一中国式答案——这一观点甚至在后来也只是偶尔体现——这一点，被随后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完全证明了。364在同盟会（国民党前身，当时在东京）建立不久，经过修饰的双十字交叉的“井”字，几乎被选作会旗。最终，孙中山所提议的“青天白日旗”仅以微小的优势被确立为党旗，并作为国旗沿用。不管这个旗帜是否确实被接受，它至少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即使在三十年后，关于拯救中国的最佳路线的争论，仍然在两个层面上继续。他们所继续寻找的，是最有效的路径，更是最为“中国化”的路径。在他们的争论当中，左派总是倾向于更为有效的方法，而右派，则总是在寻求更为“中国化”的可能。
在从共和于1911年建立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期间这一段暴风骤雨般的长期岁月之间，在1923年有一场关于生命哲学演进的大争论。争论的挑起者是梁启超的一个年轻学生张君劢（1886…1968年），这场争论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张君劢曾求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村运动”的发起地，以及德国柏林。在1918…1919年之间，他参加了在梁启超带领下的中国凡尔赛和会观察团，并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柏格森和欧肯欧肯，Rudolf Christoph；1846…1926年，德国哲学家，曾获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他们和梁启超一样，肯定了他逐渐加强的对西方价值、尤其是科学思想的不信任。在一系列的讲座中，他现在回头开始寻找生命最终未被发现的原因，在此处，惟有“直觉”可以作为指引。他们构成了融合柏格森、欧肯和王守仁的中国新形而上学的基础。张君劢认为，所有科学问题，最终只能在自然科学中找到答案，但这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属于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律法，生命的律法，这个问题只有借助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方法解决，而这个解决方法，是传统中国哲学思想中所缺乏的。来自地理学家丁文江（1888…1936年）的猛烈回应，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辩论。与其他人一道，胡适同样加入了保卫“科学”的阵营，反对对方的形而上学与宗教思想，并最终将之简洁地总结为“科学的人生观”。
365尽管，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毫无疑问地站在反对张君劢的立场，有两个原因使得张君劢的批评非常凸显。在中国的人道主义长期最多处于被动消极状态时，张君劢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幸福最终只是个人的事情；尽管面包是人存活的前提，但仅有面包还远远不够。因此，他反对学者们之间越来越广泛的，认为世界只有在引入更多的社会秩序和不断增长的物质生产，才能获得拯救的共识。在张君劢对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所作的阐释中，那些摇摆于出世、入世之间的儒、释、道思想，获得了全新的面貌。自然中的生命，以生命本身作为源泉，呈现出了新的价值（梁漱溟也曾为达到这一点而努力）。所有感知经验所得到的直觉快感呈现了全新的意义，这对中国人感知是具有特殊的亲和力的。另一方面，从左派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映都体现了丝丝苦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极权主义统治可能就发生于那种相信生命状态模糊不可知的理论的背后。类似的事情在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发生，尽管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没有受到限制。而这样的统治可以获得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因为它体现了“自然”和“人性”，而这种“自然”和“人性”又是自明的、不可测知的。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7）
由于张君劢理论的第二点——民族主义——同样体现了复杂的非理性特征，这样的考虑反而显得更有根据。强调生命作为人类安康的真正决定性因素，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命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这是这种理论所一直面对的当务之急（和社会伦理）。从这一点看，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于逻辑（这一直被当做西方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思想与技术思想的联系）的缺乏，再也不体现为一种缺憾，而被视为一种与西方更为深刻的内部联系。在这里，自然科学又成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成为相对于“内”、“外”体系而言的“用”的问题。如同柏格森、欧肯、德里希（Driesch）确信的那样，中国将再一次视自己为人类人性的导师，一如它曾经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同时，哲学家罗素罗素，贝特朗·阿瑟·威廉（1872…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评论家和作家。他对于符号逻辑、逻辑实证论和数学的体论体系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他的作品有：《数学原理》（1910…1913年），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合著《西方哲学史》（1945年）。他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在1920…1921年之间在中国做巡回演讲，并获得了强烈反响，则又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另外可以肯定的是，“生活”一词同样在蒋介石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中扮演了角色。民族主义者和右派，作为有意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抗衡，尽管具有对秩序和清洁的保守，他们与张君劢的思想，其实很少有相同之处。但是，正如“新”对社会主义者的召唤一样，“生活”对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儒家价值同样起到了召唤作用。从政府声明的角度考虑，“新生活”同样包含了国民党对“新”的关注。
温和观与对大独裁者的期待
无论中国新的自信的基础是多么不稳定和犹豫不定，它仍然很快找到了能够将它的智慧当作一种拯救传播给整个世界的传播者。中国曾经在它的幼稚阶段失去了自信，19世纪对进步的信仰也曾使它迷惑，并对自己怀疑，认为中国所存的不过是看似结构良好的秩序系统。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发现，传统中国哲学还是看似未曾受到伤害地对世界的表达，仍然自成整体。在特殊时刻到来之际，中国人也正是借助这一点仍然保存完好的力量，进行了拯救自身的最后尝试。在德国，受到尊敬的学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所作的工作，也属此例。他曾作为一名新教传教士到达中国，当他回到德国时，却成了中国的传道使徒，致力于翻译中国的经典文献直至20世纪末期。他对中国经典文本的选择以及略带理想化的语调，影响了中国在德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直至今日。
366而经常被人引用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生于1895年）的影响力则更为巨大，因为他的影响所波及的是整个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他的背景与卫礼贤颇有类似之处（尽管不可能完全相同）。他出生于一个严厉的信奉基督教的中国牧师家庭，从小被向牧师的方向教育，因此有意识地隔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仅仅是在他年纪稍大一些之后，甚至在他厌恶基督教之后，他都仍然能以一种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因此，他也就需要将这种观察表达出来。他智慧的小品文写作、即兴敏捷的才思、闪烁的智慧同样也有助于他思想的表达。首先，不仅是站在一定的距离，更主要的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审视着他自己的国家。或许也因为如此，他的描述强调了中国智慧中乌托邦思想的方面。那些幸福之后对于永恒的求索者，只有在15、16世纪新儒家的持续压力下产生了他们的结晶。一种智慧、通俗、随意与幽默的结合物，成为最终新的规范，自宋代以来，这种观念的集合具体化为佛教中布袋和尚的形象流传民间。
通过他同时面向东方与西方的翻译，大量16、17世纪的中国思想家被重新发现。在他的写作中，林语堂一次次强调“人类一切快乐都发自生物性的快乐”，并且“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怀疑“失乐园”的故事是否真实，“由于中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知那样想在地球上建立什么乌托邦。他们知道这个世俗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只不过是想驾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在衡量表中，四种人的主要特征被从一到四划分为四层，“现在以‘现’字代表‘现实感’（或现实主义），‘梦’字代表‘梦想’（或理想主义），‘幽’字代表‘幽默感’，——再加上一个重要成分——‘敏’字代表‘敏感性’（Sensability），再以四代表最高，三代表高，二代表中，一代表低，这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