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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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9）
404更为实质性的文字，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生于1900年）于1959年夏写给主席的一封私人信件。他写道：“相信共产主义时代马上就会来到的想法，使得许多同志头脑发热。因为人们只想着马上实现共产主义，过分夸大了主观的能力，而忽视了认识真理的客观方法。整个党处于这种状态，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个月后，彭德怀被迫将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信任的追随者林彪（生于1908年）。可以说，这个事件已经预见了七年之后毛的派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只是从毛泽东的视角观察所能够取得的胜利（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因为毛泽东所以取得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并不代表最终两方争斗的结果。尽管邓拓和彭德怀被成功地压制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想法。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内，一种不同于毛主义的发展思路在未来成为可能。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解决了部分中国内部矛盾问题之后，更是如此——如同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的精神图景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关于如何达到理想的中国共产主义社会，有两种争论意见：不断革命和渐进发展。但是，今日本书出版于1976年。写作时间应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译者注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信，以至于每一个他所做出的决定，都是倾向于他个人的喜好，并且抑制了关于这种决定的公开讨论。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声望即使在他死后一段时期内，都将很难改变。相互斗争的两派，都会从他的论著中寻求支持，因为正如历史上许多哲学体系的创造者那样，他的著作同样允许许多相互矛盾的阐释的存在。
“一穷二白”运动，走向死胡同
所有国内论争的中心，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中国如何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并且同时再次成为整个人类的领袖——这样的角色，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毛的反对者，他们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其中包括了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曾经尝试增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与苏联的紧密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希望在中国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多地保持这个国家的古老精神。在他们看来，中国所宣称的，将在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担任领路人的角色，不仅仅因为这个国家具有广阔的疆土和巨大的人口数量，更是因为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和它丰富的历史经验。为了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在1949—1965年之间以及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大量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的优秀研究者被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优秀学者的团队。侯外庐也是其中一员。他们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使隐蔽的中国思想史焕发出光彩，以对儒家的“伟大传统”有所补正，并且借以证明，社会主义和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具有悠久的传统。405它同时显示着，中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如何突然地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这就能解释他们为何对重新评价历史，如农民起义、墨子和农家的教诲，以及对于多样的“革命”哲学家和作家的赞颂，从“唯物主义哲学家”老子，到无政府主义者鲍敬言和邓牧，再到他们的追随者，儒家的今文经学家，这些学者以康有为为他们最有名的现代代表。毛的追随者怀着真实的恐惧，发现一群具有超常智能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在创造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中，一群群已经死掉的被历史埋葬的思想家令人惊异地从后门涌入。于是，他们决定以最激进的方式发起反击。
早在1958年春天，还在“大跃进”时期，当已经证明知识分子关于不断革命的大讨论最终会导致叛乱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表一篇文章，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要经过长期历史和多次革命的观点。在一支笔的冲击下，中国的整个历史被非常大胆地描绘为一片空白。在这个国家中人民的重要性，他写道，来自于他们的巨大数量和他们的“一穷二白”。换句话说，这是历史的书写开始了新的一页。但是，在“革命阶段”被永远替代的世界，正是中国的“新”，而不是它曾经走过的历史发展阶段，使得它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限量：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0）
406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己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分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407在毛泽东的眼中，这种“一穷二白”正是中国人民的特征，不仅“纯”，而且“新”。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他梦中造访天国所看到的景观相似，所有旧的机体和信念全都焕然一新。正是在这里，中国人精神的转化——西方提到此处时，恐惧地将其称为“洗脑”的过程——真正（同时也并非没有受到疑虑）开始了。它有意地渗透入每个人的人格，濒临神秘的边缘，并且使用了所有控制大众心理的技术。当时流行这样一种信念：想要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打破所有旧偶像。而一穷二白的理论又可以被理解为，经过适当的再教育，所有阶级的成员，不仅仅限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还包括知识分子和“国家资产阶级”，都能够被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合格成员。这个过程，与佛教在中国的传入相类似。与佛教早期的“小乘”（Lesser Vehicle）不同，它的“大乘”（Greater Vehicle）宣称不仅仅是和尚，而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进入涅槃的境界。因此，一切苦修渐进以求得解脱的方式都被否定。这种思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就已出现过，并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继续得到了支持。它同样逐渐与毛泽东的“新人”概念取得一致，所谓“新人”，就是应当“又红（red）又专（expert）”。“又红又专”极端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人潜在地可以做任何类型的工作。这种普遍性，表达了他们要有意识地坚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如同我们反复提到的，中国式的历史写作，作为纯粹学者们心智的反映，会给所有事件贴上标签。通过体力劳动这种实践——它通常意味着从事农业劳动——不仅能够弥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而且能够使得所有曾经的阶级趋于平等，产生“新人”。甚至是最后的满族皇帝溥仪（于1908…1912年间执政），也被允许从事这种劳动。一直到死，他都在从事园丁工作。因为曾经与日本人合作，做“满洲国”（Manchuria）的皇帝，他还曾被视为叛国者。
由于对这种“一穷二白”的强调，毛泽东有意识地将中国列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落后和历史的短暂（尤其非洲更是如此），它们完全符合这样的条件。但同时，尽管有这样的排序，毛泽东仍然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宣布中国具有领导性的地位。有趣的是，这种声明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这其中，有从“量”到“质”的跳跃。因为“六亿人口”是个决定因素，他们“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这篇文章中，人民群众在数量上的特征，被表现为他们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有无数“好议论”的智慧思想的表达。因为，与在“旧社会”（old world）的那种只有少数精英有权力通过“机器印刷”，用含混的语言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不同，在这种理论中，每个人都被号召用非正式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与传统的印刷不同，这种表达没有统一的样式，并且不易留存。但是，“大字报”的内部充满了跳动的生命，而“知识”、“行动”、“思考”、“实践”也得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统一。这种充满着巨大思想财富的“东风”，通过整个国家的实践和劳动，最终将能够战胜“西风”，因为这种“西风”只有机械化重复的劳动，而指导他们实践的，是些虚弱的、只懂得抽象思考的纸上谈兵的学者。中国人将以纯朴简单的美德和集体的力量，战胜西方那些机械思考下的囚徒。东方要在精神斗争和武装斗争两个方面，戳穿西方这只“纸老虎”。因为即使是原子弹，这种机器独裁力量所能制造的最危险的终极武器，最终也将败在团结起来的共产主义新人脚下。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1）
这些主题，与中国已经极大地发展了它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技（包括核武器）这个事实（尽管核武器成果的取得，更大的要归功于毛的反对者，那些清醒的共产党员如彭德怀等人），形成了奇怪的反差。这些事实证明了，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内”与“外”、“本土”与“国外”之间的差别仍然没有消失。在这种对人（甚至包括对广大农村地区为数甚巨的人）的不可动摇的信任，以及对机器和机械武器的根本蔑视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性格中古老传统的抬头。这种性格的最后一次表现——尽管是以相当幼稚的方式——是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惟一一次内部反对西方以及帝制的起义。因为义和团（以及一些太平天国运动者）相信他们信仰的奇特力量，以至于认为他们的思想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西方火器的攻击。而当下中国令人着迷之处，主要在于它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混合当中：由于它对西方真诚的钦佩和学习，它具有令人惊异发达的现代化技术；而同时面对西方，则又有些继承自他们上一代的信仰。仔细考究，可以发现它的根源可以上述到反儒家的秘密社会的信仰传统。从10世纪开始，信仰的火焰经常充斥于反对新儒家冰冷教条的斗争中，甚至在颇具宗教色彩的今文经学出现于儒家自身时，也同样如此。实际上，我们更应当明白，这种秘密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道家、佛家以及西亚思想喂养长大的。它们的世界观经常将它们呈现为，它们由高度简化的不同思想体系的思想混合而成，至于它们的组成情况，则又难以识别。但是如果追溯它们的历史，则又能够发现它们的组织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