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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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结论第37节 结论（2）
第二，在对国家政治能力的各个方面进行模式化处理时，人们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例如，有很多经验研究性的著作都从比较的角度对大众政治暴力进行了全面的、丰富的考察（Russett；1964；Gurr；1968；1970；Hibbs；1973；Weede；1981；Muller；1985；MullerandSeligson；1987）。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对暴力性的政治挑战和政府镇压之间的关联进行过考察。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受到了很多关注（比如，Jackman，1976，1978；ZukandThompson；1982；HannemanandSteinback；1990；LondreganandPoole，1990）。既然成功的军事政变能够说明宪政秩序的瓦解，沿着这一思路的研究将对组织年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这样，对大众和精英政治暴力的现有的经验性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研究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但是，那些对暴力的研究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各个层次上的绝对频繁的政治暴力，并来自人们试图研究许多政治秩序存在的并被忽略了的弱点的渴望。我提出的框架为这些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具体、牢固的分析背景和环境。
最后，我并没有去建立一个政治能力的经验分析模型，因为我提出的标准和原则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得到运用，每个不同的方面都意味着一个不同的模型。这些标准和原则能够在这样一个宽广的比较分析框架——它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相对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模式——里得到运用。对于限定在一两种情况的更具历史性的研究里，它们是相当合适的、恰当的。而且它们还具有许多其他的潜在的实用性。比如说，我度量的组织年龄，指的是截止到1985年年底的制度，我们很容易想象，为了其他的目的我们需要收集不同政治时代的更多的关于组织年龄的资料。确实，近来发生在前《华沙条约》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国的事件说明，它们采用了一套新的宪政秩序。我在本书中的目的并不是要研究这些资料可以在哪些不同的方面得到使用，毋宁是要处理有关国家政治能力的定义和度量等一般性的问题。
在不同的地方，我强调过政治能力应该以一种连续性的眼光来看待，并把它看成是一个程度性的事物。这说明不存在一个象充分发展了的政治实体一样的东西，即使在理论上去想象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对经济发展的探讨并不表明潜在地存在着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只是说可以根据各国的经济能力来对它们进行排序。政治能力同样如此。经济能力是指产品和服务的产出（以及这些产出的效率），政治能力是指不借助物质暴力解决竞争性的利益团体之间冲突的能力。换句话说，它指的是消除问题的能力。
如果在比较学家（parativist）中没有一种普遍的把国家划分成几个独立的、等级式的类型的分类学偏好，如果那些比较学家没有这样一种把排序最前的国家类型看成是代表了绝对的终极价值的总的倾向，那么政治能力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一观点就是一个简单而又迂腐的观点。如果我们把这一观点和“使用‘发展’这一词语是一种目的论的表现”这一相似看法联系起来，那么这些偏好和倾向就误导了许多人，使得他们认为，发展是一个要么一无所有要么包罗万象的绝对的、极端的东西。这种观念推动应该得到压制。正如我自始至终认为的，把政治发展这一词语当成是政治能力的同义词是最好的选择。
和我的其他相关的观点一起，把国家政治能力当成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这些观点，表明政治能力是脆弱易变的。在特定的国家，政治能力是一个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相当波动的“量”，即便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正如第六章中的资料清楚表明的那样，国家政治秩序的崩溃并不鲜见。此外，政治能力这一词语的使用并不表明它是一个不容变更、不容逆转的进程。
可能有人会看到我的主张和亨廷顿关于政治衰朽（Huntington，1968）的观点之间的类似之处，确实，我们这两种观点都赋予政治制度以极大的重要性，并极为关注那些制度的脆弱性。亨廷顿把政治衰朽当成是参与和制度化之间比率的一个因变量，即是说，如果参与超过了制度化的能力，那么政治衰朽也就发生了。这样，保持稳定的关键就是，确保参与水平和制度化之间的平衡。亨廷顿对平衡的强调看起来和我对政治能力相关实质的强调有着某些共同之处。
尽管其间有着这些类似之处，然而，我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以及对政治参与如何看待上的观点与亨廷顿的观点大相径庭。我认为，权力的实施事先假定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合法性的存在，而且对暴力的持续性的依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相反，亨廷顿断言，军队——在所有政治秩序中体现暴力使用的组织——能够发挥与众不同的积极作用。请看：
军人干预……常常标志着一连串政治暴力的终止。从这一意义来说，它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所能采取的手段……在一个激进的普利夺社会中，军队至少有能力使秩序短期内得到恢复。军事政变是反对政治权威的直接行动的极端手段，但它也是使其他形式的反对这一权威的行动暂告结束的方法，它还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的方法……在这一意义上，夺取权力，表明了政治斗争的终结，同时它还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正如民主国家里在选举之日发生的情况一样（Huntington，1968，p216…219）。
这种表述当然加上了“短期内”这样的限定词语：很明显，亨廷顿并不把军队当成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即便如此，他的结论意味着，军事政变以及其后的压制性的军人政权，能够把问题解决的方法强加在相关的集团之上并获得成功，而其他的力量是无法做到这点的。而我对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那种军队强加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根本不是有意义的政治解决，从长远看来尤为如此。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军事政变就任的政治领袖，他的任职期限也要比其他的领袖要短，并且也可能被另一次军事政变推翻（请参HannemanandSteinback，1990）。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军人政权最终必定失败的原因。
在大众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也截然不同。亨廷顿认为在制度较为脆弱的地方，需要对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的政治参与加以控制和约束，以使它不致过量。他继续认为，过量的政治参与只会导致政治衰朽和普利夺主义的出现。我在第五章已经提到，亨廷顿的这一结论建立在迪尔凯姆把政治暴力当成是非理性的和社会失范所致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但是这些假设是容易误导人们的，尤其是因为它们忽略了对于采用政治暴力策略的人而言将产生的成本和代价。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把政治暴力当成是一种策略。这样，这些前提假设最好是予以抛弃，并应把政治暴力当成是一个与不同的成本和潜在收益相联系的策略和手段。这样，暴力就不再是社会失范的非组织化的表现，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是那些——认为尽管这一手段可能有很高的成本，但它也会产生收益——人的一种行为。这样来看，暴力行动的发生表明国家共同体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正常的政治渠道失去了信心，因而它也表明国家政治能力的失败。
鉴于这种差别，很明显，这两种观点有着根本不同的政策意义。当然，二者都强调制度的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的重要性，但是那些年龄是一个不能迅速形成的“总量”，即使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如此。那么政治能力如何在短期到中期内来扩大和发展呢？亨廷顿认为，必须对动员和流动进行限制以避免出现过量的要求。但是必须认识到“控制（containment）”这一词语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因为控制的努力会退化为压制，尤其在军队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行动时更有可能。
我的观点是，如果人们真的关注政治能力，那么他就会发现控制战略将产生相反的结果。相反，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合法性倒是一个需要迅速最大程度地予以加强的东西。决定使用压制手段是政权可用的基本方法，而最大程度地扩大合法性则意味着它们可以避免物质强制手段的使用。我已经指出，政府可以用包括物质和象征刺激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引导同意。即便如此，合法性产生的难度也不应有任何的低估。正因为认识到这些困难，我才不是一个乐观的预测者。但是，它确实提醒我们，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秩序是脆弱的，而这有助于解释当今许多国家政治衰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