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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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投身电视
在我访谈的人中大约有25个人一般并不把他们下班之后的投身电视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相反，他们说他们在同时投身于电视和其他活动。这种收视电视的方式体现了一种在我的研究中出现的最有意义的不曾预测到的发现。我把这种特殊的电视使用方式，即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投身电视的行动，定义为同时收视。在分析这种特殊的电视使用时，我认为权力在此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发生作用，正是这种情况，部分地构成了同时收视的思维自觉性方面的复杂情况。因为这些人对电视的注意力是时断时续的，所以电视并不能像为那三个惟一地投身电视的人那样为他们设置意义参考框架。但是电视权力的确在构造他们的诠释过程方面起到了作用，在发挥这种作用的过程中，电视话语的权力从原来用故事线索和节目的叙事轨迹全面展现社会行动这种方法上，转化为用节目的较短的，高度仪式化的社会行动来发挥电视的话语权力作用，十分有趣的是，这在电视收视者那里造成了一种意义创造的分离的，而非集中的结果，而这又使电视在人们生活中的霸权地位遭遇到严重的挑战。电视同样能够发挥作用，使人们在同时收视期间习惯于期望、寻找一种相对无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参与各种活动。这与这在本章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的标准化效应相似。尽管在此标准化效应以及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因为在同时收视中，电视是与其他事物一样被投身的，而不是较其他活动而言具有较少的思维自觉性。但是，即使具备了在人们生活中发生作用的这种权力的动力因素，它们也不能构造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全部社会意义。正如我在前面两个部分中所说过的那样，正是在投身电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性，电视的权力效应才能作为背景，并在许多情况下受到限制。
这25个同时收视者中，有10人说他们在下班之后几乎总是同时地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一特殊时刻做些与电视无关的事情，更多地是例外情况，而不是规律性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下班回家后做事时并不把电视机打开；相反地，他们会拜访朋友或家人，或外出购物。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但他们说，一般地，如果他们下班回家时电视还没有打开，他们就会把它打开，然后在他们或家庭其他成员做些已经成为他们下班后惯例性内容的其他活动时，会让电视机开着。
比如说，巴巴拉（Barbara）是位出版社的高级编辑主管，她一回到家就会马上打开电视，在她准备晚饭和照料家里的其他事情时，她会收看当地及国家新闻节目。帕姆（Pam）是位利普顿的职员，她的做法与巴巴拉极为相似。在她到家时，她的丈夫或她的某个儿子早就将电视打开了，所以当她准备晚饭，照料家务或与她的丈夫、儿子交谈时，电视就那么开着。其他的人也有类似的报告。
除了这10个人之外，还有4个人的活动模式特别地与这10个人一致，但是他们在访谈中告诉我，在理论上存在着有别于这种同时收视的活动，但当他们作出选择时，他们却投身于这种同时收视的模式。
比如，戴安娜（Deana）是个利普顿的实验室技师，她说她在下班之后有时间购物，有时她也想这么做，但通常她却不去购物。同样地，她回家后想读点书而不是收看电视，但通常她也不这么做。
对我而言，通过报告说他们考虑但实际上却并不真的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这些收视者试图使看似无知觉性的电视使用合理化起来：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但他们选择了不。其他的10个人没有提到自觉地参与其他活动这种可能性。
这种情况使这14人的同时收视成为他们首选的，如果不是惟一的，下班之后的活动。这组人构成了我所访谈过的对象的大约四分之一左右。对这些人而言，以这种方式投身电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当他们下班回家之后，他们不需思考就自动这么做。另外，在建立这种电视使用的特殊模式过程中，这些人在他们的日常惯例活动中排除了其他分离性活动。结果，在这一时间段内，不存在任何在其他活动中形成的对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电视权力的思维自觉性抗衡。
25个人中的其他11人也说在他们下班回家之后，他们也投身于同时收视电视活动，但与刚刚讨论过的14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别：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内也能够规律性地投身于电视之外的其他活动中。他们说，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与投身同时收视时一样，具有同样的思维自觉性，这意味着，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参与电视活动与做其他活动有什么区别。这不同于那6个人的情况，这6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投身电视时总不像投身其他活动那样，具有较多的自觉性。
比如，波拉（Paula）是个出版社的电话接线员，通常在她准备晚餐或忙于家务时开着电视机，但她有时也会散散步，或看报和读杂志以取代看电视；南（Nan）是个利普顿的机器操作人员，当她和她的男朋友放松的时候，或一起准备晚饭的时候，他们通常会一起收看电视，但有时她会去拜访朋友，或外出购物；库尔特（Kurt）在利普顿的装卸码头工作，对他来说，同时收视是下班之后的“惯例性选择”，但他同样也会从事一两种家居小工程项目，其他人也有类似报告。
这些特殊的活动在每个人那里都有所不同，但在电视之外每个人都从事其他的活动这一事实，在所有的11人访谈描述中却是个不变的常数。即使这11人在同时做其他事情时也收看电视，但这种收视并不像在那下班之后总是同时收视的14个人那样，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同样重要的不变的地位。与14人相反，这11个人渐渐地以这样的方式从事于各种活动之中，即这些活动并不围绕于电视而展开，也不会被电视所干扰和中断。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频繁发生的活动
对全部这25人而言（略少于我所访谈的人的一半），下班之后以这种方式花费时间已经变为自动行为了。与电视使用同时发生的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活动，而且在每个人那里情况都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独自生活，还是与其他人共同生活。与家人或同伴一块生活常常使这种同时收视的惯例性活动复杂化，因为这种同时收视最起码从潜在性上说，是具有社会互动性的活动。尽管从总体上说，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居住者所造成的繁乱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从事任何一种特殊活动都会受到干扰，但这反过来意味着当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和不同层次地参与各种类型活动时，他们更有可能经历到思维自觉性的变化。
对那些独自生活的人而言，与他人互动一般不是其同时收视活动的一部分内容，除非他们在电话上与家人或朋友聊天，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在绝大多数人那里，独自生活使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安排他们的日常惯例性活动。事实上所有的这些人都说，一般他们会照料他们觉得应该完成的家务活或各种家庭责任。这包括准备晚饭或快餐、洗衣服、收拾房子、吸尘、倒垃圾、邮件分类、付账单以及家里的各种需要“搞掂”的小事。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我所访谈的很多妇女更有责任感，她们每天做家务，使家里的一切都能正常运行。不管是通过设计还是通过选择，反正更多的是妇女在做饭、清洁、洗衣服等家务活。相反，男人通常说他们会做院子里的活，或做种种家居小工程，如做木工活、更换瓦片、油漆等等，这些活与每天必须要做的家务活略有不同。（这并不是许多男人不承担家庭责任，如做饭、清洁等，因为他们经常这么做。家庭角色上的性别划分在许多访谈描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频繁发生的活动表上，接下来的是与家人或同住者的随机交谈活动（对某些人来说包括电话交谈）。人们说他们经常进行偶然的交谈，而且有时候这些偶然的交谈会深化，涉及到那些与工作、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同住者的社交生活、付账单、大宗购物决策以及与家人或整个家庭有关的话题上去。有的人说，偶尔地他们会专门安排时间，以便进行更为结构性的讨论和社会互动，如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或就家人和同住者的某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必须马上处理。除了交谈和社会互动之外，有些人（尽管在数量上不多）也会起码部分地利用下班之后的这段转换时间看报纸读杂志，有时候是在他们坐下来看电视的时候进行这类活动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同时收视持续的时间
在同时收视期间实际的电视使用方面，人们报告说他们会收看或者收听新闻节目（地方和全国性的）、竞赛节目、黄金档网络节目的重播节目等，而较少地收看脱口秀节目和事先录制的节目（一般是肥皂剧）。新闻和竞赛节目的片断式结构特别适合于同时收视的要求。相对于典型的电视剧或情景喜剧类节目而言，新闻具有短小的特征，而且绝大多数新闻之间并无相关性，只要观众觉得合适，他们既可以收看这些新闻内容，也可以根本不关注它们。尽管竞赛节目与传统的叙事结构很相像，但竞赛节目一般在一个节目中会被分为一系列的竞猜部分，人们报告说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想收看的内容。竞赛的规则相对比较简单，收视者提前就已经知道这种规则了，这一事实表明，收视者不用过多地集中精力，就可以明白竞赛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在人们下班之后收看黄金档节目的重播节目时，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在程度上可能略有不同。总之，新闻节目、竞赛节目和黄金档节目的重播，构成人们下班之后同时收视期间所收视节目的85％左右。
在某些人那里，比如说在叉车操作员艾里（Ellie）或建筑技师汤姆（Tom）那里，他们在准备晚饭、对信件进行分类、收拾家务或吃饭的时候，电视机就开着。而在其他人那里，如在利普顿做数据输入的埃里卡（Erica），以及在出版社做高级编辑的菲利斯那里，当他们做饭、做快餐、照料家务、电话交谈以及阅读报纸时，电视机会开着。在另外的一些人那里，如利普顿做实验室技术人员的戴安娜那里，当他们在做所有上述事情，并且与人交谈，相互交换一天的工作或其他信息时，电视机也开着。在戴安娜那里，工作之后的生活要更充实一些，因为她每天都会最起码花费某些时间与她的两个孩子谈话，帮助他们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
同时收视一般持续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在时也会持续2个半小时，在此期间人们不断地来回于收看收听电视和做其他的各种活动之间。从他们的角度看，做饭、清洗、谈话、读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绝大多数人说他们保持这样的惯例性活动，直到吃完晚饭，这个时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就会面临着一个选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做些什么。每天，所有的人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惯例性活动之间存在差别。事实上，在访谈中，有时他们发现，重现同时收视期间他们在这一刻或那一刻上的活动是件困难的事情，同样要回忆在某个情境中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困难的。人们花费在某个活动上的时间，在时间顺序上一种活动之后接着又发生了什么活动，如何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会把注意力从一个活动中转移到其他活动中，什么时候以及他们如何结束这类活动——所有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一般都是不可预测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思维自觉性模式（1）
尽管不是不可能，要确定在同时收视期居支配地位的单一的思维自觉性模式是困难的，但在这种电视使用中的确存在着某种规则性。在对人们投身电视活动的访谈描述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加上系统地回顾我在收视文化中的参与观察，我发现构成同时收视活动的这种规则性可以用电视使用的连续性进行描述。这个连续性从时断时续的电视使用起始，一直到一种注意力集中的诠释性收视活动。
在这个连续性的一端，电视在人们从事我所提到的任何活动时扮演一种背景的角色——即当人们从事做饭、清洗、吃饭、交谈、阅读等等活动时的背景。人们以一种时断时续的方式注意电视上播出的内容。他们听的经常要比实际上收看的多。有时，某个特别的新闻节目，或竞赛节目的某个令人兴奋的部分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因此他们会停下手中的任何事情，关心电视上播出的内容。在这种时候，他们被带入到一个电视为他们提供的表象世界之中。他们的收视方式接近于一种思维自觉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他们专注收看电视时所展现出来的，一般这种收视都发生在夜晚的晚些时候（这与罗布、唐和菲尔下班之后的电视使用情况极为相似）。这个时段是诠释性时刻，有时他们发现事物具有合理性，有时则不。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同时收视连续性的这一端，这种注意力集中的、诠释性的时刻稍纵即逝，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一般会回到他们所从事的其他活动中去，不管是做饭、整理房间、交谈还是什么其他事情。毕竟，以这种方式使用电视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维持这种诠释时刻的。即使如此，绝大多数人表示，即使在他们返身从事其他活动之后，他们也会留意电视上播出的内容，以便不会错过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令人激动的重要内容。在同时收视连续体的这一端，真正用来收视或收听的时间，被从事其他活动的人认为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