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肷桃低绲缡咏峁怪涞墓叵档睦斫猓邯ぁ �
在很大程度上，我发现大多数电视上的东西都缺乏创造……它仅有的目的就是出售产品——它是一个能使商界通过它卖掉产品的资本集中的媒体。那些节目本身完全不是为了娱乐而制作，而首先是出售产品的工具，当然了，它们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吸引人，以便于人们都来收看。最终，相对于游说观众收看广告片而言，他们不再关注内容以及内容或节目的价值。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2）
我偶尔会看一些网络节目……＇但是＇因为它们本身都是毒品贩子——低目标，可预见，所以我不会花费两三个小时收看电视上播放的电影的。其倾向就是播放时别出乱子；即使是一个有关社会问题的节目，它们也总是趋向于回避评述。
像这样的观点在其他收视者的头脑中也有。例如一位妇女就认为，“大多数电视节目太小心谨慎了，因为它们是在出卖自己的产品，它们不愿意冒被遗弃的风险。但如果他们真敢冒险，那会给我更多刺激，而我也会因之而对节目感兴趣得多。”另一位收视者评论说，他在70到80年代的网络电视中看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在电视连续剧并不想名垂青史——如果你不喜欢可以马上关掉。因此在电视剧系列中，你就不会投入太多的思考和关注。它只是一种可以随手处置的商品而已。”这种电视的生产和分配的商业要求在过去的至少10年中已侵蚀了节目的质量，这一观点也成为贯穿其他收视者的一个主题。一位收视者这样清楚地陈述道：
在最近10年中，我对电视的收看急剧下降……那是因为……我憎恶市场化运作的泛滥。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些耸人听闻的事，正如在孩子们喜欢的《夜行猫》（Night Rider）、《堕落男孩》（Fall Guy）这些动作片中描写的都是这样的事。它们说的太匪夷所思了，以至于孩子们根本无法看到一个好的剧中人物。他们也看不到故事和其中的问题——情节都被处理掉了，问题也都已被一一解决了。他们看到的是转来转去的大货车，是正在燃烧的房屋。这的确很有趣，但问题是整个市场上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整个电视产业中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尽管这样，人们需要这样的节目，这种节目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我讨厌这些种动不动就花大钱的作法。用这些钱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 实际上，很多收视者认为，讨论收视活动细节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喜爱的节目，相对于糟糕节目的好节目等等——如果不首先把注意力引向整体节目的程式性质的话。
当收视者对某种具体刻画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或当他们形成了一种对合理性更为普遍的批判时，那么不论从心灵还是情感上讲他们都真正地使自己与那种通过叙事传统传递的意义保持距离。然而，当他们认识到了程式，他们就会对电视社会现实的刻画的合理性或是不合理性进行思考。并且他们是通过把节目符号化为一种商品形式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程式、可预见性，等等。在这种收视关系中，无论电视对现实的展现被认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电视节目都意味着比叙事传统套路本身所传达的内容更多。收视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接受节目所刻画的现实，通过在交谈中对它们进行批判，通过把节目与其自身的真实经历相比较，或将节目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报纸或杂志中描绘的事实作比较这种狭小的范围内来创造意义了。当观众认识到了程式性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节目所描绘的现实中摆脱出来，而代之以另外一种参照点，那就是：商品化——一种重要的干预节目制作并能拥有或携带意义的过程。
这种识别程式的思维自觉的特征，包括对文本的摆脱，被一位自称是“终生电视收视者”的女士很好地再建构了起来。她是这样说的：
自我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收看电视，电视节目中始终都存在一种程式。在程式中，英雄是不会被杀死的，因为下个星期他还得出来。某些事情必须根据这种程式来解决，而且，必须在30分钟内解决。因此他们自己设定了问题，之后人们把问题给解决了，节目也就完了。这种节目没有深度。节目老是在原班角色解决老一套的问题中落下帷幕。你能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你能认识到这种程式，你能看到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也就不会再去投入了。
有趣的是，这种对程式的认识并没有使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产生“抵制”或“对立”的情况，至少没有像文化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明显地出现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与之交谈的收视者在谈论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电视节目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说明一种观点。有时，可能更多地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收视者自身深层持有的一些东西，即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能够进入到人们对合理性的批判中去，不管是对具体刻画的批判，还是一般化的批判。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批判性收视活动就真正的和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说的与人们的自我统一性作用相联系的抵制性或对立性的解读策略有些相似了。一位妇女道出了她对于《迈阿密的罪恶》的女性主义的批评，这个节目是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经常观看的：
《迈阿密的罪恶》使我很不安。克罗凯特（Crockett）和托布斯（Tubbs）每一集都换一个性感的女孩。我认为这一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人们为何收看它的原因……一遍遍地观看性爱镜头。但我不相信他们和本周的一个姑娘打的火热的时候还会在乎上周那一个。我对这一点感到愤恨。
同样的，另一位收视者利用他的工人阶级的背景对在“考思比秀”以及《家庭纽带》中有关家庭生活的描述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考思比秀”和《家庭纽带》中的家庭都很富裕。但对我来说，我无法想象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医生还有个律师……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这对我而言都显得不真实。我没有成为他们那样子的奢望。
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批判被另一个人以稍微有些不同的方法表达了出来，在论及《我的孩子们》这部他最喜欢的肥皂剧时他说：“你永远不会过上那种日子，但我想每个美国人都想拥有一些那样的东西。但既然你永远不可能拥有它，自然当你收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对你只是一种幻想。”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3）
通过比较，人们在认识程式时，开始卷入一种明显不同的文化实践形式。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他们毫无疑问已摆脱了文本，并且以这种方式偏离了叙事传统套路中那种为人所偏好的意义。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会通过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他们自身的话语——与统治性话语发生抵制和对立，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把文本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展现，而再去“解读”它了。在这种思维自觉地参与电视的特定时刻，对于人们来说，对阶级、性别、种族或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刻画的方式，和其它时候相比，都已是次要的了。他们感到不再需要利用他们的阶级、性别、种族（或其他的）身份来评价或评估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内容了。这种自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收视文化之外被建构。他们利用他们先前的对于电视的投入，符号化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参照体，去面对他们所际遇的话语，即节目的商品形式。
对程式的识别是从收视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实践知识。毕竟人们是在收视文化中反复遇到商业化节目及其标准化的商品形式的。在其他领域，如看电影、阅读杂志和报纸，或听收音机、磁带、CD唱片时，人们也会遇到标准化的表象，这对于他们形成有关商品化意义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对于那些在高中或大学校园中年纪更大些的收视者更有可能参与亚文化的年轻人来说，情况更是这样。这些亚文化通过节目收听活动以及对音乐的一致性评论来维持自己。把“最好的40首”音乐看作高度商品化的东西，这样的认识经常会使听众脱离主流品味，而转向容易让人接受的少商业气息的音乐的起点。电视仍然是大多数人——包括年轻人——一生中主要的大众媒体，我们因此可以推论，人们对商品化的认识的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对这种媒体的重复性参与。
作为实践知识的一种形式，这种对程式的认识并非以收视者从其他社会位置带到电视中的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这种自我身份是指诸如阶级、性别、种族等等。事实上，这种与程式识别相伴随的知识和洞察似乎跨越了这种社会位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这种特定的收视关系具有为人们提供共同的文化参照点的潜力，在这些人的生活中，他们不断地际遇到客体、观念，特别是经常际遇到被贴上商品化标签的各种图像。我已讨论过的这三种批判性的收视活动在收视文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说明，实际上电视收视者有多种方法，能够并且的确可以与电视的话语权保持距离。这种距离，从最大程度上讲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一个细节的刻画会被批评；如果能够形成普遍的批评，它们也只会在更广阔的收视关系的运动和流动中占据很短一段时间；并且，即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他们所观看的东西是程式化的，这种脱离节目的时刻也仅仅是短暂的，人们随后会再次投入到节目中来，开始相互交谈，或找一些别的什么事来做。然而，这样的时刻是被一次次一天天地重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了每一种批判性收视活动的独特的社会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特征，这不仅是收视文化的特征，而且是人们所具有的反思性行动能力的特征。在短暂的拒绝及其随后的接受电视所推荐的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安排之间有一种不间断的连续。这一点在人们对合理性质疑的一般化概括或对程式识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种批判建立在对不合理性模式的界定基础之上。
和我一起工作的人的批判性收视活动的思维自觉性程度和他们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思维自觉性程度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对节目的批判，客观上讲，不像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那样，能受到叙事传统的发展的支持。但这种情况还由于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和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相比，批判性收视活动并不总是需要一个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解读策略。因为正如我说的，批评大部分都是暂时性的，然而，跟随某个故事的发展就不是暂时的了。因此人们从来没有把批判性收视活动的连续性真正地转化为连贯性和一致性，而这正是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特征。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4）
总体而言，我发现，人们一般是在我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和批判性收视关系之间前后摇摆的。除了电视提供的所有规则以外（根据人物和故事的刻画以及内在的话语），它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一系列社会行动的不同部分。各部分之间在规范上并不总是连贯的，也并不形成一致的话语整体。商业广告时段以及网络促销的活动，在任何节目中都能够干扰叙事传统的发展，并且在节目中它们是齐头并进的，而节目本身也经常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改变其规范的基础。而且，电视节目的重组性，加上电视节目是被设计用来满足不同观众的要求这一事实，意味着被认为是合理的东西可以时常不断地、迅速地得到转换。像节目流和节目片断的作用一样，这些因素也能使人们从一种或另一种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转到一种或另一种以批判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去，然后从头再来一遍。所有这些特点，在人们找到了合理性节目开始收看时，当他们最终全身心投入到了其所收视的节目上时，上述特征都会出现。即使如此，当人们期望他们的收视活动是连贯的一致的，他们的思维也会在参与和批判性地保持距离之间前后往返重复。
在批判性收视时刻，以及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较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阶段，人们能够诠释他们在电视上的所见所闻。他们思维集中在他们所创造的意义上。当他们收看他们偏爱的节目以及其他的“高质量”节目时，或当他们更加深切地投入于节目中时，人们就会维持其对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意义创造活动比其他时候发展得更加充分，展现了更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我在前面谈到过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即把人们所具有的对节目的思维自觉的投入集中在叙事手法上，并以一种看似自然的方式，把电视话语权的作用扩展到人们的生活中去。
然而与此同时，收视者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和批判性收视之间的往返重复，会削弱这种集中化倾向。在外人看来，思维自觉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那些必须在不同的时间段落上建构意义的收视者的角度上看，却是一种多变的不确定的过程。他们的思维自觉性是可以发生转化的。比如说，从对刻画的现实的参与，转化为对这种现实保持距离，转化为对刻画行动的疏离，然后再一次参与，但这时的参与是在表象层次上的参与；或从对刻画现实的表象层次的参与，转化为保持距离，然后再重新返回对刻画现实的参与；或是，从对某一场景和互动的现实参与，转化为对场景中互动的批判；然后，在重新返回注意故事线索的发展和场景描述的参与之前，转化为对节目模式的一般化批判。我还可以继续列举这样的事实，或许还可以提一下人们在追随并且理解叙事传统时经常发生的脱节现象。但即使我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