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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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损害。
与在分离性使用甚至是非指导性使用中发生的情况不同，在持续性使用活动中，人们事实上并没有选择有效地利用时间——最起码不是主流文化所定义的那种“有效”。他们毕竟对他们所收看的节目总是具有选择性的，如果他们收看某些特殊的节目，他们也并不总是那么地全神贯注的。很多时候，他们说他们“总是在看电视”，这种活动在很多人那里——特别是在文化上与“官方”观点一致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把它看作是一种“活动”；如果收看电视被认为是放松和享受生活的合法途径，那么它就应该在人们从事更具有生产效率的活动之前，只发生那么一小会儿。同样，其他活动都在电视的周围发生这一事实，向人们对有效利用时间的承诺发起了质疑，最起码，这一事实对这样的承诺是表现了质疑的，即人们必须维持这样的一种活动参与，以便在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真正获得某种有形的东西。这种质疑发生于官方文化的仲裁者及其与他们观点一致的人们中间。
因此，在持续性使用中，人们有时能够极大地改变社会行动的传统意义标准。他们的行动并不总是追求生产效率的，并不总是统一的，也并不必然形成某种一致性的东西。是的，他们能够在电视图像中就关注什么和不关注什么作出判断。他们能够识别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社会行动的刻画，某些时候，他们也能反思这种刻画。但是他们同样能够认识到节目的程式性，并回避这种叙事传统。他们在不同的频道中选择，能够游戏性地使用电视图像，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思想和体验也会受到在电视上刻画的思想和体验的影响。当然，他们会阅读、交谈、做各自爱好的活动、缝纫、写信，或与家人一起消磨时光。他们伴着开着的电视从事这一切活动。
就是因为许多职业成员不想追求生产效率，他们才积极地在持续的电视使用中表现出那种不一致性；他们不想在任何一个单一事物上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们不想使事物具有发展性——从目前到将来，或从此到彼。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整天的工作任务，不管这种工作内在地具有什么报偿，并不真正属于他们自己。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接受叙事传统，他们不愿全神贯注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这种事实使他们能够创造一种摆脱了秩序性话语的心灵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事实上能够逃避官方文化对他们的有效利用时间的要求。
或许，在持续性使用的社会性中最重要的，是在收视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横向”运动。人们在收看电视过程中不是不断向前运动的，也不在其他各种分离性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向前运动。相反，他们往复于社会行动的不同脉络之间；往复于不同的社会行动刻画与图像流之间；往复于他们所收视的节目和他们所从事的其他活动之间，如阅读、写信和与人交谈，等等。当他们在家，电视机开着的时候，这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情况。当然，他们有时的确能够在收看电视或从事其他活动中直线式向前运动，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这是持续性使用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从实践的角度上说，这些人已经作出一种选择，不把工作和家庭生活混为一谈，而且决定在家的时候，不全神贯注于任何单一的事物。因此，他们摆脱了意义创造活动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强置于其电视使用社会性之上的种种限制。非常有趣的是，人们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如“非生产效率式的时间利用”，对所参与活动的持续性关注的不足，其意义创造活动中一致性的缺乏——在所有这一切中，人们似乎已经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来源于人们把电视的图像世界当作其家庭的社会生活的基础。我并不认为持续性使用中生产效率、一致性或发展过程的缺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实践的统一形式。相反，我企图证明这种多维的非整合性质的有效性，并且否认我们需要一种高层次的规范原则去解释这种非连续性。从这一视角上看，持续性使用的社会性体现了自我形成和文化实践的后现代模式。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1）
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描绘了持续性电视使用的情景，这种情景是我在电视收视者的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本书的主题（中心论点）是，这种普遍的电视使用方式在文化研究中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那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最初的关于持续性电视使用的描述是我所分析的整个收视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识别电视节目的程式性、同时收视活动、转换频道以及图像游戏等——这种实践大部分都不在分析的框架之内，而这种分析框架，指导着当今对电视使用的种种论述。通过回到我最初对文化研究的局限性认称那儿，我开始这个结论部分的内容。
我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化研究的概念框架（它们集中在大众传媒的规范建构和认同/抵制上），既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这些普遍、复杂的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实践，也没有解释它们，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充分地理解电视使用的社会学意义。我的研究表明，收视文化的社会性要比话语和自我身份重要得多，不管它们的作用有多么复杂。
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引申。我前面对分离性使用的讨论说明，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电视使用方式中，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如此重要的电视的规范化权力得到了突出的展现。同时，这种规范化权力以文化研究所没有预见、也不能把握的方式发生作用，因此，即使在其解释力的中心上，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被触及。
在分离性使用中，人们把自己构造成为具有生产效率的个体，在此过程中，他们同时把自己构造在美国的个人主义话语框架之中。在收看他们偏爱的节目或收看某些特殊的节目时，人们在他们的头脑中，总是将剧中人物发生的事情，以及虚构的节目所刻画的社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联结起来。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新闻以及各种非虚构的节目所刻画的真实的人们及其事件。
当他们收看电视并接触其他媒体的时候，他们会认同这些图像世界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和事件；这些人参与图像世界的方式，是我所指称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方式。通过这种叙事化认同，他们使自己置身于统治性话语所偏爱的意义之中，并使他们自己置身于美国社会的宏观脉络之中。人们也会批判他们的所见、所闻和所读，因此也会与他们惯例地收看到的剧中人物以及故事和事件发生分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人们能够“抵抗”或“反对”为他们展现的东西。这种抵抗通常可以归结为“自我身份”，这种自我身份被带入诠释过程本身之中，它以阶级、种族、性别等等为基础。我的研究表现了一种不同的诠释。人们对他们在电视上所见所闻的认同上，要比对它们的批判多，因为在电视（以及其他媒体上的，如报纸、杂志、神秘故事或爱情小说上的）存在着不断重复的统治性话语。当然，在所有这些媒体上有多样化的话语在发生作用，但可以说这些同样的话语会被规律性重复，特别是在商业电视中会被重复。而商业电视，我的研究发现，是人们收看得最多的。能使人们抵抗或反对统治性话语的分化现象的情况略有不同。我并没有发现那种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认同或分化的一致性，这种东西是文化研究让我们相信在人们收视电视时会发生的现象。必须承认，我并不想只是考察这种诠释活动。当我在访谈中询问人们偏爱的节目和剧中人物，询问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时候，我并没有强调去探索统治性或抵抗性的解读，从而排斥人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性投入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我的兴趣在于超越权力和抵抗的诠释动力机制，这使我并不过多地强调电视使用的这方面内容。但是，我仍然发现，人们在惯例性地参与电视或其他媒体的叙事传统时所作的诠释，特别是在收视电视时所作的诠释，真是太多了、太有变化性了、太短暂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太过肤浅了，以致于很难说展现了人们自我身份的一致性——不管是阶级、种族、性别还是其他任何的自我身份。
我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简单事实，是人们能够建立连续性，而不是对规范权力作出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争执。当分离性使用者收看电视的时候，他们可以认同或批判展现的内容，但不管是认同还是批判，他们进入了一个连续地判断、监测和评价事物的过程之中。当电视的分离性使用者阅读神秘故事、爱情小说、传记小说、非小说书籍以及杂志上的文章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当他们从事爱好活动、家居小工程、家庭集体外出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时，相似的注意力集中的判断、监测和评价过程也会发生。因此，这种思维自觉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我在非指导性和持续性电视使用中也有发现。即使人们的思维自觉性常常以使他们置身于，或对立于统治性话语的文本诠释的形式出现，我的观点依然是，这些行动将持续发生，内在于表达自我能动性的能力之中。
这种连续性，以及自我的能力，或能动性，当然可以采用诠释行动这种形式，不管这种诠释行动发生在权力的内部，还是与这种权力相对立；但这种连续性以及这种能力并不是特殊的诠释行动的同义词，或是诠释行动本身的同义词。这种自我的社会性不是话语；它不是自我身份；它不是一种特殊的诠释。在发展心理学理论中，它是这样的一种连续性，即甚至在自我统一性形成之前，在人们学会去解释他们在事物体系中的地位之前，它就首先定义了一种自我的意识。这种社会性是行动的能力，包括诠释的及认同的行动。我想，在文化研究那里，这种社会性或者被忽略了，或者被认为太传统了而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它。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2）
在分离性使用中，这种自我的连续性来源于长期的收看节目，或阅读书籍以及与家人共度时光。这种连续性建立在它自身基础之上，并随时间的推移，它能创造一种一致性和稳定性，这种一致性和稳定性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的有效组成部分。
以分离性方式使用电视的人把自己视为具有生产效率的人。他们在工作上的生产效率——根据其满足要求、完成任务、接受新任务等情况——可以在增加工资、增建房子、折价购进新房子、买车、家庭休假、大学学费以及购买任何一种商品等方面得到“回报”。人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而获得回报，如在工作上得到更大的信任和职权，在工友和同事中享有更高的地位，或一种更有利的退休金一揽子计划。总之，生产效率意味着更大的权力，而有生产效率的个体是有权利的个体。
具备生产效率的欲望——因此也是有权力的欲望——来自于工作世界，也成为人们在自由时间里如何看待自己的有效组成部分。展现在电视使用和其他媒体使用，以及人们对其他活动的参与中的连续性的发展性质，在分离性电视使用是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因为人们决心把他们自己视为具有生产效率性的个体。他们在实践中指导和组织他们的活动，以便从中“得到些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从事业余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从不会离开工作世界太远。他们在工作上的生产效率能够，并且需要暂时地被某种东西所替代，但分离性使用者知道，工作世界是一个他们将要重返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他们总是对他们如何使用业余时间小心谨慎，工作世界也是他们永远不会真正离开的世界。
对分离性电视使用者而言，生产效率的个人主义话语影响了人们构成自我以及他们在宏观社会中发现自己的位置的方式。正如福柯（1986，1985）在讨论古希腊时期自我的形成时所说的那样，把自己构造成为生产效率性的人，对分离性使用者来说，是与美国文化的话语规则分不开的，这种文化首先规定了生产效率的含义以及个体的含义。福柯所说的自我统一性是一种十分个人的以及私有的东西，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部分。在分离性使用者那里，人们自我感觉的统一性，同时又是在宏观社会中发现自己的位置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像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自由和保守的美国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把衰落的后果归因于大众文化。电视使用，最起码在分离性使用者中，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一种非常具有指导性的自我，上述的批判家们把这样的自我视为大众文化之外的一种选择。同时，我认为电视使用者的抵抗形象——对生产效率性个人主义的抵抗——十足地寓于工作和闲暇时间的规范和阶级文化之中。
最后，我讨论在文化研究中不能轻易界定，也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的那些人的收视实践问题：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以及持续性使用和非指导性使用的一般模式。正如我在本书的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所表达的那样。从总体上说，这些实践表明了生成于收视文化之中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并不呈现我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之中，或更宽泛地说，在分离性使用中所发现的那种思维自觉性的指导和组织形式。当然，即使以这种方式规律性地使用电视的人，在其他时间上也会以更为关注的、规范上一致的方式参与电视、其他媒体以及其他活动。他们常常形成一种分离性的自我意识，他们能体验到通过叙事传统发挥作用的话语的规范化权力；他们甚至能够，更多地在非指导性使用中，认同生产效率性个人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