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电视-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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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这一切之外，尚有一些不能那么明确界定的收视者与电视际遇的实践领域。在这种领域中，节目的话语和人们在其他生活领域中建立起来的自我身份，都不能向他们提供那种连贯性和一致性，而这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已经被证明是以一种较为分离性的方式使用电视的生产效率性个体的标签。
与我在分离性使用中发现的情况不同，也就是说与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理解的权力和抵抗的动力机制不同，在这种收视实践中，人们常常利用电视促成的自我能力，而不是前期的自我身份，使他们自己摆脱节目的叙事传统的影响。即使他们不认同于各种话语，或不认同于种种社会建构的自我使命，他们依然能够在其文化世界的时空中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但由于这些社会主张来源于重复地与图像世界的际遇，并且这种图像世界从话语统一性上来说是碎片化的，这种主张并不总是一致或整合的。事实上，在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中，特别是在持续性使用中，人们并不必然地在他们的行动中努力保持连贯性或一致性，最起码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即他们在电视使用或文化实践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问题上，与现代性的理解不同，并由于这个原因，在什么是人性的本质问题上，与现代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由于缺乏一致性、整合性，或传统意义上的方向性，人们与节目之间的稍纵即逝、不断变化，而且貌似琐碎的关系，这种能以相似方式影响其对其他活动的参与的关系，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在人们面对工作、家庭和家庭责任，以及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之间不断转换时开始慢慢拥有。比如，当人们认识到节目的程式性质，这种社会性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洞察力，使我们更多地理解收视文化中法人权力和大众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并且理解它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发生作用。另外，我发现这种知识和洞察力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不能被归结在话语、文本、自我身份或权力和抵抗的诠释动力机制的标签之下。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3）
这种社会性的脱离方式——对程式的识别，复杂的、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关系，持续性使用和非指导性使用的一般模式——体现了一种生成的文化形式，它能使人们避免被置于电视话语权力的阴影之下。它们同样也体现出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被越来越多地被贴上标签，即商品、观念以及种种图像的企业生产——并不仅仅是电视图像。与传统的、地方的，或明确地按照阶级、种族、性别或其他社会类别划分的文化中发生的情况不同，在企业控制的文化中，大众市场或许是最有权力的，而且有时候能成为品味的最终仲裁者。这意味着，在商品、观念和图像的企业生产、分配、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对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规范和价值的某种中立现象。而且，由于大众传媒统治了企业控制文化的主要传播形式，观念，甚至是商品的流通，越来越以图像为基础了。
从商人的角度看，市场并不是由构成市场的那些人的规范和价值来定义的，而是由销售、收入并最终由来自于消费行为的利润来定义的。当然，能在市场上传播的事物和图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与政治斗争和文化压力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受国家的管理。有影响力的公司拥有权力，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必须经常因霸权利益和满足它们的话语要求而竞争。即使如此，大众市场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场所，在这里，有许多事物的刻画和图像在传播着，无论是个性、剧中人物、故事、场景、事件，还是商品的图像，等等。而且，由于这种图像或刻画一般指称某种可以识别的社会现实，或可以识别的社会现实的某个方面，这些图像或刻画的大规模传播成倍地扩大了规范戒律或原则的效果，而这些规范戒律或原则，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生活于这种图像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大地令人振奋的——甚至具有解放作用——体现了我在概论中讨论的大众媒体的民主化趋势。这种媒体图像世界向人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看见听见并且读到新事物，购买新东西；这些事物并不一定是他们寓于其中的其他文化世界的部分内容，因此，也并不那么深深地着床于在这些其他文化世界中发现的规范戒律之中。在约翰·休伊特（1989）的眼中，这种图像的大众传播，由于它对任何特殊的规范和价值的中立立场，是现在社会日益明显的碎片化和分化状况的构成要素之一。他认为，由于它的作用，社会中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存在的，以社会为基础的关系，在这样关系中，可以轻易得到认同的与社会相关的规范和价值，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认为，这种企业生产和分配的图像世界的繁殖，不仅应该为增长的碎片化和社会重要性意义下降的现象负责。而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真正创造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关于主体间性的意义、自我和自我身份的形成等倍受推崇的假设不再适用了，人们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生活在一种并不总是，或仅仅是以规范为基础的文化之中。
但是，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形成的现代性困境的另一个循环。相反，这是一种后现代的状况。图像世界的繁殖产生了脱节，这种脱节是一种分裂性体验的时间和空间，在这种时空中，正如我在前面无数次地说过的那样，并不会发生连续性，意义并不意味着什么，人们不会再建构一种事物的发展的顺序，而统一的体验也不再是既定的了。它同样在社会层次上产生欲望流、欲望爆发和欲望障碍，这些现象类似于心理分析中无意识过程的个体体验。结果，建立自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有问题，正如稳定的一致的自我——及其不同的自我身份——形成为以规范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的参照点的情况一样。由于无意识过程的社会领域是由企业生产的，自我和文化的形成——不管我们把它们想像为整合的非整合的——就因此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庆祝的理由。有些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试图通过确定自我身份的形成和独特的文化实践的方法，探讨这种后现代状况，比如，福柯（1986）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三卷中讨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所际遇的自我形象作出判断的能力问题。这种反思性为摆脱主体性的话语建构提供了途径。德勒兹（1983）概括了“恶化”问题和从秩序话语中逃离的“飞行线路”问题——作为一种说明在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新事物的方式。罗萨尔多（Rosaldo 1989）使用“边缘”概念架构说明主体如何创造和应对话语权力，而且强调了其过程性，因此也强调了其可变性。安扎尔朵（Anzaldua 1987）使用“混血儿”概念，说明在不同的话语决定之间的移动和转变观念，以解释自我身份形成的一种灵活过程，这种理论认识并证明了同时性和文化差异。巴特勒（1990，1995）认为，话语的重复导致权力作用的不稳定性、脱节和距离，为权力侵犯的形成提供了空间。韦尔曼（Wellman；1993）提到洛杉矶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开始创造一种新的混合型的自我身份，这是由于他们的邻近边缘的脱节造成的。
与这些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一样，我试图探讨来源于企业文化的图像世界中的社会预演和实践知识问题。我对收视文化的考察是迈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在能识别节目程式、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和持续性使用中，人们形成了一种对被认为是规范上适合他们的叙事传统的中立态度。他们总是对寓于节目话语中的规范参照点保持距离，同样也对他们的自我身份保持距离。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这种社会性是一种脱离的社会性，我在收视文化中考察了这种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越来越成为人们在以图像为基础的文化中生活的特征。所谓脱离，就是置身于在图像中刻画的社会行动的逻辑之外，但并不置身于图像自身的逻辑之外。就是说，人们在思维自觉性上可以把自己置于“他人”的视角之外，这种“他人”对他们具有反射性反应的要求。在此过程中，他们依然能够审视图像中刻画的社会行动中的人或剧中人物，并保持一定距离地观察他们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把传统意义上的角色扮演悬置起来，他们就不会把他人视为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社会行动者，而是把他们视为图像。这种以图像为基础的社会性因此就可以超越对图像世界本身的参与，扩大到任何一个人们经常从中相互际遇的环境中。只有这样，他们的关系是通过图像的投射，而不是通过扮演传统意义上的以互动为基础的自我身份而被建构起来。人们把他人视为他们所投射的图像，反过来，他们也希望被他人视为他们自己的一种图像。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就成为了图像客体，对其自身而言也是图像客体。正如T·J·克拉克（T。 J。 Clark； 1984）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某种被分离看待的东西”。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4）
结果，人们不必再建构一个“宾我”作为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一种关于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角色期待，即他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思维的角色期待的知识，也不再是必需的了，因为现在，人们是根据他们所投射的图像而进入彼此的关系之中的。所以，他们的社会性更多地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因为不必为了使关系具有意义而展现主体间性。
这并不是说在后现代状况下，那些传统的阅读、收听、收视、购物以及互动就不会出现或不再重要了；正如我在前面对分离性使用中展现的那样，它们依然存在并且十分重要。这也不是说，在人们面对试图使用自我、意义和文化等传统标签，以一种规范一致的方式构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就不会有问题，就不会有严重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然而，社会性的脱离形式也存在着。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企业控制的图像世界的横行及其日益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脱离的社会性或许还在上升。
所有这一切使我稍稍地偏离了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和持续性使用的社会性，现在我想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试图建立某种联系。当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收视实践采取一种批判的视角，他们就能够认识到，电视确实拥有权力，使他们的意义创造活动发生分离，并破坏任何他们试图建立的整合一致性。他们也能够明白，电视如何阻碍他们与宏观社会建立意义上一致的联系，如何从一开始就阻碍他们形成整合一致的自我理解的形式。而且，用以图像为基础的方式使用电视的人表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要远远多于只是收看电视。如果说人们就电视发表的这些陈述，不如那些其他的许多批判性陈述更具强烈的情感和急迫性的话，那么，他们的确带有情绪地作出这种陈述了，而且反复多次地这么陈述。人们在生活中要求的比收看电视多，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做点什么，去改变事情，而且他们承认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们的确承认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去收看电视。但是，即使电视总是开着，电视也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会参与各种活动，包括重要的家庭仪式和家庭生活。当他们收看电视时，人们依然能对电视的以及非电视的世界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时候是批判性思想——即使难以划清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事实上，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企业文化中占据着相对无权的地位。但他们同样认识到，从实践意义上说，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要求他们继续生活在企业文化之中，而不是在这种文化之外。
最后说一下有关权力和政治学问题。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电视、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权力，已经成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的问题。有关权力的一个问题，是要质询大众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特别是大众文化在促进或阻挠公共生活的民主作用方面的影响。文化政治学的理论概括首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出现，随后又受到这个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批评家提出的理论的影响。有关权力的第二个问题，建立在受葛兰西影响的文化政治学理论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文化研究理论，也是对在文化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出现的对话语的接受及竞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和经验考察的基础。在这种理论中，问题并不是“文化”对“政治”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尽管这种作用依然值得关注），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文化领域本身的内部，精英权力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生。这种理论假设，权力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最世俗的领域之中，并且，与法兰克福学派和保守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文化批评家的观点不同，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强调的是，在企业文化的图像世界中发生的诠释动力如何能够维持一种对立性的政治，而不必超越文化领域，通过集体的公开的行动形成一种明确的竞争策略。
在我的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人们试图把他们日常的对媒体图像的参与，同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的参与联结起来。同样，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文化领域自身内部的权力竞争——对立性诠释——也并不始终如一地得到展现。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所提出的权力和政治问题并不重要。它们是重要的，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