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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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伯伯就奔赴延安了，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就已经在党的领导下成了学生领袖。他那个块头，他那个豪爽快乐的性格，在革命队伍中，绝对是个另类。据说，他要不是让毛泽东喜欢上了，早就被革命熔炉淘汰八回了。
他不是个很会当官儿的人，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的幽默在于自己享受幽默，从小就给我讲了无数的笑话，有自己编的，也有趸来的。每次都是他一边讲自己一边笑，往往自己笑出了眼泪使得笑话不能一次讲完。他不管听众笑不笑，自己先笑好了再说。
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
小时候，他最喜欢我。因为我很迟钝，说话很慢，成了他幽默的最佳发挥对象。在哈尔滨，我们两家就住在隔壁，他们家没有孩子又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吃零食，我自然很喜欢去。我那时才四岁，每次他给了什么吃的东西，我都要慢条斯理地问：这是什么？然后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比如，他给我牛肉干，就告诉我这是耗子肉，下回我推门进去，就说：朱丹伯伯，我想吃耗子肉。他就笑得昏天黑地，李纳阿姨也笑得开心，就又给我一小块儿“耗子肉”。
我在他家第一次吃到了起司，不知道那是什么。他问我好不好吃，我点点头，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臭脚丫泥蘸牛奶。我很严肃地点点头。他可是乐不可支，眼泪又出来了。以后我又去，慢慢地说：朱丹伯伯，我要吃脚丫泥蘸牛奶，他和李纳阿姨两个人都笑得昏天黑地。我还是平静耐心地等他们笑完以后拿给我吃。他们看我的样子，一笑再笑。我自己很严肃，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可能我可以让冷面著称的李纳阿姨这么大笑，有助于健康，有助于家庭气氛，所以很受他们两口子的欢迎。
他们就和我爸我妈商量，干脆把我送给他们算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而且以男孩子为患。我爸我妈好像没什么意见，就问我，我当时觉得朱丹伯伯不错，可是怎么就要变成我爸爸呢？我倒不是不愿意，就是不大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那是脑子特别迟钝。可能就是这样才得到他们夫妻的青睐。他们看我不甚了然，就先认他为干爹，慢慢适应，以后再说。
后来进了北京，我住在学校。到了周末有时候就回家，有时候就回朱丹伯伯家。那时候从云南来了一个小孩，他的名字是李小护，比我小半岁，是李纳阿姨亲戚家的孩子，于是朱丹伯伯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亲儿子，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弟弟。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
朱丹伯伯进城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就不断地犯错误。
他和别人犯错误不一样，既不是男女关系问题，也不是和金钱或权利有关系。现在想想似乎他的所有错误就是因为他喜欢吃喝玩乐。三反运动，他就被以浪费的罪名给运动下来了。按照他的条件，早就可以青云直上，可是他心地善良，还没有心计，所以乌纱虽有，可惜忽大忽小。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快乐的人生。
那些年的官场飘忽不定，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简直就是扑朔迷离。有人官儿越做越大，汽车越坐越小；有人汽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反正都有个方向性，他是没准，过一两年就搬一回家，同时换一个单位。上下沉浮，没准儿。他有事没事愿意来找我爸聊天，因为他知道我爸这人我妈这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艺术家，不在乎他那天是坐汽车来的，还是坐三轮来的。尽管性格不同，但是他们在一起聊，一定高兴。他一高升，他一被贬，准来我们家看我爸，还一定带来好酒。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1）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革命的初衷了。一九五六年，夏季里炎热的一天。那天傍晚朱丹伯伯特别兴奋，带来酒菜在我们家吃晚饭，和我爸我妈一起畅谈。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也跟着高兴，他一高兴我就有可能得到具体的好处，比如带我去吃饭，比如带我去听相声，看京戏。
后来我从他们字里行间才慢慢明白他们为什么高兴，当然这主要是靠我睡觉以后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的笑声和交谈。我虽然已经十二岁了，还没有参加他们谈心的资格。好在当时我们家的房子隔音不好，我才能一边用矿石收音机听音乐，一边听他们侃山。那时中国的各种房子隔音都不好，甚至中央首长的房子也没认真注意这件事情。不信你到庐山去住住当年属于宋美龄女士，后来毛泽东居住过的别墅，现在花三百多人民币就可以入住一晚，那里的隔音和那时候我们家的隔音水平差不离。当时使他们如此兴奋的话题是关于《万象》杂志，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摩登杂志，将以同仁杂志的方式在北京复刊，然后是如何编辑，如何出版的话题。另一个话题是我爸准备响应号召：艺术家职业化，不再继续当教授了，也不当文艺官僚了。这就是说他如今有机会，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的梦想，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新时代使他们梦想成真。
做个真正的艺术家。如今没有政治的压迫了，也没有经济的困境了，再加上开国后各方面的惯性优势，他们觉得等《万象》杂志复刊后，一定要比官方杂志好看得多，发行出去一定销量惊人，我父亲靠编杂志、画画就足可以养家糊口了。还是姜德明先生的回忆比我细致，他当时已经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供职，据说他最高职位曾经做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现在是北京最有名的藏书家了。他在《万象闲笔》中回忆道：其实还有胎死腹中的一本《万象》杂志，更值得一谈。那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故事。当时一部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作家、画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感召下，经文化部批准，拟办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定名为《万象》，并成立了十个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是：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方、叶浅予。画家张仃还拟订过一份栏目安排，内容计划。“创刊号”业已编就，其中有：
张仃：《毕加索访问记》，
郁风：《衣饰杂论》，
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剧》，
艾青：《我写过一首最坏的诗》，
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
曹禺：《论莎士比亚》
……
这在当时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些题目。不想一夜之间，反右派的风暴袭来，一份不曾问世的《万象》要目竟变成反党罪证，“二流堂”复活的宣言。“创刊号”主要作者几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尽管刊物未能办成，照样可以定罪。我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有人能记得。的确，如果这期杂志可以出版，那一定会轰动中国。我爸当时刚刚从巴黎回来，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件非常罕有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和西方各个强国都没有建交，只有英国在北京有个代办处。
中国艺术家所向往的巴黎，任何人根本没有去访问的可能性。就在一九五六年，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联多年的政治坚冰开始解冻。当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以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很多人都退了党，中国共产党还在研究和观望，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空前宽松。就在这个时候，法国要在巴黎搞一个世界博览会，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这也许是西方和新中国和解的一种试探，也可能是法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在变化中。中国的领导阶层认为：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那就是愚蠢。
于是决定派我爸爸去巴黎修建第一个在西方展示的新中国的展览馆。虽然这只是一座博览会那种临时性的建筑物，但这是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步。任命我爸爸为总设计师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已经在五十年代多次到国外去设计展览会，在莫斯科、华沙、布拉格、莱比锡举办的博览会和展览会，他都是中国馆的总设计师。这次中央拍板之后，我爸爸就开始组团。我们的邻居董希文伯伯平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为这件事他第一次向我爸爸开口，希望在代表团中有他，哪怕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我爸听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之都的景仰，绝对是出自内心的。另一方面，董伯伯一定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去卢浮宫欣赏那些多年来心仪已久的世界名画。就像一个顶尖的武林高手，多么想看看前辈们的神仙般飘逸的足迹。如果董伯伯有这次机会，他一定会在艺术上有许多收获和碰撞，再创辉煌。他是一个悟性高、分析力强，有才干又肯辛勤钻研的油画巨匠，这个机会应该给他。那个时代，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和法国建交，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让它擦肩而过。但是，当时文化部和外贸部的领导对这个代表团的想法，和董希文先生大相径庭。最后拍板的时候，代表团主要成员当然是有关方面的领导，然后才是我爸爸当总设计师，还有贸促会的工作人员，展览工作室的人员，同行的只有一位艺术家，这是北京市的花鸟画家王雪涛先生。
估计他们觉得去巴黎和西方接触就应该有一个代表民族的中国画画家，所以，董希文先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些决定的确不是我爸的管辖范围，他的确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为董伯伯不能前去而惋惜，本来我以为爸爸可以安排的，后来我渐渐明白，我那个英雄的爸爸，在一定的范围还可以，在另一个范围，他只能受到别人的安排。这是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的。爸爸从巴黎回来，一下洋气了许多。爸爸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意仪表的人，他从巴黎带回来的衣服，和从苏联、东欧带回来的衣服，大不相同。特别是他带回来的故事，更让我们兴奋。〖〗刚从巴黎回来的爸爸他给我们讲：当年在国内的许多有才能的同行，现在还在巴黎画画的人还真不少。他们虽然得到了在巴黎自由创作的机会，但是生活多数都十分艰难。他们的处境和我爸爸、妈妈当年在上海、南京的时候差不多。
多数海外艺术家依然在生存问题上苦不堪言，他举了常玉为例：说常先生画得非常好，但是经济非常窘迫，他到常先生家去做过客，那真是艺术大都会中的清贫一族。潘玉良已经到法国这么多年，也还是一个清苦的艺术家。但他们都乐天知命。爸爸也给他们传了话，希望他们回国看看，如果喜欢可以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美术发展，共同努力。这番话似乎主要是说给张大千听的，但是张大千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早就有底儿了。从浙江美院去法国的赵无极先生，可以说是这些人里仅有的在法国已经站住脚的，他已经是进入法国当代主流艺术的大师了。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2）
这些人在四九年以后是第一次见到中国来的官方的又是艺术的代表团，他们百感交集无须赘言。他们兴奋、他们高兴、他们沉思、他们感慨、他们畅谈，无论他们如何选择，都不会影响他们见到故乡来了同行的愉快。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欢笑。我看他们当年的照片，每个人都笑得和孩子一样。
我仔细看爸爸讲的这些人物，潘玉良这把年纪还剪个整齐刘海儿的娃娃头，瞪着那么大得吓人的眼睛，那么厚的嘴唇，真把我震晕了，爸爸说：人不可貌相，她可真是艺术的性情中人。
张大千当时飘逸的胡子还是黑色的，我想大概他比较像唐伯虎的好友祝枝山。一九五六年爸爸在巴黎宴请旅法中国艺术家，右二为潘玉良，右四为张大千
爸爸还告诉我，赵无极很慎重，很低调，开来的车子，黑黑的、笨笨的一点不打眼，只有内行的人才知道，这是好车，也是最结实、最安全的车。
当然爸爸也告诉我他们去法国作家协会主席维尔高尔家里做客，他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海的沉默》的作者。但是，在法国没人给他们工资，这样有名的作家还是要干别的工作养活自己。他和太太在家里用丝网漏印的方式复制高档艺术作品，编号出售。他们参观了这老两口的作坊，对他们这把年纪还这么勤奋地生活，不知该佩服还是该惋惜。
听到这里，我想，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国家早就养起来了，让他专心创作，那将会为高贵的文学，夺回来多少时间。后来，我又糊涂了，中国当时国家养起了那么多的作家，但是，结果到底出了多少可以传流下来的作品？不行，不能细想，那样会把脑仁子想坏的。当然，最让爸爸激动的是他去拜访毕加索。
你想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爸爸就在黄土墙上贴了一张毕加索的女人头像作品，如果是现在，没什么稀奇，连孩子都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毕加索的传闻轶事，可那是战争年代，可那是整风年代。我爸这一大怪，居然在五十年代阴错阳差到了巴黎，居然有机会去拜访毕加索本人，毕加索居然欣然同意。
说实在的，我爸当年要不是瞬间的冲动，决定去延安，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毕加索知道你是老几？他欣然同意决不是因为知道我爸爸，而是因为他是新中国来的画家，他的背景就是那个正在悄然兴起的东方大国，那就是他的底蕴。
爸爸和毕加索（摄于一九五六年）爸爸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代表中国文化界赠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的画册，还有我爸爸自己的画和王雪涛先生的画。
毕加索回赠给代表团他自己的画册，同时也特别回赠给我爸爸本人一本他的画册。他要我爸爸把名字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