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畅销书]经济思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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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状态是不稳定的，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还有参与人试图通过改变其策略以增进其赢利；有些状态是稳定的，即该状态下没有任何人试图改变其策略来增进其赢利――或者说，任何一个参与人实际上都不可能在其他人不改变策略的情形下通过自己单方面改变策略来增进其赢利。这种稳定的状态被称为纳什均衡，它是以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 1928― ；美国数学家，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纳什证明出，在有限个参与人参加的有限策略数目的对策中，一定存在着至少一个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的组合，即稳定的均衡状态（这就是纳什均衡）。处于纳什均衡状态下，每个参与人都不能通过改变策略来得到更大的收益，所以谁也不存在改变现状的动力。
上述博弈的要素，构成分析博弈论的基础。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用赢利表来表示一个博弈。比如，下面给出的就是“囚徒的困境”博弈的赢利表。
参与人2（囚犯B）
坦白 抵赖
参与人1 坦白 …8，…8 0，…10
（囚犯A） 抵赖 …10，0 …1，…1
赢利表的解读方法是这样的：最左边是参与人1（囚犯A），然后旁边列着他的两个可选策略（坦白，抵赖）；最上边是参与人2（囚犯B），其下边列着他的两个可选策略（坦白，抵赖）；四个单元格列出了博弈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每个单元格中的数据，是参与人从博弈结果中得到的赢利，其中左边一个数字是参与人1的，右边一个数字是参与人2的。
在这样的赢利表中，寻找纳什均衡的方法是：先给定参与人1的每个策略，找出参与人2的最优反应――每一行上，在对应的参与人2最大的赢利数字下画一横线；给定参与人2的每个策略，找出参与人1的最优反应――在每一列上，在对应的参与人1最大的赢利数字下画一横线。读者可在“囚徒的困境”博弈上试试，画出来应跟上面的表中一样。如果一个单元格中两个数字下都被画上横线，说明该单元格对应的策略组合是纳什均衡，因为其中的每个策略都是参与人对彼此策略的最优反应。
纳什均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预测理性人进行博弈的结局。
“囚徒困境”
回到“囚徒困境”博弈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假定A选择坦白的话，B最好是选择坦白，因为B坦白判8年而抵赖却要判10年；假定A选择抵赖的话，B最好还是选择坦白，因为B坦白可判免罪释放而抵赖却要被判刑1年。就是说，不管A坦白或抵赖，B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反过来，同样地，不管B是坦白还是抵赖，A的最佳选择也是坦白。结果，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各判刑8年。在（坦白、坦白）这个组合中，A和B都不能通过单方面改变行动增加自己的收益，于是谁也没有动力背离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就是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深刻地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如果A和B都选择抵赖，各判刑1年，显然比都选择坦白各判刑8年好得多。当然，A和B可以在被警察抓到之前订立一个“攻守同盟”，但是这可能不会有用，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积极性遵守这个协定；要是你坚决抵赖，那我正好利用你的抵赖积极坦白争取免去罪罚呢！所以，即使我要背叛你，一开始也可能会故意诱导你签署一个大家都不要背叛的协议。当然，你也不傻，我的这些想法你都想到了。事实上，我也很清楚你想到了我的想法；你也很清楚我很清楚你想到了我的想法；我很清楚你也很清楚我很清楚你想到了我的想法……这就是博弈的推理方式（见图3―1）。
第三章 多个人的世界（10）
“囚徒困境”对现象的解释
“囚徒困境”在经济学上有很多应用，也有力地解释了一些经济现象。比如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的成立，本身要限制各石油生产国的产量，以保持石油价格获取利润。但成员国并不遵守组织的协定，每个成员国都这样想，只要它们不增加产量，我增加一点点产量对价格没什么影响，结果每个国家都增加产量，造成石油价格下跌，大家的利润都受到损失。当然，一些产量增加较少的国家损失更多，于是也更加大量生产，造成价格进一步下降――结果，陷入一个困境：大家都增加产量，价格下跌，大家再增加产量，价格再下跌……
理论上，几乎所有的卡特尔都会遭到失败，原因就在于卡特尔的协定（类似囚犯的攻守同盟）不是一个纳什均衡，没有成员愿意遵守。2001年4月的彩电价格战也反映了这一点。那年4月，长虹突然宣布彩电降价，给彩电业带来了巨大震动。随即，康佳老总陈伟荣、TCL老总李东生、创维老总黄宏生达成默契：建立彩电联盟。直到4月20日下午，康佳仍表示不降价，但当晚陈伟荣突然改变主意，搞得李、黄措手不及。4月24日，本来三方准备坐下来商讨降价后的进一步策略，结果又是陈伟荣爽约。
在国家竞争中也存在囚徒困境，比如军备竞赛。若大国之间都不扩充军备，则战争的破坏性就会小一些。但是，若其他大国不扩充军备，自己大力扩充，则自己的相对安全会得到改善。结果，每个国家都扩充军备，彼此的相对安全状态并没有改变，可是战争的破坏性大大增加了。
公共资源的滥用更是囚徒困境的经典例子。没有产权的无主公财，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你不用别人会用，于是大家都拼命利用。正如过去人们对个人侵占公家财产所编的顺口溜所描述的那样：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白拿还要拿。结果是公共资源迅速耗竭。土地过度开垦、深海过度捕鱼等，都是此类问题。
在我的《身边的博弈》一书中，提供了更多的“囚徒困境”式的生活现象。读者可以翻阅。
信任问题
信任问题的存在，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设置了障碍。
关于信任问题的博弈例子刻画，通常是这样的：假设我向你借一笔钱，比如10万元，将用于某项投资。这项投资可以确保我得到20万元的收益。于是我向你许诺：只要你借给我10万元，一年后我回收投资就会连本带息还给你15万元。如果我的许诺能够兑现，显然你借钱给我相当的划算，毕竟，在现在你到哪里还找得到年回报率高达50％的投资途径呢？
在我天花乱坠的劝说之下，你差点就要借钱给我了。不过，你的太太突然蹦出一句：“要是他不还你呢？”是啊，要是我不还你呢？我还你15万元，我就只剩下5万元；我要赖账，我就保留下20万元。我真的没有动力要还你的。想到这些，你就会拒绝借钱给我。合作利益再一次丧失了。
大家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故事。故事是现实的折射，来源于生活。也许你在借钱给我的问题上，能够保持清醒，但是你在对公司进行投资的时候是否还这么清醒？在一些法治观念薄弱的国家，管理层和大股东常常压榨中小股东。他们用看上去很美的招股说明书和会计报表，骗得投资者“借”钱给他们。然后，这些中小投资者不清楚这些钱是怎么用的，也不知道公司是怎么经营的，投资的现金回报也从来没有见到。上过当的投资者便没有信心再进行证券投资，资本市场就会相当贫瘠。可以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缺乏对投资者的保护，导致投资者缺乏信任，进而导致了资本市场的贫瘠。
第三章 多个人的世界（11）
事实上，具有经济学思维的人总是会冷静地洞察到：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承载着其利益，指向其利益所在。若说谎符合其利益，人们就会说谎。若一个人的许诺跟其自身利益是冲突的，我们就得怀疑其许诺的可信性了。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甲对乙的信任稳定存在的条件是：
（1）若甲信任乙，则乙采取被甲信任的行为而不是其他行为，对乙本身是有利的；
（2）若乙采取被甲信任的行为，则甲信任乙对于甲本人来说是更有利的。
上述两个条件，对于甲对乙的信任稳定存在缺一不可，每个条件都不能单独存在，必须相互依存。
但问题依旧存在。上述条件只是信任稳定存在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因为许多的情形中涉及信任的博弈是多重均衡的。比如，甲认为乙不值得相信，而乙最好就采取不被信任的行为；乙采取不被信任的行为，则甲就最好不要信任乙。这也是一个均衡，是不存在信任的均衡。
信心问题
能否达成合作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对方会合作？
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信心博弈来说明这一点。如下：
猎人乙
猎鹿 猎兔
猎人甲 猎鹿
猎兔
该博弈说的是两个猎人决定第二天一起去打猎。他们分别住在遥遥相对的两个山口。对他们而言，一起猎鹿是最好的结果。但是这个博弈有两个（纯）纳什均衡：要么都猎鹿，要么都猎兔。
究竟哪一个均衡会出现呢？似乎他们商量了猎鹿，那就应该是猎鹿的均衡会出现了。但是这也未必，假如猎人甲曾经因为答应过别人的事后来又失约了，则猎人乙就会怀疑猎人甲的话是否真的可靠。他会想，猎人甲要是失约，自己猎鹿就什么也得不到；而不管甲是否失约，自己猎兔总归可以得到2或4。在这里，猎兔是风险占优的选择。若他这样想，他就很可能选择去猎兔，猎鹿的合作虽然收益更大，但是却没有达成。
甚至问题还不止如此简单。即便猎人乙坚决不改变自己猎鹿的行为，合作一样有可能得不到维持。猎人甲完全可能这样想：我以前说过的话有失约的时候，不知道猎人乙会不会坚信我会猎鹿呢？若他不能坚信，显然我猎兔就更保险。于是，猎鹿的合作也可能被破坏。
事实上，猎鹿的均衡也可以说是脆弱的，特别是对于风险规避的参与人。因为很小的信念偏离就可能破坏猎鹿合作。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对自己或者对对方有一点点信心不足，就会导致猎鹿的合作不能达成。很多时候，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是对别人总是不能抱有十分的信心，仅仅因为对对方信心的一点点担心，也会破坏猎鹿合作。除非这两个猎人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在过去合作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背叛过对方，猎鹿合作就可以逐渐稳固地达成。这一点，也反映出过去的历史对于当前合作的重要性。
贫困陷阱
不少研究文献注意到贫困的文化陷阱，把贫困归结到人们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锁定。这与人们的行为协调失败的历史有关。而行为协调的失败，许多时候都与信心博弈有关系：因为担心别人不会选择一个更有利于大家的策略，所以自己也不去选择一个更有利于大家的策略。最初的协调失败使人们对后来的协调更没有信心，最终形成了协调失败的文化陷阱。
第三章 多个人的世界（12）
桑塔菲研究所经济学家鲍尔斯曾讲到一个例子：印度的巴伦布尔镇的农民，给冬季作物播种的时间要比最符合农作时令的时间晚几个星期。既然早播种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为什么农民不早播种呢？当地农民自己给出的解释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播种，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播下的种子很快会被鸟类啄食。于是鲍尔斯问道：“会不会有一大群农民，比如亲属们，曾经共同商定都在同一天提早播种以使损失最小化？”农民回答说：“如果我们知道怎样操作，我们就不会如此贫穷了。”
鲍尔斯用如下博弈来刻画农民之间的关于播种时间的互动决策：
农民乙
早 晚
农民甲 早
晚
这样一个博弈表明：同样的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下，要么实现富足生活，要么遭遇贫困，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历史。早播种可以成为一种均衡，但它不是必定出现的。晚播种也是一个均衡。在历史上偶然出现了某个均衡，最终成为历史；当所有人相信人们会参照过去的选择行动时，这些均衡就成为影响人们行为决策的习俗。但是，当陷入一个低劣均衡的习俗时，人们就只有遭受贫困的折磨，因为任何个人都难以改变习俗，使全部人跳出这个低劣的均衡。
影响人类合作的因素还很多。合作问题，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照汪丁丁教授的说法，它涉及“人类社会何以可能”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但在这样一本粗浅的书中，我们并不试图谈得更多。
掠夺、协调和制度
在多个人的世界中，人们可以享受到交易、分工合作的好处，但也面临着各种问题的挑战。与人合作固然可以增进福利，但是直接从他人那里进行掠夺，未尝不是增进个人福利的有效办法。如果直接的掠夺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合作的好处，人们就会采取战争、强制交易、压迫、抢劫、盗窃、欺骗等公然的或隐含的掠夺行为，而不是合作行为。
在另一些情形下，虽然谈不上谁掠夺谁，但是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着需要协调行动的问题。协调经常可能遭遇失败，尤其是在面临着某些不确定结果的时候。
不过，这些问题似乎并未严重到足以阻止人类社会发展的地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涌现出了产权制度和各种规范。这些制度和规范从长期来看，正是人们相互博弈的结果，但在短期中，它们成为了型构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们的劳动成果，使之免受掠夺，协调了人们在面临冲突时的行为。
一个社会中的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按照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奥利弗？威廉姆森的区分，制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最高层次（也是最基本层次）的制度，是非正式制度。所谓非正式制度，就是不需要依靠第三方强制实施力量（比如法院、警察等国家暴力机构）来实施的制度，比如宗教、社会习俗、社会规范等。其次是正式规则（比如宪法、法律）组成的制度环境，这是正式制度，通常需要第三方暴力机构来强制实施。第三层次则是在博弈层次发生的针对每种交易类型的组织和治理模式，如何选择恰当的组织形式，如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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