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畅销书]经济思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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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难在职业上有更好的发展。有研究发现，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对妇女就业的保护远甚于美国，而欧洲的妇女就业却难于美国，欧洲妇女能够在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比率也远低于美国。又如，政府为了保护工人而制定最低工资，恰恰使得一些边际上的工人求职更加困难。
第一章 经济思维（7）
制度设计需考虑行为互动
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意味着要注意到人们对制度和政策的创造性反应及其后果，应当把关于行为的推理向前更深地推进几层再来理解最终的后果，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单一层次的考虑。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一般大众在思考政策问题时的最大区别。
譬如，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尤其是穷人的医疗费）；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政府负担部分医疗费用将导致医生和医院收费更高，而政府为了承担医疗费用也不得不增加税收。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管制住房租金以便穷人可以租得起房，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租金管制下过低的租金会使得房东吝于房屋维护，长期来看用于出租房的建设投入减少，反而使得穷人更难以租到房屋。一般大众支持对高档娱乐场所征收高额消费税，然后用这笔税收救济穷人，但经济学家却认识到这只会导致富人减少去高档娱乐场所的次数或者寻求替代的娱乐消费（比如到不征此税的城市去消费，或者去消费征税较低的项目），很可能不少高档娱乐场所将关门大吉，结果不但此笔税收难以征到，反而使得原来在高档娱乐场所就业的人们失去工作。
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也许恰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道德的精英所干下的。60多年前，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如此感慨。的确，恶意的“恶法”，很容易被人们反对；但许多善意的“恶法”，却常常被人们从道义上热烈追捧而不知其“恶”。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意味着，从结果上判断政策的好坏比从道义上判断政策的好坏更明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政策所宣称的目的与其实际效果并非水到渠成的关系：出自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并非得到良好结果的充分条件，制度设计必须重视个人行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将其纳入考虑。
其实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开创者）就已经在《道德情操论》中告诫政策制定者：“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人们在决策中关注机会成本
选择与机会成本
有一个男人走到一家金店，要在一枚金戒指上刻上“我爱你一生一世”。金店老板问：“先生，何不在这枚戒指上刻上心爱的人的名字？这样岂不更有纪念意义？”这个男人回答说：“不。要是我们分手了呢，岂不又得重新刻名字？还是一句通用的话比较好。”金店老板惊讶地问道：“先生您是商人？”答曰：“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第一章 经济思维（8）
哦，这又是一个戏谑经济学家的笑话。编造这个笑话的人其实并没有完全了解经济学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会这样做，而且越是懂得经济学的人越不会这样做。【越是懂得经济学的人越不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更懂得“行胜于言”这个道理。在博弈论中，有一个术语叫“承诺行动”，它指的是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只靠嘴巴说说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际行动限制自己的行动空间。具体到这枚戒指的问题上，刻上一句简单的“我爱你一生一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没有限制受赠方的任何行动空间；但是，如果在“我爱你一生一世”之前，刻上了对方的名字，那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赠方的行动空间（其很难把这枚戒指再用于赠送其他人），所以加上戒指受赠方的名字，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承诺行动。如果笑话中那人真的是经济学家，他应该不会不懂得“承诺行动”。】这里给大家讲这个笑话，是因为这个笑话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又一重要思维模式：他们看重得到了什么，却更看重为了得到而放弃了什么。
选择，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就是放弃。只有在备选项唯一的情形下，才不会有任何放弃，因为这个人已经别无选择，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但这样的“不得不”式的选择，又如何能称为“选择”呢，它被称做“被强迫”倒更合适。个人的行为一旦是出于“被强迫”而采取的，那是不会让人感到幸福的。是的，人生的幸福来自人们还能有所选择！但在众多的可选择路径中，选择其中之一，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走上其他路径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确实就意味着放弃。
为了选择而放弃的一切东西，我们称之为机会成本。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术语，顾名思义，就是选择某个东西的同时我们就放弃了选择其他东西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有代价的。要说清这个道理的最好方法还是举例子。
生活中的诸多选择与机会成本
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人们做出选择的场合可谓无处不在。比如现在这个时刻，你可能正在权衡要不要购买这本书。你可以选择买下它，它完全可能给你带来阅读的收获，但却要你付出口袋中的Money；你也可以选择不买它，那你节约下来的Money就可以用于满足其他的需要（比如买一件小饰品送恋人）。那么，这里的书和小饰品就互为机会成本，因为无论你选择哪一样你都丧失了选择另一个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本身是有价值的。
又或者，你已经买下了本书，但现在这个时刻你需要考虑是阅读这本书呢，还是去打篮球来运动健身，抑或把难得挤出来的时间用于睡觉休息？显然，每种选择都有其收益，也有其代价。看书可以助你获得新知，却使你失去了锻炼和休息的机会；打球可以助你提升体质，却使你没有时间阅读和休息；睡觉可以使你得到充足的休息，却牺牲了获得新知和提升体质的机会。
甚至你的选择完全不局限于某一时刻（或时段），而可能在多个时刻（或时段）之间权衡。比如什么时候由接受教育转向就业、什么时候结婚……诸如此类。同样地，总是存在针锋相对的意见：早一点结束教育而找到一份工作，有助于现在赚钱多，但将来收入往往不高；更多地接受教育而更晚就业，有助于将来获得高收入，但却需要在当前忍受钱少的痛苦；早结婚，将来可能发现还有更适合的婚姻对象；晚结婚，又可能面临“一个不如一个”的尴尬局面。实际上，人们总是需要对各种选择的收益和代价进行评估，从而确定最优的选择。
第一章 经济思维（9）
企业和政府的选择与机会成本
与个人一样，企业和政府也会面临各种需要做出选择的场合。企业需要决定雇用多少工人，购买多少资产，生产何种产品以及生产多少，产品如何定价，等等；政府需要厘定其税率，决定其开支水平，确定各种开支的比例，等等。
在这所有的场合，之所以需要企业或政府做出选择，原因在于企业或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企业或政府却总是希望用有限的资源产出最大的效益。于是，有限的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便产生了分配上的冲突。所谓最优的选择，实际上是使资源的利用在各种冲突的用途之间达到令人满意的平衡。
以政府开支为例，可供开支的预算是有限的，若其在军事上投入过多势必意味着在民生上投入较少，而增加民生投入又势必要降低军事开支。这就是许多经济学教科书经常提及的“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例子：大炮以黄油为机会成本，黄油以大炮为机会成本。显然，放弃国家安全是不可行的，而“穷兵黩武”也并不明智，所以政府需要在军事开支（大炮）和民生开支（黄油）这两种冲突的资源用途之间进行恰当的平衡，确定其最优的选择。
事实上，经济学和经济思维在政府开支等决策中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今，没有哪个政府的幕僚机构中会遗漏经济学家。若把个人与政府类比，则经济思维对于个人选择的重要性是否相当于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重要性呢？
应重视机会成本，而不是会计成本
如果说，经济学有什么关键词，那么机会成本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经济学家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对机会成本的警觉。因为只有考虑机会成本，才更有利于做出明智的决策。但是，大多数缺乏经济思维的人，往往关注于会计成本而忽略了机会成本；这不仅不利于人们明智地决策，甚至会让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某些现象充满不解。
中国的劳动力廉价吗？
劳动力丰富且廉价，长期被一些人认为是我国制造产业的竞争优势所在。中国的劳动力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劳动力数量庞大，每个劳动力在其岗位上的机会成本（他进入其他岗位所获得的收益）很低的缘故。若我们站在国内，横向比较各国的劳动力价格，则中国的劳动力的确相当廉价。
但是，倘若我们站在一个跨国公司决策者的角度，我们还会认为中国劳动力廉价吗？我们是否会因为中国劳动力的绝对价格低廉而把制造业务布局在中国？很显然，单凭绝对价格低廉并不足以支持我们把制造业务布局在中国。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放在别的国家。一个恰当的考虑是，我们要看看每一元钱投放到中国和投放到其他国家谁的机会成本更低。单位货币投入的机会成本如何度量？很简单，那就是单位货币在其他用途上的产出，或者说是其他用途上“工人的产出价值/工人的工资”。举个简单的假想例子，假设（哈哈，经济学家习惯的假设行为又来了）：雇用一个德国工人的工资是1000元/月，雇用一个中国工人的工资是500元/月；但德国工人的月产出价值是3000元，中国工人的月产出价值是1000元（因为德国工人的人力资本更高）。容易计算，一元钱投放到德国得到的人工回报率3000/1000=3，其机会成本正是投放到中国的人工回报率 1000/500=2；反过来，投放到中国的单位货币产出机会成本，就恰好是德国的人工回报率3。究竟是谁的劳动力更廉价呢？从绝对价格或者记录在公司账簿上的会计成本来看，我们会发现，雇用同等数量的工人，在中国确实成本更低廉；但从（相对价格的）机会成本角度，即同样的货币支出能够产生的收益（或者单位货币产出）来看，则中国的劳动力反而不廉价。
第一章 经济思维（10）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拉齐尔（E．Lazear）写道：“尽管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但是由于工人劳动生产率也很高，所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反而比墨西哥、日本、韩国和中国都要低。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只有468美元，但中国劳动力成本却是最高的，因为那里的劳动生产率也低。”
明白上述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为我国沿海开放地区所面临的低端制造业陷阱提供一个答案。因为只有在低端的制造业，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和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才没有较显著的差别，考虑相对价格之后，布局在中国对跨国公司来说机会成本是最低的；但在高端制造业，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与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存在巨大差别，考虑相对价格之后，布局在中国对跨国公司来说机会成本将相当高昂。这一认识的现实意义在于，我国沿海地区试图推进产业升级，有必要将培育和积累人力资本纳入政策考虑。
生活中的决策
下面再举三例，来说明考虑机会成本（而不是会计成本）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子，假设你购买了一张电影票花去了50元。这部电影给你带来的愉快享受可以用货币度量，为80元。正当你匆匆赶到电影院门口时，却发现电影票弄丢了。你现在应怎么办？是选择回家，还是选择重新购买一张票进去看电影？（假设看电影的时间机会成本为0，因为你不看电影也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段时间）。
第二个例子，假设你到某地上大学。大学期间学费现值总计5万元、生活费现值5万元，再考虑读书的辛苦，心理效用损失12万元。预期大学毕业后工资收入的现值为100万元；但若你不上大学，便可在该大学附近找到一份工作，所得工资收入现值为80万元。你是否会上大学呢？
第三个例子，你所在的城市有一场明星足球赛，门票的票面价格为500元。你参加了主办方举行的门票抽奖活动，抽中者有权以票面价格购买门票一张。现在请回答如下两个问题：（a）如果你抽得一张门票，但在比赛前有人愿意出价1000元购买你这张门票，你是否会出售？（b）如果你没抽得门票，则在赛前你愿意花1000元去购买一张门票吗？
第一个例子的答案是：你应该去看电影。因为已丢失的50元电影票是沉没成本，无论你选择看与不看，这50元都损失了，因此它应与是否看电影的决策无关。一旦不考虑失去的50元电影票，再花的50元票价和80元享受价值之间如何选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倘若你看了电影，而且你还有一名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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